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是某种法国文化的堆积场

【编者按】

《记忆之场》是当代法国史学界深具影响的历史著作之一，汇总了法国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全书以诺拉所提出的“记忆之场”这一概念为核心，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探询残存的民族记忆，以期找回法兰西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译本从原书三大卷近五千页中精心选取了11篇文献，按“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叙事”三个主题组织而成。本文摘自该书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一篇，作者安托万·孔帕尼翁，许方译，高方校。

《记忆之场》主编皮埃尔·诺拉

这个附庸风雅的犹太裔同性恋怎么就成了法国大作家的典范呢？他因上流社会出身和性取向原因被说成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长期备受指责。而这两个问题又被认为限制了他的经验，给人一种令人厌恶的虚伪感。正是当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再那么突出，不再要求文学代表阶级，而越来越关注边缘化的表达方式时，普鲁斯特的神话才得以飞跃发展。对普鲁斯特的广泛接受和消费社会的出现是个值得关注的巧合。在火车上阅读普鲁斯特的小说成了一件很有情调的事。那么，人们为什么会着迷于这样一部与过去的时代和社会紧密相关的小说呢？

事实上，《追忆似水年华》伊始，即《在斯万家那边》开篇《贡布雷》部分，就与人文科学、精神分析风潮中表现出来的新个人主义有极大的相似性。“一个人睡着时，周围萦绕着时间的游丝，岁岁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他的身边。”（第一卷，第5页）对于不经意打开这本书的人，回忆首先不由自主地涌来，像是童年的失落天堂复活了一般，这种感受重新变得合理。《追忆似水年华》本身就是一部关于童年与梦想、内省与自我分析的小说，这些主题被长期禁锢之后，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了重视。如同柏格森和爱因斯坦一样，将普鲁斯特与弗洛伊德并置的想法并不新奇，在作家去世之前就已存在，甚至是里维埃一直的想法之一。1925年，库尔提乌斯谈到了普鲁斯特式的对于个人的再征服。人们一度将超现实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相混淆，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超现实主义感兴趣的是无意识作品，并使之偶像化，而精神分析，如同普鲁斯特式的长句子，在于阐释曲折复杂的欲望。普鲁斯特与弗洛伊德同时为大众所读，《性学三论》和《在斯万家那边》可以对照阅读，因为两本书讲的都是与母亲的关系、恋母情结、儿童性欲和青少年手淫等问题。“跟小的去”（第一卷，第36页）中，主人公的父亲让他的妻子陪儿子过夜的情节使读者感到惊愕。普鲁斯特很幸运地属于最后一批作家，精神分析于他们并不扮演超我的角色，也不扮演自我批判的角色，从精神分析角度对他作品的阅读便可以无忧地进行下去。

还有许多其他更严肃、更本质的解读，尤其是普鲁斯特作品的极度暧昧与双重性使得两种矛盾的阅读体验同时成为可能。对于《追忆似水年华》的理解与延伸总是存在两种方向：它既是关于上流社会的小说，也是一本关于小说的小说；既是一本19世纪的小说，也是一本20世纪的小说；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书、一本元小说、全能之书。普鲁斯特是我们的书中之书，因为读他的作品既像在读巴尔扎克，又像在读布朗肖，他让读者觉得既愚蠢又聪明，能做到如此的只有他了。就这样他赢了全局，吸引了古典派、现代派、现实主义者和实验派，吸引了每一个读者。

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作为文学之集大成者让人着迷。所有的法国文学好似都包含在这一部厚厚的书里。在因龚古尔奖而生的是非中，正是里维埃于1920年发表文章将普鲁斯特与“伟大的经典传统”联系起来。普鲁斯特作品与法国伦理学家的研究之间的关联成了传统批评的老生常谈，他们热衷于从《追忆似水年华》中摘录名句格言。近来出现的“互文”概念使普鲁斯特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新式，从传统派到现代派，所有人都为此感到满意。对这部巨著大量的阅读和整体的参考，以及在文学范畴之外，关于所有艺术、戏剧、绘画、音乐、建筑、历史、大量当代知识、医学、系谱学、外交、地名学、战略以及举止风度的影射，使《追忆似水年华》自成一个世界，这是一座真正的宝藏，或者是法国文化，起码是某种法国文化的堆积场。这足以证明记忆不仅仅是历史的专利。在普鲁斯特字典和主题索引出现之后，最新版的《追忆似水年华》评注本更是将小说百科全书式的超大容量展现出来，似乎我们所有的文化记忆都包含其中了。

