乾清宫政事机构与制度
在乾清宫被康熙帝改造成一座政寝合一的宫殿后，相应的服务机构也随之建立，位置就在乾清宫东西两庑及东南、西南两庑各间。它们的名称，有些直接反映了机构的功能，有些则较为含糊。本文根据机构所在位置，罗列如下：
日精门北之东庑：从北向南，为御茶房、端凝殿、自鸣钟处；
日精门南之东庑：从北向南，为御药房、祀孔处；
乾清门内东南庑：从西向东，为阿哥茶房、尚书房；
月华门北之西庑：从北向南，为懋勤殿和批本处；
月华门南之西庑：从北向南，为尚乘轿和内奏事处；
乾清门内西南庑：从东向西，为侍卫值房、敬事房和南书房。
上述14个机构中，《国朝宫史》明确记载直接为皇帝理政服务的，有懋勤殿、批本处与内奏事处三个。关于它们的设立与制度分述如下：
（一）懋勤殿与秋谳勾到之制
秋谳勾到之制，是指清代于秋季处理对死刑案件的最终判决。行前需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所谓“三司法”，根据案情及初步意见，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五类，上报朝廷复审，由皇帝最后以“勾”的形式予以裁决，称勾到。这样一个能够最终决定罪犯命运之制度的举行，选择在乾清宫西庑一个南北长不过3间，东西进深仅仅1间的狭窄偏殿懋勤殿中，不能不说与该殿最初的功能及康熙皇帝的行为方式相关。
懋勤殿是距离乾清宫最近的一处理政机构，最初是玄烨少时一座书房。史载：“圣祖仁皇帝冲龄曾读书于此。今为内廷翰林兼直之所。凡图书翰墨之具皆贮焉。每岁秋谳时，刑科覆奏本上，皇上御殿亲阅招册，内阁大学士、学士及刑部堂官面承谕旨于此。”
第一次明确记载康熙帝君臣在懋勤殿处理秋审重犯之事，是在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康熙帝早晨先行御门听政，“午时，上御懋勤殿，召大学士、学士等入，酌定在京秋审情真重犯。命大学士、学士等坐，上取各犯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情罪。上谕曰：人命事关重大，故召尔等入内殿共相商”。这一天共审核了23件命案，费时颇长，康熙帝特别说：“今日事繁时久，尔等可用饭去。随命坐批本房，赐大学士、学士、记注官食并茶。”这段记录不但表明康熙帝第一次在懋勤殿与朝臣商讨秋审事务之繁劳，也表明懋勤殿被玄烨称作“内殿”。
这次在懋勤殿并未解决勾到之事。几天后，“上御内殿。大学士、学士等，捧京师秋审罪犯三覆奏本，面奏请上谕”，康熙帝逐一披阅后说：“人命关系甚重。朕于一切应死人犯，有一线可生之路，即令缓决。饬所司再行研审，此各犯姑缓勾。”很显然，这是一次大臣请皇帝对三司法定秋审案的勾到之事，玄烨决定“缓勾”的地点，就是在被他称作“内殿”的懋勤殿。
第二次在懋勤殿勾到，是两年之后的二十四年十一月丁丑日。这次有一些类似仪式的记录，现摘录如下：“上御懋勤殿。大学士等以处决重囚疏，请上谕。上曰：‘兹事重大，人命所系。虽经廷臣详讯，朕已矜减多人，而情实各犯，苟可生全，姑令缓死。朕与尔等详议之。’赐诸臣坐。御案先设招册，上一一详阅。谕大学士等曰：‘尔等携有招册节略折子，各取出比对。’因命大学士王熙、学士牛钮执笔，于应勾者，先勾于折子内，有拟议未定者，姑点之，俟再议。重犯六十六人，谳词一一览毕。上咨询详慎，至再至三。乃命牛钮、韩菼于御案傍批红。所勾者凡二十有九人。”从前引这两次勾到的记录看，君臣第二次于懋勤殿的讨论，应该是懋勤殿秋谳勾到仪的起始。
此后，直到康熙六十年，清代最重要的官方文书——《清圣祖实录》或《清圣祖起居注》，都再无懋勤殿秋审勾到的记录。我们只能说，懋勤殿办理秋审勾到事，始于康熙朝，而真正将其定为“仪制”，则是到了乾隆朝编纂《国朝宫史》之时。“勾到仪”被列入其书“典礼篇”，与“御门听政仪”、“常日视事仪”等并列为皇帝办理国政大事等之仪：
