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爆发至今，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从一种传染病演变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它让人想到了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如十四世纪中期肆虐欧洲的黑死病等。那些可怕的瘟疫不仅让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也常常因此改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发展进程，让人唏嘘不已。而这次新冠疫情的发展，不仅让人得以审视当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和互动，新冠的扩散路线似乎也给平时隐而不显的资本的流动绘制出了一幅可以直观的路线图，因此也给了人们重新审视由疫情引发的大到国际政治小到市政管理的反应措施并对此进行评价。
不过，在当下新冠持续扩散的过程中，新冠和“速度”的关系却更加值得人们思考，这其中既有病毒自身传播的速度，也有科学家分解病毒研制疫苗的速度和医生护士治愈病人的速度，还有所有这一切都化作有关病毒的信息传播的速度，每时每刻都以叹为观止的速度在打开各种网络媒体和朋友圈时几乎瞬间便呈现在视网膜上，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让人感觉到，似乎所有这些不同的“速度”，最终都变成了与新冠病毒传播速度的竞争。而且，自从新冠的疫情开始扩散并被政府确认并公之于众后，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开始“加速”了。
2020年3月15日，走过巴黎凯旋门的人们。 新华社 图
当代法国哲学家维希留（Paul Virilio，1932-2018）曾开拓了引人瞩目的“速度”（vitesse）的研究，建构了以速度为核心的“竞速学”（dromologie）的理论体系。他认为速度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驱动力，人类从使用牛马到发明火车汽车再到发明飞机火箭等交通工具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表征，由此产生了时空的压缩、转换及时空感知体系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这一“速度”的进步从交通运输到信息的传播乃至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逐渐呈现出一种趋向越来越快的“加速”（accélération）状态，所以维希留将自己的速度理论叫作“竞速学”而不是“速度学”。但更关键的是这一系列速度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乃至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的变化，或者像近期努力将速度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一样，将这些加速现象概括为“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当然，不管是维希留还是后起的罗萨等人，他们都认为社会的“速度”或者“加速”与“权力”（pusisance）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速度的掌控就是对权力的生产和运用。比如罗萨就把国家和军队比作社会加速的“核心加速器”，这也就是为何武汉的新冠疫情公布后，所有的防疫措施突然“加速”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军队的医疗力量驰援武汉，也可看成是“社会加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因此，如果从速度的角度来审视新冠，或可给人一种新的反思，并且，也可以多少丰富我们对这次疫情的思考，进一步完善对这场疫情的认知。
显然，新冠传播的速度固然与病毒自身的感染性的剧烈程度有关，但更与社会流动的速度密不可分，尤其是人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的速度的快慢成正比。十四世纪那场改变历史进程的黑死病在欧洲传播的速度与马车和主要依靠人力及风力行驶的轮船是基本一致的，这样的速度与今天高铁和喷气飞机速度下的新冠的传播速度是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新冠的传播速度更快，在全球扩散的速度也更快了。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除了季节与气候关系外，一般瘟疫爆发和传播的中心常常是人物交流频繁的贸易中心和交通中心，因为这样的中心具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速度优势，所以才可以让病毒快速传播，短时内形成规模性的传染，导致大量的人染病，最终演变成为瘟疫。从中文来说，“疫”字，《说文解字》释义为“民皆疾也”，即指数量众多的人染病。“瘟”有热的意思，指的是让人发烧的热病，原来也写成“温疫”，瘟疫连用，泛指传染病。而英文的传染病多用epidemic这个单词，来自希腊和拉丁语，最初的意思指的也是同时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快速广泛传播的疾病。这次新冠的爆发地武汉不仅是“九省通衢”，同时也是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一个中心，有着极为便捷的交通条件，病毒因此可以快速传播开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而这次新冠的流行，也让大家增长了不少有关瘟疫的知识，比如“检疫隔离”这个用于治疗传染病的医学术语很快变得广为人知。