这种观点既对又错，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能如神话般得以传播。说它对，因为普鲁斯特的文化素养广博；说它错，因为这份文化素养混乱，零碎，稍显浅薄。关于文学，中世纪、文艺复兴及18世纪是完全缺席的，普鲁斯特只熟悉17世纪与19世纪的作品。对于塞维涅、圣西蒙，甚至整个17世纪的作品，他都可谓行家。然而书中对于《书简集》和《回忆录》只在相邻的几页中有所提及，显示不出他的博学。对拉辛与拉封丹也同样如此。说到波德莱尔，人们认为他与普鲁斯特具有相似性，而普鲁斯特对于波德莱尔的了解看起来更多地是通过福莱的音乐，而非直接阅读《恶之花》，他也好似不会分辨为叙利·普吕多姆的诗句谱的曲与更优美的旋律之间的区别。几乎所有他信手拈来的引语都有错误，大部分的引文都不够确切，他的文化观念不成体系，但正是因此，他书写的是回忆而不是历史，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知识。那是19世纪后期巴黎的自由大资产阶级的文化：它通过《两个世界杂志》、法兰西戏剧院、上流社会音乐会形成，而不是由学校和阅读作品的直接经验得来，在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年华里，它使其写出了研究福楼拜和波德莱尔的优秀文章。普鲁斯特的确身体欠佳，但作为一个音乐与绘画爱好者，他算是很少去音乐厅和博物馆的。那些不知如何得来、彰显其才学的引文竟与摘自《全景巴黎》与《哥达》的引言放在同一页上，人们还发现普鲁斯特常引用当时一些平庸的作品。安娜·亨利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马塞尔·普鲁斯特：美学理论》中指出，《追忆似水年华》对于拉舍利耶的哲学理念、阿诺托的外交学、塔尔德的社会学都有借用，以此来贬斥作者，将他形容成一个剽窃者。其实相反，我们应该赞扬他处处留心，将这些全都转化成了小说素材。

这部传说中的文化记忆之书的所有素材都在那里，不需要渊博的学识我们就能阅读普鲁斯特。只要知道那些世纪末的名人名作就足够了，比如波提切利、弗美尔、瓦格纳，以及马勒笔下的中世纪，当然还有17、19世纪的作品。普鲁斯特将文化展现出来，他比任何小说家都更知道如何将其戏剧化，他也是最后一位这样做的小说家。今天的读者对这样一部历史文化大剧更为敏感，却忽视了赋予普鲁斯特活力的综合所有艺术的象征主义之梦，以致我们读不懂他对于《人间喜剧》与其他19世纪巨著的批评，他认为它们在构思和写作上都显得不足。我们将《追忆似水年华》当作法国文学、英国和俄国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来读——在《女囚》中，艾略特和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是阿尔贝蒂娜谈论的焦点——这是对我们整个文化不同寻常的可怕效仿。而一种悖论与反常的效应使我们总是透过普鲁斯特来理解他的枕边书。我们阅读的是普鲁斯特眼中的塞维涅、普鲁斯特眼中的圣西蒙，并再也摆脱不了普鲁斯特对于他们的评论，就如侯爵夫人面对女儿时的矛盾感情，当女儿不在身边，只能写信的时候，她就越发爱她。继普鲁斯特之后，所有关于塞维涅的书籍都非常坚持这一点，他们将侯爵夫人对女儿的爱看作普鲁斯特式的爱，“普鲁斯特化”影响的不只是普鲁斯特一人。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第三版），[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