岁秋谳，九卿会议以闻??懋勤殿太监设宝座，案东向，陈笔砚文具。又设低案一于前，一于右。巳刻，皇帝御懋勤殿，更素服，升座。大学士常服，脱素珠，并由乾清门至墀内。记注官四人由阶左升入殿门，南向立。内阁学士一人捧名单匣，大学士授覆奏本匣，暨刑部尚书由阶右升入殿门。捧黄匣学士折而中，诣前案西面跪。皇帝命大学士一人执笔。大学士承旨启匣，展覆奏本于案。赐坐，大学士等咸一叩坐。内阁学士启匣，以次举名奏请皇帝展阅黄册，大学士等各展奏阅所携手折，详酌宥否。其予勾者，大学士举硃笔加勾。既毕，内阁学士敛名折于匣，大学士捧勾到覆奏本于匣，偕众退。皇帝退便殿。红本处收黄册，大学士以勾到本授红本处批发。
从《国朝宫史》中“勾到仪”步骤看，“巳刻，皇帝御懋勤殿”、“由大学士执笔”、“赐坐”、与大臣手携折子比对等，确实源自康熙二十四年那次懋勤殿勾到的过程。而“勾到仪”中的一个细节：“懋勤殿太监设宝座，案东向”，这一违反皇帝常规“南面”的做法，与懋勤殿最初为皇帝的书房直接相关。尽管没有史料记载书房懋勤殿的陈设，但鉴于它是门窗俱东向的西房，且空间狭小，皇帝晨起在此读书写字，必会将书案面对光线好的东方。勾到仪中“案东向”也是继承了玄烨书房的布局。
（二）批本处与红本批发制度
与懋勤殿南侧相毗的是批本处。从上述康熙帝处理秋审勾到之事可以看出，硃笔勾后的折子要有相关机构进一步处理，这就必须设立一个处理皇帝已批之文本的机构，即批本处。它的另一个名称为红本处，也称“红本房”，《大清会典则例》称：“内廷批本处曰红本房”，玄烨视这一机构为机枢重地，题匾曰“慎几微”。它的职能，为“掌批本”，具体操作是：“本章进呈发下后，批本处照钦定清字签，用红笔批于本面。进本，司其收发。每日进本，由满票签处中书恭奉本函（作者按：“票签”指内阁用小票为皇帝草拟之对奏章所批意见，并用小票书写后贴于奏章之上），赴乾清门交批本处中书恭收；即将应下之本，交满票签处中书恭收。遇有改签及折本，皆存记档案，按日交发。”批本处的成员包括，“额设满洲翰林院官一人，于翰詹内开列简放。中书七人，由大学士于满洲中书内拟定正陪，引见补授”。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批本处成员全部为满人，凸显批本处“机宜慎密”的特点；第二，批本处对朝臣奏章及红本的批发，并非单独掌控，而是与内阁负责奏本的机构统筹运行。
清内阁下一级机构“办理本章，分五所”，即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本房、满票签处与汉票签处，其职能为：满本房，负责缮写清字，校正清文；汉本房，负责将清文翻汉文；蒙古本房，负责翻译外藩奏章；满票签处负责将其译成满文；汉票签处，负责将满文票签译成汉文，并记载谕旨等。
关于奏章的批发过程，各部院与各直省还有所差别。各部院的本章，须用满汉文同时写就，先由上奏之衙门委官送抵内阁，再由大学士票拟内容，然后发票签处书写票签，再后才得进呈。而各直省上奏的本章，仅以汉文书写，是由通政使司送抵内阁，由汉本房翻译，满本房誊写校对，若无错讹，再由大学士票拟内容，由票签处书写小签，才能进呈。
那么，批本处设置于何时呢？史料表明，最早记录与批本处相关之事是康熙六年。是年七月，鳌拜整肃其政敌苏克萨哈时，在为苏克萨哈所列“罪十八”中，就提到“批本处”。说大臣卓灵阿是罪人之子，当年被世祖皇帝清出内院，但苏克萨哈却将卓灵阿“从内院取至批本处所”。这一年，正是玄烨亲政，始行御门听政之年。据前文所揭，玄烨在结束御门听政后，一般是回到懋勤殿，或与文学侍从议论诗文，或与大学士进一步商讨国政。而批本处不仅与懋勤殿南北相毗，且所用太监也都是一体管理：“懋勤殿兼本房，首领（太监）二名，俱七品执守侍，太监十名??专司侍候宸翰及收掌文房书籍、笔墨物件，登载内起居注，御前坐更等事。”这更突显了批本处与懋勤殿的密切关系。综合这些记载，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正是由于康熙六年始行御门听政，且在听政后康熙皇帝又回懋勤殿办理政务，才导致在懋勤殿南侧建立了批本处。
