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当韩国和网飞在2月播放这部因一种名为生死草的草药能够令死人起死回生,变成丧尸,导致病毒迅速传染而威胁到整个李氏朝鲜的虚构故事时,它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第二季在近期播放时,真实世界所遭遇到的病毒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个丧尸加古装的故事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不由令人感慨万千。
《王国》(韩剧剧名《??》即为英文“Kingdom”的音译)的第一季中埋伏了许多值得讨论的细节,除了两种不同类型故事的混搭,最主要的是编剧们还在这个故事中添加了许多更颇有深意的情节。诸如海源赵氏为了在皇帝死后抓住权力,而利用生死草复活皇帝,使其变成第一具丧尸,而病毒又由他传染开来。这一看似无心的隐喻背后所体现的,难道不正是对于权力的欲望才是真正且最致命的病毒,为此曾经宣誓为百姓谋福祉的赵氏不惜以可能威胁整个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在这里,病毒和权力作为一组隐喻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王国》中最精彩的明暗两条线索的交错和发展。
因为第二季紧接着第一季的故事发展,所以两条线在继续推进的同时,也遭遇了疲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一季中围绕着权力这一“病毒”所展现出的整体阴暗、可怕和权谋的氛围,反而变成了一个我们十分常见的“惩恶扬善”的故事模式。但即使如此,伴随着医女对病毒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发现其所揭露出的关于权力的模样也就越来越完整。
例如当世子面对士兵解释为什么会丧尸遍地,威胁百姓时,他说的是:“是海源赵氏一伙人的贪欲,造成了这场可怕的瘟疫”。一方面,事实确实如此,是赵氏的行为造成了病毒传播;但另一方面,它难道不同样是一个一语双关的句子吗?海源赵氏的权力贪欲——“病毒”——造成了百姓遭殃,国家动乱。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她发现自古以来在人们对于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见摸不着,且往往了解有限的病毒、疾病(瘟疫)等的解释和描述中,总是掺入了浓烈的隐喻色彩,从而使得前者经常和我们所熟悉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对病毒和疾病作“战争式”的隐喻,一系列战争话语和词汇被用于对病毒和疾病的对抗。从而出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病毒攻击人体”、“战胜疾病”、“打赢这场瘟疫大战”……
在《王国》中,这一点不仅被直接表现出来——不可见的病毒化成可见的丧尸,需要被砍杀;而且在其中又渗入了宫廷权谋斗争。
权力和病毒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分享着隐喻的话语和联系。在《王国》中,故事背景设置在韩国传统的李氏王朝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帝王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阶段,正如中国明清时代的君主专制权威大大增强。因此,当原本能够压制海源赵氏一家独大的皇帝薨逝,前者也便成为李氏王朝最大的权力者,从而他一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也便会直接影响整个国家。这一过程不正是与人们最熟悉的瘟疫的蔓延模式十分相似?
因此当医女最终发现造成丧尸的原因是因为寄居在生死草上的虫卵所致时,世子感慨道:“原来只是因为这小虫,夺走无数人性命,使庆尚天翻地覆。动摇这个国家王室的,就是这区区一条小虫”。对于朝鲜王室而言,海源赵氏也不正是这“区区一条小虫”?但他却能掀起巨浪。作为病毒的小虫依靠的是对人脑袋的控制,而作为人的“小虫”——海源赵氏——则是利用权力这一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真实存在的东西在控制着人们。
美国科学史家唐娜·哈拉维在其关于现代科学话语及其历史是如何建构和展开的研究中(《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指出,看似“科学”的自然科学其实同样会受到人类既有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在对其看似客观描述的背后隐藏着种种观念。如果结合苏珊·桑塔格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也正是通过这些手段,人们才会知道原本存在于自然界和动植物中的各种不可肉眼所见的病毒与细菌,才能在人类社会显现。在《王国》中,病毒是通过两种方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一是对其的传统想象,即病毒会把人变成传染源,带着某种嗜血和可怕的死亡气息;除此之外,则是通过权谋之争来展现。它不仅仅只存在于海源赵氏和世子之间,还存在于海源赵氏内部的父女之间。并且当作为中殿娘娘的女儿最终以毒杀死父亲时,“权力之病毒”的危害性便被进一步强化。
