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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锋:白太守的苏州一年(下)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拣完贡橘,时节进入冬季,宝历元年也在白太守今日宴西楼明日卧北亭的岁月静好中悄然流逝。年底收官封印,府舍中的本籍吏员一个个都回家过年了,单身赴任的白太守一下子就闲了下来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拣完贡橘,时节进入冬季,宝历元年也在白太守今日宴西楼明日卧北亭的岁月静好中悄然流逝。年底收官封印,府舍中的本籍吏员一个个都回家过年了,单身赴任的白太守一下子就闲了下来,但周判官应该就在身边,带着几个随从安排着太守的年假生活。

初老的太守自有其难言的苦恼。虽然自己尚觉未老,但周遭的年轻一辈已将你视为长者、老者,自己也碍于身份,难以真心结交。白太守在《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诗中透露了这种心情,“少年宾旅非吾辈,晚岁簪缨束我身。酒散更无同宿客,诗成长作独吟人”,以至于“官高年长少情亲”。宝历二年的正月,白太守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度过的。

宝历二年正月初一(公元826年2月11日),万户歇业,白太守无处可去。正月初二,亲友之间开始拜年,白太守单身赴任,寓居郡斋,孤家寡人,除了象征性地接受些新年贺辞外,别无它事。正月初三,百无聊赖的白太守出门闲逛了。对诗文奇才的白太守而言,周遭事事事能入诗,就在穿巷过桥的不经意间,吟出了《正月三日闲行》七言一首: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这是一首最能让人感受到苏州意象的唐诗。

唐代的苏州刺史衙门,范围大致东起今公园路,西至今锦帆路,北至今草桥弄,南至今十梓街,今苏州体育场和苏州公园(大公园)是其旧址。刺史衙门的正门在十梓街五卅路口,直对平桥直街,往南便是乌鹊桥路,南端就是横跨在乌鹊河上的乌鹊桥。这一点没有疑问。白太守也自注“乌鹊”为河名。

红线内部区域为唐代苏州刺史衙门大致范围,改绘自百度地图

接下来是“黄鹂巷”。“黄鹂”,白太守自注曰“坊名”。但当时苏州是否有黄鹂坊,这是个未知数。传为唐人陆广微撰述的《吴地记》中虽然列有“黄鹂”一坊,但已被视为“古坊”。后世苏州地方志提到“黄鹂坊”,也多是依据白太守诗句而来。但不管怎么说,吴郡苏州曾经有过“黄鹂坊”,白太守也许只是为了与现实中的“乌鹊河”对仗,才选择了历史上的“黄鹂坊”。南宋刻成的《平江图》上,在今景德路与汤家巷、吴趋坊交界处刻有“黄牛坊桥”。这座桥,到清代的《姑苏繁华图》中已经变成了“黄鹂坊桥”。但黄鹂坊桥附近是否就是古黄鹂坊,是否就是白太守印象中的“黄鹂巷口”,这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姑苏繁华图》局部描绘了新郎新娘拜堂的场景,有学者认为此场景发生的地点即为黄鹂坊桥附近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正是江南正月时节的实情。“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历史上苏州城内河道之多,只要看一眼《平江图》便可知晓,不是两街夹一河就是前街后河,而今天苏州城区的河道已不足唐宋时期的五分之一。有这么多的河道,必定就有无数的桥梁。“红栏三百九十桥”,白太守自注曰:“苏之官桥大数。”宋人杨备诗称“画桥四百”,洪武《苏州府志》引前人称桥有“三百六十”,其实,到底有多少桥,谁也说不清楚。

