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著作进入公版，简体字版《陈寅恪合集》出版引发争议

澎湃新闻记者徐萧 2020-03-23 来源：

陈寅恪是我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他也被视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其在生前曾要求自己的著作必须以繁体竖排的形式出版，此后出版界一直遵循此意不出简体字版作品。2020年陈寅恪逝世已过50周年，其

陈寅恪是我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他也被视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其在生前曾要求自己的著作必须以繁体竖排的形式出版，此后出版界一直遵循此意不出简体字版作品。

2020年陈寅恪逝世已过50周年，其作品著作权权利保护期终止，进入了公有领域。近日，译林出版社简体字版《陈寅恪合集》出版的消息，引起学术、出版界关注。有学者认为，即便进入公版期，也应遵照陈寅恪先生生前遗意；也有人认为，出版简体本有助于推动学术普及、陈寅恪先生思想传播，其实是好事。

青年时代的陈寅恪（右）与吴宓（左），截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插图

陈寅恪的遗愿是什么

关于陈寅恪生前留有“不出简体本”的遗愿，已成知识界的固有印象。这一印象可能主要来自吴宓之女吴学昭的作品《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三联书店2014年）。

在书中，有一段关于寅恪先生忧心文字改革的文字：“据美延回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改革方案以前，寅恪伯父即对于中国文字将改为拼音而以简体字过渡，持不同意见……寅恪伯父曾托章士钊带话给毛公。章老后来告知，大局已定，不容再议。寅恪伯父反对改汉字为简体，毕生未写简体字，且留有遗言，他的著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而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的书信中，陈寅恪特别提到：“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此外，陈寅恪长女陈流求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曾表示：“父亲生前说过，他的一切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文史，确定出版物都要繁体竖排。父亲曾经说过，繁体字和简体字解释的意义不完全一样，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不懂需要查阅《康熙字典》。一直以来父亲看的书、学习的知识都是用繁体字呈现，他觉得有些简体字不能代表那个意思。”

陈寅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书信。书信手迹出处为：《唐代政治史略稿（外一种）》所附《陈寅恪先生致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书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实际上，此前出版的陈寅恪作品确实都遵循了此意，甚至在《吴宓与陈寅恪》还出现了陈寅恪诗为繁体而吴宓诗为简体的情况。

然而自2019年10月7日起，陈寅恪去世满五十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和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此后进入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也就是常见的公共版权，任何出版社和个人在不侵犯其修改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三种权能的前提下，可以自由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简体本陈寅恪作品的出版也就有了可能。在一些出版人看来，既然进入公版，那作者的遗愿也就无从谈起，出版简体本完全合法合规，只是从情理上讲，仍有讨论的空间。

一位资深出版人对澎湃新闻表示，“陈先生生前不允许出简体版。既然有这个前提在先，就有个职业伦理问题。这是行业的常识，每一行当都得尊重常识。”

然而在译林出版社出版顾问、《陈寅恪合集》策划组稿人江奇勇看来，陈先生对于著作排版的要求是基于某个历史时期的一种个人态度，并不是“遗愿”。

“如果真的有‘遗愿’，倒是值得好好思索推敲一番，先生的遗愿到底是什么。老先生必然是希望更多人读懂，而不是做形式上的封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的读者与当年已经截然不同，不论是当年繁体竖排的文化坚守，还是今日简体横排的推而广之，都是在精神上遵循先生的‘遗愿’。如果今天还在用繁体竖排拒人于千里之外，埋先生于故纸堆中，便是辜负了陈先生宝贵的精神遗产。”江奇勇告诉澎湃新闻。

他以卡夫卡的遗愿为比照谈道，卡夫卡曾声称要焚毁自己所有的作品，临终前也不忘叮嘱自己的朋友。如果当年这位朋友遵照了卡夫卡的“遗愿”，对于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巨大的损失。“史家与作家本质不同，文学作为向内而生的表达，不愿示人情有可原，而治史意在鉴古喻今，承前启后，史家如同人类文明的火炬手，如果其著作因阅读障碍而失去传承乃至丢失火种，那就太遗憾了。”

陈寅恪之所以坚持繁体竖排，或许与文化托命的内涵有关。“陈寅恪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我想所谓文化托命的内涵之一就是他对于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和中国革命的扫荡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中国精英文化的苦心传承，这其中之一就是他生前所立下遗愿：所有著作、诗文集等都必须以繁体字出版，或许只有繁体字以及每个字背后所勾连的中国文化的脉络与义理，才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中国文化的精义。这就像我曾经在《诗人痖弦》一文中引用诗人的话：古人读竖排繁体字是频频点头，而现代人读横排简体是一直摇头，说明古人敬惜字纸阅读经典时有敬畏之心。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每一个字细细追索就是一部文化史。试想删繁就简之后中国的部分文字的外形已经与原意脱嵌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对澎湃新闻表示。

《元白诗笺证稿》内页

《陈寅恪合集》? 译林出版社

学术研究的简繁差异在哪里

除了基于作者遗意的考虑，一些学者对于简体本在繁简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纰漏和误读表示了担忧。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简体版容易在某些语句中引起不必要的误读，特定的词汇更可能引起误读。所以，学术研究肯定以繁体为好。”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侯体健告诉澎湃新闻，虽然陈寅恪先生是近人，但问题是其作品中大量引用古典文献，“这就好比钱锺书的《围城》出简体本肯定没问题，但《谈艺录》《管锥编》出简体，肯定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读。”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看来，只要符合现行版权法规，出版简体本这一行为本身没有问题。无论是以简体还是繁体出版，提高编校质量，才是一个出版社的本分。