它对应的英文单词quarantine既与传染病有关，更与威尼斯这个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水路码头有关，因为14世纪四五十年代黑死病就是从威尼斯开始向欧洲其他地方蔓延的。为了阻断外来船只带来的瘟疫，威尼斯政府要求到岸的船只在海上停留四十天，而隔离的单词quarantine就是来自意大利语的数字四十“quaranta”。知道了这段威尼斯的“黑历史”后，就知道南来北往的商船给威尼斯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黄金，也有各种致命的瘟疫。现在再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会明白为何莎士比亚会选择威尼斯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了。威尼斯直到今天也依然是重要的商业和旅游中心，也许，作为中国人置身于威尼斯的街头时，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因为满大街卖的纪念品几乎都是来自于中国真正的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义乌。义乌在世界的影响可能一点也不亚于上海，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上海更有影响。
在那些形形色色的旅游纪念品中，尤其是那些造型精美的五颜六色的漂亮的面具，更让人莫名其妙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其中有一款尖尖的鸟嘴面具更是夺人眼目，让人隐隐觉得恐惧和困惑，而这个人们在威尼斯狂欢节佩戴的标志性的鸟嘴面具也恰与当年爆发的那场黑死病有关。据说由法国医生发明的这种鸟形面具是当时医生们为了防止在诊疗病人时被传染使用的，在尖尖的鸟嘴里放有草药，这也许就是最早的N95口罩，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时髦的面具，成为威尼斯的旅游纪念品。这个很像口罩的功能在中国和日韩地区发生的变化，最早是人们是为了在冬天御寒和春秋防尘才戴的口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口罩最初的实用功能蜕化，变成了明星和时尚人士的美颜用品了。而这次新冠疫情重又把口罩最初的医学功能挖掘了出来。
这次新冠在欧洲国家的扩散，在意大利造成的传染病例是最多也最快的，或者说是因为最快所以也是最多的。有很多人将其归因于意大利人的“心大”或者宗教信仰中视死如归的精神，认为是他们对新冠的防护不以为然导致了疫情的迅速扩散。其实这还是与意大利对外交往频繁，交通便利形成的传统的“速度”优势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2020年3月14日，罗马一所公园因新冠病毒疫情关闭。 新华社 图
但是，与新冠在全球的传播速度逐渐“加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很多政府对新冠的反应和各种响应措施的“速度”却都明显滞后，与新冠的快速流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仅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如此，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等都是如此。因为对总统特朗普没有快速响应新冠疫情感到不满，《纽约客》（2020年3月9日）的封面特地发表了一副特朗普戴着口罩的漫画，但是可笑的是他的口罩却不是戴在自己的口鼻之上，而是戴在了眼睛上，这其实就是对他对飞速发展的疫情的视而不见表示批评。各国政府的应对背后原因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相对于新冠的传播速度，大多数的政府的举措确比大家想象的总是要“慢半拍”，而这种慢，又使得疫情的扩散被“加速”。那么，到底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2000）中曾提出一个概念，他认为现代性像液体一样，本质上首先就是其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流动性”（liquid），或者强大的“液化”能力；其次，就是现代性所具有的惊人的速度，以及加速趋势。因此，直至今日，“现代性仍在作出连续的，永不停息的快速再加速的努力。”（《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4页）这种液体一般的“流动性”，这种对于速度的追求，不仅使得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流动起来，也使得这种流动逐渐加速运行起来。而新冠的流行就像是鲍曼的这种对现代性的描述的“具身化”，它不仅始终在流动，并且始终在加速，变得越来越快。因为速度本质上是对空间的征服，所以，要控制这种新冠加速流动的“速度”，就不得不对空间进行“冻结”，以阻止其进一步扩散，而所谓的“隔离”和“封城”就是通过对空间的冻结以迟滞疫情传播的速度，只不过前者是以个体为单位，后者是以集体为单位，本质都是对空间的冻结，在此基础上予以区隔和监视。但鲍曼认为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古典的管理方式，很难阻止现代性的流动性，他借用福柯得自边沁的“全景监狱”的观点，指出这种对于空间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全景权力”的管理，但这种把人和物固定在空间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持久性：