《平江图》拓片,苏州碑刻博物馆藏,图自苏州碑刻博物馆官网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红栏三百九十桥”一句中的“红栏”。红栏,顾名思义是朱红色的栏杆,可以想见,白太守时代苏州的桥梁都是木桥,因为木桥才能配“红栏”。桥梁不仅是木质的,而且为了行舟,绝大多数桥梁都是拱桥。拱桥不便于行人,尤其不便于官员大轿的通行,因此官府衙门前的桥往往建成平桥,桥名也叫平桥。所以,唐宋苏州衙门前的桥就叫“平桥”,今平桥直街的街名即源于此。当时苏州有两个附郭县,吴县在西,长洲县在东。吴县衙前的桥叫“小平桥”,旧址在今道前街、新春巷路口东北,今已废。长洲县衙前的县前桥,在今玄妙观东北洙泗巷偏东,因桥平不通舟,当时有“长洲县前,难过”的谚语。因此,可以想象,白太守在正月初三这一天“闲行”时,跨过了一座又一座的红栏木拱桥。

唐代的红栏木拱桥,到了宋代为之一变。北宋吴县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桥梁》一目中有这样的记述:“吴郡昔多桥梁,自白乐天诗尝云‘红栏三百九十桥’矣,其名已载《图经》。逮今增建者益多,皆叠石甃甓,共奇致密,不复用红栏矣。”也就是说,到了宋代,苏州的桥梁逐渐改成了石拱桥(当然,衙前的石桥依然是平桥)。今天苏州城区留下的宋桥可能只有道前街东段的金狮桥(旧名经史桥)了,但已改成了平桥。江南的宋代桥梁多用灰白色石灰岩条石砌就,与明代以后用黄石条的做法趣旨相异。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风逐渐离我们远去(日本国尚保存着许多唐风做法),宋代形成的社会习俗深深地影响到我们今天。

乘鱼桥,在今苏州乐桥东约两三百米的干将路上。唐人陆广微《吴地记》中有桥名的传说记载;明人高启亦有《乘鱼桥》诗,一作“乘鲤桥”。图:作者自摄

白太守的苏州年过得很寂寥,但《正月初三闲行》给我们留下的唐代苏州风情,成为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的风景线。

“襦裤无一片,甘棠无一枝”

新年过后的白太守过得应该也不顺利。在开春不久“东风落尽梅”的时节便因坠马伤了腰腿,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尝了“吴樱桃”、“春尽劝客酒”、“六月三日夜闻蝉”后,便患上了眼病,为此再请长假100天。

休假期间,白太守写下了《眼病二首》,在此后的《重咏》诗中吟到:“日觉双眸暗,年惊两鬓苍。病应无处避,老更不宜忙。徇俗心情少,休官道理长。今秋归去定,何必重思量。”透露出了隐退的想法,并且意识到秋天即能解任北归。

长假结束时,写下了《百日假满》,“心中久有归田计,身上都无济世才。长告初从百日满,故乡元约一年回。马辞辕下头高举,鹤出笼中翅大开。但拂衣行莫回头,的无官职趁人来。”原来,一年便回是与故乡的约束。

病中的白太守可以不上班。在《晚起》诗中咏道:“卧听冬冬衙鼓声,起迟睡足长心情。”然而,这似乎不妨碍太守的日常游宴,“闲上篮舆乘兴出,醉回花舫信风行”。每月定例的虎丘山寺不用说,松江、震泽、灵岩山,都去了。

虎丘塔

白太守在苏州的一年里,还有件最重要的事,这就是思念时在越州刺史任上的元稹。

元稹字微之,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九,所以白太守诗中出现的“微之”“元九”,指的都是元稹。元稹从小聪明过人,15岁即登明经第。贞元十九年(803年),24岁的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元和元年(806年),两人再次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一科当年共取10人,元稹名列第一,白居易排在其后。白居易虽然长元稹8岁,但作为同科进士,才识相当,两人成为挚(基)友。在文学史上,两人并驾齐驱,后人称其为“元白”。

两人之间的唱和由来已久,即使分处异地,也经常邮筒传诗。元稹出使东川,白居易与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间想念元稹,即刻写下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当日到梁州。”而同时元稹也在思念着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写下了《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当年元稹移通州,白居易贬江州,虽通、江地邈,但二人之间来往赠答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两人之间的唱和诗非常多,以至于白太守有诗写道:“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