批本处经手的本章成千上万，出现遗失或损伤难以避免。康熙六年就制定了“遗失科抄者，罚俸两月”的制度。或许是惩罚力度不够，此类事件还是间或出现，康熙十七年，又制定了更为严厉的“遗失红本者，降一级留任”制度。这一年，针对批本处与内阁出现提前泄漏奉旨之事，还制定了“凡奉旨事件，未到部之先，即行抄报知者，将报之人交部治罪。该科给事中罚俸六月”。随着时间推移，竟有官员将朝廷所颁诰命或勅谕，作为典当的质押物，这令玄烨十分愤怒，“二十五年议准，官员将诰勅质当者，革职”！虽加大了惩罚力度，但本章在传递中发生问题之事却很难杜绝。故乾隆帝初政不久，就制定了相互制衡的制度：“本章出入，关系重大，防微杜渐，不可不慎。嗣后凡有应发本章，批本处未发，内阁即奏闻。内阁未发，部院即奏闻，不必转相询问。庶将来朦溷迟延之弊，可以永杜矣。”从这条上谕也可看出，批本处、内阁延误或漏发本章的情况，确实时有发生。
（三）内奏事处与大臣奏事制度
与批本处隔月华门相对的，为内奏事房。《国朝宫史》述其功能曰：“每日内外臣工所进奏章，由外奏事诸臣接入，于此处交内奏事进呈。得旨后，仍由此交出。”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奏章先交“外奏事诸臣”，再递交“内奏事”后进呈。的确，同书中还载有“奏事处”一条：“奏事处，不设首领，属四执事首领管。”所谓“四执事首领”，即掌管冠袍履带的乾清宫东庑之端凝殿首领。这表明，除“内奏事房”外，还存在一个“奏事处”。由于这涉及奏章的呈递程序，有必要辨别一下此二者是两个机构还是同一机构。
机构的要素，除功能外，最主要的是办公场所（清称“值房”）与人事构成。先看值房。内奏事房的值房所在十分明确，月华门南三间即是。那么奏事处呢？乾清宫东西两庑及东南庑、西南庑均无其处所（见上文）。作为在御门听政时承接奏章的机构，它绝不可能远离皇帝的理政中心。乾清门外东西两侧，南向面对的庐舍，“东为宗室王公奏事待漏之所，西为满汉军机章京直舍”。显然，承接奏章的奏事处值房，不可能与上奏者之“待漏之所”混为一处。可以认定，奏事处无值房。
再看人事构成。奏事处是个承接奏章的机构，在清廷机关中，却被划归为“武职衙门”，“为御前大臣所辖，则隶于侍卫处是也”。“侍卫处”，顾名思义，是扈卫皇帝的机构，其成员“选上三旗满洲、蒙古子弟之能者为侍卫”，即最为皇帝信任者为之。奏事处成员，由侍卫一人与章京六人构成。其侍卫，由“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内特简”而定，足见其地位之重要；章京六人中，四人“以内务府司员兼充”，另外二人，则是“各部院司员兼充”，其职能是“掌接清字汉字之奏折”。奏事处还有一类成员，即使役的太监：“奏事处。不设首领，属四执事首领管。太监十八名：内奏事太监四名??随侍太监二名、记档太监四名??使领太监八名??专司传谕旨，引带召对人员。”
既然奏事处无值房，这十八名太监何以安置？从奏事处不单设首领太监，而属四执事太监一体管理看，它与前述批本处不单设首领太监，而与懋勤殿太监一体管理的方式是一致的。显见，奏事处应在乾清宫院内。鉴于清官文书在书写时，有时出现省略情况，如称“批本处”为“本房”、“本处”，《国朝宫史》中“奏事处”或为简称，实即“内奏事房”。
由此可判定，清官文书中所谓的“奏事处”，与“内奏事房”实为一体的两个名称，而非两个机构。朝臣奏章的传递程序，即先由奏事处的章京接折，送入内奏事房，再由内奏事太监送至批本处。月华门南的三间内奏事房，绝不可能是为18名太监入值提供，因为翰林入值的南书房也不过三间。而奏事处身居要职的一位侍卫与六位章京，必须要有相应的值房，他们与奏事处的18位太监，分享三间内奏事房，应该够用了。
这个承载着每天将部院大臣奏章上呈皇帝的机构为何年所建，目前因未见史料确载，尚无从判定，但最迟在雍正年间已经设立。雍正二年七月，胤禛担心有人在宣达上谕时会出错，在向内阁颁发的谕旨中提到奏事处，曰：“嗣后转传谕上谕之人，各令缮录一通，用印；交与奏事人等记档。如系无印之人，则各用本人图记。于每月奏事处一并缮录汇奏。”