“出版社是商业机构，有盈利动机，这点无可厚非，但盈利的同时，能推动学术的普及，其实是好事，但盈利不等于营销，之前看到有出版机构把吕思勉的书反复改编甚至改头换面，甚至名字恶俗到《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这就过分了。”仇鹿鸣说道。

对此，江奇勇表示，熟悉古籍校勘的读者会明白，校勘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不要说现代出版的古籍会有纰漏，就是作为底本的古本也有大量的纰漏，都是在逐步地考证、修正过程中。

“我们新版《合集》延请领域内的专家和编校团队进行了极为艰苦的编校、审读工作。每一本书编辑、校对都在五次以上。对于繁简转换中出现的文字错误一一修正，而最艰苦的任务却是标点符号的调整。由于古籍中的标点与现代的标注方式有所不同，造成了阅读的困难。”江奇勇介绍，新版《合集》依据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对底本的原标点做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尤其是考籍核典，尽可能全面、正确地添加了书名号，使得阅读更为流畅。除此之外，在编辑过程中，编校团队尽可能地对底本文字做了勘对，径改了其中存在的文字讹误。对异体字，除陈氏征引文献中的人名、地名、古籍名中的之外，均改用通行正字。

“其汇编过程亦整理过程：无论是繁体字转简体字、异体字改通行正字，还是添加书名号，均耗时费力考籍核典，殚精竭虑决定取舍，以尽其意，以求准确。”

不过即便简体本质量上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古典人文学界仍更倾向于使用繁体本。“就我个人来说，在研究中，我不会使用简体本。”侯体健说道。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书影

《柳如是别传》书影

简体本的意义在哪里

早在2009年就有名为“laoshan”De 网友在豆瓣陈寅恪小组发帖，提出如果出版简体横排本陈寅恪作品会如何。“如果陈寅恪的书简体横排，价格适中，会怎样？反正我肯定会去买。”laoshan写道，随即引发了网友就作者遗愿、繁简文化等问题的争论。

江奇勇表示，以前陈先生的著作都按照先生的一贯要求，以繁体字竖排形式出版。“1995年，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自此，学院派教授陈寅恪由学界推入民间，并成为话题。其中，陈寅恪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意义的抉发阐述引发了公众的特别关注，陈著也风行一时，但其普及度始终与社会关注的热度相去较远。耐人寻味的是，由陈寅恪弟子万绳楠教授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却畅销起来，至今不衰。”

究其原因，江奇勇认为，大概是繁体字竖排版式不合后世读者的阅读习惯，反倒是用简体字横排的由陈寅恪学生整理的听课笔记更平易近人。

“繁体竖排显然不利于陈著的传播，更不利于读者全面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江奇勇说道。

尽管繁体竖排寄托了陈寅恪文化托命的内涵，但唐小兵也对简体本的出版表示了理解。“现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本估计会引发一波讨论。对于出版社来说可能是两难的，繁体字版本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估计越到年青一代越缺乏释读能力，很多人会敬而远之，这样自然会导致能够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读者越来越匮乏，而简体字版本又会违背陈先生的遗愿。”唐小兵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不妨将简体字版本看做是登堂入室的一个过渡，引领年青一代的读者通过这些版本感觉不够满足，进一步按图索骥去阅读繁体字版本。侯体健也表示，出版简体本有利于一般读者阅读陈寅恪，有助于其思想的传播。

在江奇勇看来，古籍的普及，横排简体化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文言诗词、文章以横排简体编进教科书，为后世人永久传颂，传播形式的不同并不折损作品本身的魅力，反而使其为更多人所欣赏。

他特别提及一则轶事：当年《论再生缘》由章士钊带到香港，属于擅自出版，没有经过作者同意。海外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反响巨大。后有一海外学人写了评论的文章，陈先生看到文章后说：“作者懂我。”如果不是所谓“擅自出版”，陈先生的作品便不能流传到这么广的范围，陈先生也与“懂他的人”失之交臂。如今，或许因为简体本的出版，有更多的人来阅读，陈先生会碰到更多“懂他的人”，他的思想精神也便获得了新的生命，被更广更久地流传。

尽管陈寅恪的作品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艰深的专业著述，但在江奇勇看来，其著作也具有很强的普及性。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序言中，陈先生明确写道，（此书）就是读《资治通鉴》之前的参考之作。实际上就是普及读物，只不过那个时代的学生和读者的水平高一点而已。竖排繁体的排版方式让不少人对陈先生的著作产生了误解，而横排简体字版的出版，可以说是一次经典普及化的过程，让陈先生的作品真正走进民间。无论是大中院校的师生，还是历史学爱好者，都有了另一种选择，另一个更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版本。对于习惯阅读竖排繁体的读者，也并无妨碍，仍然可以选择其他版本。”

“话又说回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是繁体还是简体，是横排还是竖排，理解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江奇勇说道。

《柳如是别传》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