白太守对元九的思念并未随着宦途和年齿而消减。几年前,白太守刺杭州,元九刺越州(今绍兴),两州只隔着一条浙江,唱和自然频繁,手下随从为两人来回奔走,传诗递简,白太守在《秋寄微之十二韵》中注云:“比在杭州,两浙唱和诗赠答,于筒中递来往。”

白太守刺苏,元九还在越州任上,虽然中间隔了个杭州,但相距不远,两人之间依然雁鱼不断。泛太湖,拣贡橘,想到了元九,写《泛太湖书事寄微之》;闲来无事思念元九,写《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年底了,想念元九,写《岁暮寄微之三首》;元九郡中建了新楼,写《酬微之开拆新楼初毕相报末联见戏之作》;九月八日接到罢郡的通知,次日写《九日寄微之》;离别苏州之际,写《留别微之》。等等,不遑枚举。

总之,与元九的交往唱和,为白太守无聊的宦涯增添了些许欢乐。

唐代的苏州、杭州与越州,图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

终于,等来了罢郡的通知。据《河亭晴望》诗“郡静官初罢,乡遥信未回。明朝是重九,谁劝菊花杯”题下自注是九月八日,次日便是重阳。又写《喜罢郡》,表达了离职的喜悦,“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至于“官职”是否真是“泥沙”,白太守自己心里最清楚。

经过两旬的准备,白太守终于要启程了。宝历二年(826年)十月初,船发苏州,数日后,与刘禹锡相遇于长江北岸的扬子津,结伴游扬州、楚州(今淮安),经荥阳返回洛阳履道坊家中已经次年的初春。

白太守在苏州刺史任上仅一年有余,并没有到届满换岗之时,何至请百日长假而亟亟去官?这与朝廷宰相权力的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以后,险谲多端,务偿好恶的李逢吉成为当事宰相,排挤名臣裴度,结交宦官王守澄,成为“牛李党争”中“牛党”的代表人物。宝历二年(826年),裴度复入知政事,成为主事宰相,白居易的去官还京,与裴度的援手大有关系。

宝历二年底(公元827年1月9日),耽于玩乐的击毬少年(死时18岁)唐敬宗为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唐文宗即位,改元太和。

太和元年(827年)三月十七日,白居易被征为从三品的秘书监,晋升为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由于他本人的身份是从四品下的中大夫,只能穿绯衣,配银鱼袋,为使其符合从三品秘书监的职位,朝廷特赐紫衣、金鱼袋。回到长安的白居易,安居在著名寺院青龙寺所在的新昌坊,与裴度为邻,与裴度等人唱酬。

太和二年(828年)二月十九日,57岁的白居易由从三品的秘书监改任正四品上的刑部侍郎,虽然职事品级略有所降,但却意外地被封为从五品上的晋阳县开国男,跻身唐朝的士族行列,仕途达到了人生的高峰。刘禹锡在《白太守行》诗中称白太守是“弃官归旧谿”,当时刘禹锡恐怕未能深悉白居易内中的隐情。

刘禹锡在扬州遇见辞任北归的白太守,写下了《白太守行》诗,诗中写道:“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谿。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极尽吹捧之能,根本没有想到数年之后自己接任苏州刺史时将要面临的困窘。

倒是白居易的答诗《答刘禹锡白太守行》很像一个真情流露的年度总结:“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襦裤无一片,甘棠无一枝。何乃老与幼,泣别尽沾衣。下惭苏人泪,上愧刘君辞。”襦裤,泛指简单的衣物;甘棠,指给后人留下的恩惠。作为地方大员,白太守自认为没能改善民生,没能给苏州民众留下多少实惠,以至于愧对苏州人民,愧对刘君的赞辞。

也许,大家会认为这是白太守的自谦之辞。文士嘛,吹捧,自夸,自谦,总是得心应手,信手拈来。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三人,被苏州人奉为“三贤”,配祀城隍,成为苏州历史文化上的浓墨重彩,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其文学上的盛名,至于政绩嘛,与当下的各级官员相比,真的不足道也。但,那才是唐朝!

唐少傅白公祠,又名白居易纪念苑,位于山塘街,图自《古街新韵——山塘历史街区保护修复钩沉录》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吴中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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