清代奏事制度，因清帝各人的理政方式不同而差异甚大。康熙朝皇帝多是乾清门御门听政，部院大臣奏事，一般是持折“面奏”。《起居注》中曾有康熙皇帝因奉太皇太后与皇太后避暑瀛台，无暇御门听政时，明确要求“各部院奏章俱交内阁转奏”的记录。其中一个“转”字，表明各部院大臣上奏，是各自持折面奏。至三十二年，情况依旧如此。这年十二月，玄烨以部院大臣中有年迈者每日入朝太辛苦为由，下令“自后，年六旬以外大臣，令其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至折本内遇紧要事，朕有上谕传进，尔等方来请上谕，若无朕上谕，尔等将折本汇齐，亦间二三日一来启奏。”大臣们遂提出可将奏折交送内阁：“臣等敢请每日奏章，交送内阁，皇上隔三四日御门一次。听理引见人员与绿头牌启奏诸事。”这说明，直到这时大臣上奏仍各自持折，尚未形成前述批本处一节中所述，奏折需由内阁五所经批本处再呈奏的制度。奏事时，大臣需先向内奏事处递交绿头签，即写明奏事者身份姓名的牌签，以便皇帝明了此折为何人启奏。上述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的君臣对话表明，绿头签制最晚于康熙朝就已建立了。
随着雍正帝将理政中心迁入养心殿，设立军机处，清帝理政方式逐渐定型，奏事制度也逐渐健全。据嘉庆朝文献载，奏折是拂晓时分在乾清门递呈。乾清门会在“寅正”即黎明4点开启，开门前，奏事处的章京早就“豫俟于门外，门启，乃接折”。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均需存放于黄色折匣内，若所奏内容为机密之事，黄匣处还需加封。而外省的奏折，“皆固封加贴印花，外加夹板”。
世代居住京城的光绪朝举人震钧，对奏事制度有生动的记录。兹抄录入下，或有助于我们对清廷奏事之制有更感性的了解：
内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正，部院各以笔帖式持折，至东华门外少候。门启，随奏事官以入，至景运门内九卿群房，以折匣及本衙门印片一纸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于簿。少顷，乾清门启，奉之以入，至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以达御览。时不过丑正也。乾清门石栏上置白纱灯一，递事者以此灯为表缀，若灯移至阶上，则事下不久矣。少顷，奏事官徐奉而出，高呼曰接事！则群集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门，则某衙门人前，奏事官手付口传，曰依议，曰知道了，曰接事，曰另有旨。
“时不过丑正”，即午夜两点，远超嘉庆朝的递折时间了，早得有些违背常理。震钧的描述，让我们对光绪时期奏事制度有了新的了解。其背后或有更多隐秘，因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笔者将另行探讨。
建筑功能转换与制度变迁背后的动力
上文我们讨论了乾清宫功能变化的过程，也讨论了功能变化所导致的御门听政等制度的确立，及懋勤殿、批本处、内奏事房的设立。下面，进一步讨论乾清宫功能变化的动力、变化与执行者的关系、变化对清代宫廷制度产生的影响。
“御门”地点的选择，可以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的一个视角。
上文已述，御门听政是清入关后采取“清承明制”的产物。按此逻辑，清代御门听政亦应属常朝仪并安排在太和门。而且，太和殿已修葺完毕，具备了理政条件，康熙帝正是先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才于乾清门行御门听政之制，《清圣祖实录》记载：“上躬亲大政。御太和殿??是日，御乾清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显然，清代的御门听政并非完全承袭明制。在清制中，此制位列宫廷仪典而非朝政大典。