而最有趣的是,因为故事的特定背景,所以也就导致这一关于“权力病毒”的清除并不能真正地实现,所以伴随着宫廷内的丧尸被屠尽,且暂时找到了逼出病毒的方法,人们以为瘟疫就此结束了。但最终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关于产生病毒的生死草,还是宫廷内的权谋斗争,都远远没有结束。
这两点或许都难以避免。就如科学家所告诉我们的,病毒和细菌始终和人类共生共存,甚至可能比人类的历史更悠久,所以每一次因病毒或细菌造成的瘟疫最终都只是阶段性地被暂时阻止了,即人们找出了对其的抗体。但还有千千万万种人类未知的病毒和细菌存在我们周围,只需要一个契机,便会进入人类之中,造成新的破坏,甚至引起大面积的传染。而“权力病毒”同样难以清除,虽然世子最终选择放弃王位而继续在外追查生死草的来源,但在剧的最后,当曾经被咬而未感染的小皇帝手臂上再次出现病毒虫的时候,我们发现,新一轮的丧尸已经在被制造中。
而这一被制造的始终不仅仅只是病毒,在《王国》中反复都在强调制造这一病毒的其实是人。正如中殿娘娘所言和最终所为的,她也希望能够利用丧尸来保护自己的权力,从而导致整个皇宫中的人们都未能幸免于难。所以,来自自然界的病毒是可以被治愈,但难以阻止甚至预防的是人心和权力的“病毒”。在剧的最后,伴随着关于生死草的利用可能是有人有心为之,所以它其实是彻底否定了病毒来源于自然,而是有心人的制造。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说,《王国》与其在讲述一个因病毒传染而开始抗击丧尸的故事,不如说它始终在探讨的都是为了权力或是其他私人目的的个体(或组织)通过对病毒的利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或是破坏特定的规则与秩序。
因此当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撰文批评意大利政府因此次新冠疫情而启动例外状态时,他指出了可能由此导致政府干预甚至威胁个体的基本权利,以及由此获得原本不应该属于它的权力,从而把例外状态塑造成一种日常状态,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这也不正是我们在《王国》第一季所看到的故事?海源赵氏以防止病毒扩散为由启动紧急状态,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并且由此追杀可能威胁到他们权力的世子。在《V字仇杀队》中,为了和平安定,百姓和政府交换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他们的沉默。而在其中,也同样充满了病毒和瘟疫的隐喻。
这便是“疾病的隐喻”中所存在的问题,即原本只属于科学和医学上的病毒或细菌感染,通过对其的隐喻化处理和建构,形成了一种十分常见的例外状态,或是典型的“战争模式”,从而根据这两种特殊的状态开始对社会、个体和人群进行划分与区隔,从而出现了我们都熟悉的“敌我”对抗(意识)。于是各种偏见、歧视和打压便随之出现,从而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当这些层层叠叠的隐喻覆盖在病毒上时,我们便会忽略对它直接且清晰的关注,即作为医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而非一种社会性的隐喻喻体。因为这些隐喻一旦与原本就存在于社会与历史文化中的其他因素相连接,便往往会导致新的排斥行为和污名化。
在《王国》最后,人们似乎并未真正地反思七年前的瘟疫背后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所展现出的真实的问题,因此只把它当作一些人的狼子野心或是不小心的行为导致的一时的瘟疫爆发,这一肤浅的认识和掩盖问题,也就为其后接连不断的“瘟疫”埋下了伏笔。就如上文所说,病毒和细菌是可以被治愈的,但人心的“病毒”却往往很难治愈,从而为了减少它的破坏而总是需要相应的制约。但对这个故事中的李氏朝廷而言,这正是最难做到的,因为伴随着皇帝君临天下,说一不二时,便会出现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指出的问题:帝王“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以满足他的“一己之私”。
科学和病毒学告诉我们,人类对于自身行为的制约以及对于野生世界的尊重,是阻止病毒传染的一个重要预防手段;那么对于人性之欲望和对于权力病毒的念兹在兹,也自然需要相应的制约来对其进行规训。在《王国》中的世子似乎便被塑造成这样面对王权而能转身之人,但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所以我们才会需要更为完善的制度设计和保障。而这大约远远超出了剧中的李氏朝鲜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