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比斯利·格林（John Beasley Greene）关于埃及的照片中，在优雅简洁的构图与散落四处的石像之间，我们也许会发现现代主义的情感碎片，即在未完成的、被损坏的、半掩映的事物中发现美。
在摄影史上，格林的名字并不突出。19世纪50年代，在摄影术兴起之初，他便从法国前往埃及，进行考古与拍摄工作。格林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24岁，但他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在为后世提供考古学信息的同时，展现出难得的现代主义艺术之美。近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正在举行“符号与奇迹：约翰·比斯利·格林摄影作品”展（澎湃新闻注，因疫情从3月14日－27日闭馆），以近70件作品带领人们了解这个重新被发现的天才。
19世纪50年代，约翰·比斯利·格林（John Beasley Greene）作为考古学家踏上埃及之旅。而在他的照片中，在那些残缺的雕像和荒凉的沙地中，人们看到了镜头背后诗人的眼睛。那些半埋在土里的纪念碑正在腐烂，揭示着一个昔日的强大文明，让人联想到雪莱的十四行诗《奥兹曼迪亚斯》中苦涩的讽刺。
《无题（拉美西斯神殿，拉美西斯二世巨像的头颅）》，1854-55
和当代摄影相比，格林的照片具有水彩的微妙美感，柔和的对比和粉末的肌理为显示出纸张负片的特点。即使这些照片记录的是象形文字碑文，看起来也颇具浪漫色彩。不幸的是，格林与东方的交集是短暂的，1856年，年仅24岁的格林去世，死因可能是肺结核。
在格林的生平中，“可能”随处可见，唯独他的天赋毋庸置疑。展览“符号与奇迹”（Signs and Wonders）以近70件作品带领人们走入格林短暂而神秘的一生，探索他的作品所蕴含的美学与科学价值。
《狮身人面像》，1853-54
在今天，格林的摄影唤起了一个时代：在那时候，旅行意味着冒险，古老文明神秘莫测，摄影则刚刚诞生。而格林的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一大原因便是他利用了媒介的限制，来突显他想要的效果。
和湿版摄影的玻璃板相比，纸张负片对光没有那么敏感，因此在表现细节或任务移动上不那么适合。与格林同时代的一些摄影师都是用湿版摄影，而他却将这个缺陷发展成自己的优势，让照片像绘画一样具有柔和的阴影。由于他所使用的感光乳剂对于光谱中的蓝光尤为敏感，照片里的蓝天都被漂白了。有时候，他会故意用颜料将天空完全漂白，有时候，在一些未经处理的照片中，明亮的天空上不小心留下了某些污迹。不管怎样，在格林的摄影中，沙漠的天空总是无情地散发着光芒。纸张底片与沙漠风景的独特性为相片赋予了一种抽象感。
《卢克索的柱廊》，1854
格林生于法国的富人家庭，父母来自美国，父亲是银行家。他曾在雷·格瑞（Gustave Le Gray）的巴黎工作室里学习，后者是摄影领域的先锋，为蜡纸底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次踏上埃及的土地之前，格林曾和雷·格瑞一起去过枫丹白露森林，记录过巴黎的地标。
《拉美西斯三世葬祭殿》，1853-54
埃及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尤其是法国人。18世纪末，拿破仑曾短暂地占领埃及，除了派军驻地，他带领了一批学者远赴埃及，对于那里新发现的奇观进行测绘，由此完成了一项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他们将整整23卷的研究成果带回法国，使西方世界对这个古老的文明萌生了兴趣。
1839年，法国政府买下达盖尔摄影法的专利权，宣告摄影术的诞生。人们很快发现，这种技术可以用于记录征服地的废墟。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曾在1849年的冬天前往埃及，为许多地方拍摄了照片。1853年，格林也跟随他的足迹去了埃及。这两个人的照片在风格上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格林的作品更多地描绘了一种极简主义的风景，让人联想到诸如詹姆斯·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等后世画家的作品。
《基奥普斯金字塔》，1853-54
杜·坎普的照片里常常出现大量的工人或游客，以凸显出那些遗迹的壮观。而格林则有意地避开游客与其他的“入侵者”，不愿打破景色本身的“咒语”，在格林的照片里，即使有人类生活的痕迹，人本身却始终是缺席的——你会看到帐篷、 晾衣绳、房子和小船，就是看不见人。他的照片因此而拥有了永恒性。在当时，前往埃及拍摄通常带有考古发现的目的，但是在格林拍得最好的那些照片里，你看不见任何文明的废墟，只有自然地貌。不是说他没有忠实地去记录那些古迹与碑文，只是，如果他所留下的都是那样的照片的话，他就不会在今天成为博物馆展览的对象。
《无题》，1856
1854年至1855年，格林踏上了第二次埃及之旅。这一次，他的身份主要是对拉美西斯三世葬祭殿进行挖掘的考古学家，这是一个位于尼罗河西岸的庙宇群，毗邻现代城市卢克索。在这趟旅程中，他拍的照片不多，最终选出来的也大抵是些提供信息的图像，例如对碑文的拍摄，这些内容对于学者来说至关重要。
《埃尔阿萨西夫墓地》，1853-54
事实上，格林对于摄影的应用反映了摄影诞生早期的两大方向——作为艺术与作为科学的摄影。格林的照片无疑是二者合一。他是第一个用照片记录埃及考古过程的人，也是拍摄埃及的摄影师中第一个在实地工作过的考古学家。1856年5月底，他回到了巴黎。当他于同年秋天最后一次前往埃及时，已经病入膏肓。11月，格林在开罗去世。
《狮身人面像左侧的挖掘》，1853
从照片中隐约透出的忧郁中，也许可以想象格林对于自己的早逝已有预感。在1854年的一幅底比斯城法老的石像照片中，巨大的雕像从沙漠中耸立而出。石像曾经守护着一座敬拜法老的庙宇。这座宏伟的建筑早已被地震洪水所吞噬，只留下了它的守护者。格林拍摄了石像的正面，他从低处仰视那被时间侵蚀的面庞，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茫然地回望着他。
《底比斯城，巨人石像》，1854
格林最常被复印的一张照片是1854年《底比斯城的尼罗河畔》（Banks of the Nile at Thebes），这张风景照展现了无与伦比的美。构图分成了三个水平区域：上方的天空占据了超过一半的画面；下方的河流缀着大片的斑点，也许是岸边的映像；中间薄薄的一层是岛屿和棕榈树丛。远山和近处的河水呈现同样的色调，浮于水天之界上。
《底比斯城的尼罗河畔》，1854
格林的照片在他生前曾屡屡展出，但随着他的去世逐渐被人遗忘。直到大约四十年前，他的作品才开始重新受到艺术市场的关注，并引发人们对于摄影、殖民历史与现代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在格林的照片中，在优雅简洁的构图与散落四处的石像之间，我们也许会发现现代主义的情感碎片，即在未完成的、被损坏的、半掩映的事物中发现美。
展览“符号与奇迹”将持续至2020年5月25日。
（本文编译自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官网信息及《纽约时报》、hyperallergic网站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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