既然太和殿已具备了理政功能，为什么“听政”之处，既非太和殿，亦非玄烨彼时的寝宫称“清宁宫”的保和殿？反而选择了两年后才会入住的内廷乾清宫之乾清门？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我们可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康熙六年时，宫廷大事的实际决策者，除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外，最重要是太皇太后，她经历了太祖、太宗、顺治与康熙四朝；太宗朝17年盛京宫廷的变化，对彼时身为永福宫庄妃的太皇太后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
天聪十年，皇太极称帝后，“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位于清宁宫正南的崇政殿，从此成为皇太极常居之处。从名称上看，崇政殿为“正殿”，当年为太祖所建之笃恭殿（即大政殿）为“大殿”，可见两者是有区别的。从功能上看，两者差别亦颇大。笃恭殿是举行更为正规礼仪或重大军务之地，如皇太极称帝上尊号、“颁诏大赦”、凯旋献获等。
但崇政殿的功能却是多元的；有接受朝贺，如“崇德二年闰四月癸卯宴朝鲜国王子李浧、李淏。上御崇政殿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左右分列，浧、淏行礼毕，召进殿内”；有处理与蒙古各部落关系之政务，如“崇德三年七月，和硕额驸额尔克戴青偕巴图鲁詹，与妓狎，解朝带与之，巴图鲁詹呈首。下法司鞫之，皆实。额尔克戴青应革职，以别子承袭，与和硕公主离居，不许侍上左右，仍罚银一百两。奏闻，上命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及承政，于崇政殿会议。议如前”；也有处理纯粹家务之事；如“崇德四年正月，上御崇政殿，偕皇后、关雎宫宸妃、麟趾宫贵妃、永福宫庄妃，以戚属礼，召科尔沁国和硕福妃及次妃，赐大宴于殿中”等等。
崇政殿这一功能多元的性质，使其成为皇太极时期的核心宫殿。它在盛京皇宫中的建筑布局，与紫禁城中坤宁宫与乾清宫的布局极为相似：崇政殿建于皇后的清宁宫之南，中间有座凤凰楼；而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也有座建筑交泰殿。可以想见，曾目睹过崇政殿兴盛之景的太皇太后，自然也会希望乾清宫重现当年崇政殿之况，就如她把明朝的坤宁宫改造成盛京的清宁宫一般。这一决定，不会遭到一贯推行前朝旧制的四位辅臣的反对。
乾清宫被改造成一座如盛京崇政殿般的政寝合一宫殿，其规划，至少是在玄烨冲龄即位时就已确定。而听政之处选在内廷乾清门，则是皇帝在乾清宫理政的一种延展。由此可看出，满洲传统是乾清宫功能改变的主要动力。
乾清宫各政事制度确立，其背后满洲传统文化上的动力，还可从顺治帝死于养心殿，却在乾清宫举行丧仪这一角度分析。
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八年八月九日崩逝于清宁宫，第二天，大臣们“迎梓宫，奉安于崇政殿”，并于一年后行升化与捡殓礼。福临丧仪因袭皇太极。所谓“升化”与“捡殓”，实为遗体火化与骨骸收捡。这是满族人入关前的丧葬方式。乾隆更改丧仪时，下令严禁火化。由此可以看出，清初满洲固有习俗，对紫禁城建筑功能制度的影响何等深刻。
除此而外，乾清宫功能的改变，也还有康熙皇帝个性上的原因。这在懋勤殿秋谳勾到仪的确立中体现得十分清晰。