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策略：空间的征服和控制，以及使它的居民固定在实施了监控的地方，这会产生许多代价沉重，繁杂累赘的行政任务。......最后，行政无可奈何地意味着，要承担保持那个地方全部安康的责任，即使仅仅是在容易理解的自我利益和对自己的责任的名义下，它还意味着他们对那个地方负有义务。（《流动的现代性》，第15页）
也就是说，“全景权力”式的管理在对于空间的冻结，实施绝对“征服和控制”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不可承受的沉重的“行政”负担。从这个角度看，武汉这样的千万级别的特大城市封城后所出现的巨大的“行政任务”以及居民的“安康”保障其实是很不容易承受的，实际上如果没有全国力量的调配和支援只有武汉市或者湖北省的力量来承担是根本不可能承担的。甚至，即使有全国的力量支撑，也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至少是异常艰巨的任务。
正因为这样，鲍曼认为，这种传统的“全景权力关系模式”在流动性面前最终不得不退却，权力关系的双方的抗争时代也已经“终结”：“现在权力的首要技巧，是逃避，是溜走，是取消，是避开，是有效的拒绝任何地域的限制，是拒绝建立秩序，维持秩序所必然带来的不堪重负的结果，是拒绝像去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代价一样，去对所有后果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责任。”（《流动的现代性》，第17页）或许，这也是一些地方在新冠爆发宣布“封城”后还有意无意作出了时间上的弹性处理的原因，这很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一直以一种正常速度流动的人流和车流就会因为受到阻挡而突然加速，并将导致“冻结”空间的计划的崩溃。当然，这或许也是新加坡，日本，美国以及意大利，德国，法国及英国等国家不愿意采用“封城”或迟迟不愿意采取“冻结”空间的措施的真正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对这样的处在现代加速社会意想不到“减速”现象，罗萨也曾予以批评，他和鲍曼的看法很类似，那就是现在国家和军队的模式属于“经典的现代”的加速模式，在当下这个“晚期现代”已经有点力不从心：
国家和军队是历史上非常强有力的，基本的加速要素，它们对现代的增长动力的产生和相应的时间实践的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接生术式的”作用。.......这些机制在晚期现代又遭到了由它们自身所释放的加速要素的侵蚀，这是因为它们的作用方式就是通过它们的稳定性，将加速器变成了制动器，或者速度阻碍因素。（《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大出版社，2015年，第231页）
在此前提下，罗萨着重指出，昔日作为加速动力的马克斯·韦伯曾赞许的具有很高行政效率也即“速度”的现代国家的科层管理体制如今不仅失去了过去的速度和效率，反而变成了没有效率和“不灵活”的机构。这使得国家不得不对其进行新的改革，才能再次发挥其加速处理行政任务的作用。从这点来看，其实在正常状态下，现在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效率已经不能跟上因为互联网、高铁以及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的挑战，在新冠爆发后，社会瞬间加速之后，原有的管理体制及技术更加做捉襟见肘，产生了“滞速”，由此也引发了更多的不满和诟病。因此，这次新冠也给了国家及政府调整和升级自身的行政效率及“速度”的机会，适当“加速”，这样才能跟上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速度”。
当然，新冠还以另一种方式让人产生一种加速之后的眩晕感，一种强烈的冲击，那就是因为信息传播的加速引发的对人的情感的冲击。罗萨也指出互联网是今天也即“晚期现代根本的加速器”（《加速》，第236页），而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的出现，社交软件如微信的广泛应用，给互联网的“加速”运行提供了可能，这也使得新冠对人的影响从精神层面给人造成更大的冲击力，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产生“浸入式”体验，同时使得新冠因传播速度加快而产生的“信息新冠”的“疫情”更深也更重，从这点上来说，新冠的影响很有可能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疫情。上海青年学者郑兴博士借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以维希留的速度概念为理论支持，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媒介即速度”的观点（见《读书》2020年第3期），把新闻传播的速度提到至关重要的地步，对因速度造成的新闻的冲击力和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很值得人深思。维希留说过，“资讯的立即性本身正可能立即创造出危机”（《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台北扬智出版社，2007年，第99页），新闻或资讯的加速到来一方面故然给人带来真相，一方面也会给人带来猝不及防的应激的创伤。这次新冠，大家几乎每天都置身于在加速的疫情新闻之中，即刻之间便可悲欣交集，就与新闻的加速有关。
2020年3月10日于五角场。2020年3月14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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