懋勤殿最初是康熙少时书房，而当时，他是以清宁宫即保和殿为寝宫的。玄烨每天从颇远的清宁宫到懋勤殿读书，至少会有三个原因：其一，他应知道清宁宫不会久居，将来定会以乾清宫为寢宫；其二，他具有乐于读书的天性；其三，懋勤殿适合读书。第一点前文已述，第二点关于“天性”，玄烨自己是这样说的：“朕自冲龄，耽性学问??有闲则书册翰墨，之外无他嗜好。”《乾清宫读书记》所述应不是虚妄之言。第三点，懋勤殿适合读书。关于懋勤殿的室内布局，几乎未见记载。惟《起居注》中一则提到懋勤殿内有“南暖阁”：“记注官常书、乔莱诣乾清门。先撤御馔赐食，未几，召至懋勤殿之南暖阁，大学士等以折本请旨。”从这条记录可以看出，懋勤殿内有“南暖阁”（由于宫中暖阁一般对称而建，或亦有北暖阁），且皇帝坐于暖阁内。南北狭长的三间懋勤殿内建有暖阁，作为书房，相比高大空旷的乾清宫，应更适合年幼的玄烨读书。
从前述秋谳勾到仪的确立过程可以看出，康熙帝与诸臣在懋勤殿讨论政务，就是他与日讲官在懋勤殿读经论典的延续。
至于批本处与内奏事房这两个有类今天机要秘书处的机构设置，就完全是伴随康熙皇帝理政地点而生。可以说，几十年后雍正皇帝在距养心殿最近的内右门旁设军机处，正是承袭了康熙皇帝首创的将政事类机构设于寝宫之侧的做法。
乾清宫功能的转变，不仅影响了清廷相应机构与制度的设置，还直接影响到宫内外相应人员的活动方式，如外臣可以进入内廷。按照规定，每日奏事入宫的官员，“御前侍卫处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乾清门行走、奏事处奏蒙古事处批本处军机处章京、南书房翰林、尚书房师付、谙达、哈哈珠子、太医院堂官、御医，俱由乾清门出入。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造办处员外郞、笔帖式、茶膳房额设膳章京五人、侍卫四人、拜唐阿十人，茶章京四人、侍卫二人、拜唐阿六人、厨役三人，俱由内右门出入”。即使我们不去细数，仅就清官文书中所罗列的各类官员及使役人员，就可以想见当年乾清门与内右门以内，每日有多少外官在其中活动！
乾隆皇帝也曾明确说过：“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中外阻绝，判若天人??我列祖勤政亲贤，乾纲独揽。朕恪承丕绪，罔或敢怠。自朝以至日中，视事者十数刻，召对廷臣者十数刻，披阅本章者十数刻。若乾清宫、若弘德殿、若养心殿，皆大内禁廷，大学士、九卿日间迹其间，咨询延访；外至末僚微弁、外藩远使，人人举得进见。”
这种为数众多的外朝官员进入内廷情况，在明朝是不会出现的，难怪清初官员称乾清宫大宴群臣为“异数”。但是，这在清代中前期则不存在任何障碍，突显了满洲对儒家男女有别、内外有差观念的漠视。从深层次来说，这种漠视，则是后金时期满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所致。采集捕猎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要妇女大量参与，而兵民合一的八旗制，也使满洲妇女需不断随军迁移，从而逐渐形成满洲妇女的地位要远高于汉人妇女的状况，由此也影响了清朝的理政方式。
综上所述，乾清宫功能变化的动力，最重要的来自满洲固有的习俗，而执行者如太皇太后、康熙皇帝等人的生活习俗、个人理念与性格，更进一步推进了它的变化，由此形成了影响清廷二百年的理政制度及人员活动方式。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2期，原题为《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下）》，作者刘潞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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