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迪欧近日也参与到了国际学术明星对“大流行”的辨争讨论序列，在巴迪欧看来，这场瘟疫无异于此前的任何一场流行病，是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的交界处。它也不会自行带来政治革新，所谓“福利国家的回归”只不过是我们熟悉的战时状态整合资产阶级利益和大众利益的战略性工具。它仅仅是再度暴露了当前世界中政治与经济的主要矛盾。“太阳底下无新事”！本文首发于Versoblog，由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从法文译作英文，本文译自英文版本，以飨中文读者。
阿兰·巴迪欧
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当前大肆流行的病毒并非特例。从艾滋病病毒的大流行，到禽流感，再到埃博拉病毒和SARS1病毒的传播——更不用提各种流感病毒，抗生素无法治愈的结核病菌株的出现，以及麻疹的复发，再加上大量的医疗欠发达地区的存在，以及在接种必要疫苗方面却求规范的缺失，我们意识到世界市场将会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严重的毁灭性流行病（仅艾滋病就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当前的流行病，除了正在对所谓的西方世界的舒适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外，本身没有任何新的意义，但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可疑的挽歌和反抗式的白痴行径。我不明白人们除了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等到病毒因缺少传染目标而消失之外，为什么还要表现得如此自命不凡。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蔓延的流行病的真实名称向我们传达了如下信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个流行病的真实名称是SARS2，即“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2号”，继2003年春季SARS1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大肆传播后，该疾病又第二次出现。当时，该疾病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不知名的疾病”。显然，当前出现的流行病绝非是全新的或前所未有的。它是本世纪初出现过的传染病的后代，也是第二类该类型传染病。以至于今天在预防方面唯一可以对当局进行的严厉批评是，在SARS1之后，当局没有为医学界提供研究经费，这些研究本可以让医疗界有真正的可以抗击SARS2的方法。
因此，我认为除了尝试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家自我隔离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除了鼓励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外，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此时，坚持严格的纪律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它为所有易感人群提供了支持和基本保护：所有在前线的医务人员，他们必须有一个严格的纪律可以遵守，这个纪律包括对被感染者的制约；所有最脆弱的人（尤其是在养老院中的老年人）；以及所有必须冒着接触风险风险上班的人。那些制定紧迫的“居家禁足令”的人也必须为那些几乎没有“家”或根本没有“家”的人们寻找和提出方案，比如对旅馆进行征用，以便他们可以找到安全的住所。
的确，这些职责变得越发紧迫，但至少它们首要的任务，绝不是为此花上巨大的力气进行分析或建构出一种新的思考模式。
但是，我读到和听到了太多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来自于我周围的圈子，他们对此展现出的困惑和对我们身处的（归根结底单纯的）事态的严重准备不足令我感到不安。
这些咄咄逼人的声明、可悲的呼吁和坚定的指控各有不同的形式，但它们都对当前流行病惊人的的简单和缺乏新意的特征抱有奇怪的蔑视。有些人面对权力变得毫无必要的低三下四，而后者实际上只是在当前情况之特性的驱使下行事。有些人则援引了我们所处的行星及其神秘性，但是这样的行为毫无帮助。有些人把一切都归咎于不幸的马克龙，但马克龙仅仅是做他的工作——也没有比别人做得更糟糕——在战争或流行病期间担任国家元首。其他一些人大声疾呼这将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奠基性事件，但是这场革命与消灭病毒的关系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的“革命者”对灭绝病毒并未提出任何新的手段。一些人陷入了世界末日式的悲观主义。而另一些人则感到沮丧，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意识形态“以我为先”的黄金法则没有为人们带来任何好处或提供任何帮助，该法则甚至有可能成为肆意蔓延的邪恶的帮凶。
该流行病所带来的挑战似乎无处不在，它消除了一切理性的固有活动，迫使人们重温神秘主义，杜撰，祈祷，预言和恶意，这些在中世纪瘟疫席卷人类时通常会产生的糟糕效应。
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将一些简单的想法融合在一起。我会称他们为笛卡尔式的想法。
让我们从定义这个问题开始，在许多地方问题被定义得如此之糟糕，以至于它也以糟糕的方式被对待。
流行病始终是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之构连的一个交界点，这一事实使流行病变得复杂。关于它的完整分析是横向的：我们必须把握住社会以及自然这两个界限的交界处，才能得出分析结果。
例如，当前流行的起始点位于武汉市的市场中。中国很多市场以其危险的肮脏程度和露天出售各种让人“馋涎欲滴”的活体动物而闻名。在某个时刻，这种从蝙蝠身上来的，以某种动物作为中间宿主存在的病毒，在这个有着简陋卫生条件、人头攒动的市场蔓延开来。
病毒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自然轨迹使它走向了人类物种。具体过程是怎样的？我们还不知道。只有等待科学研究告知我们。我们需要谴责那些在网上散播典型种族主义谎言的人，他们用伪造的图片作为支撑依据，把一切都溯源至中国人吃蝙蝠（甚至在蝙蝠还没完全死掉的时候）……
动物不同种群间的局部传播最终抵达人类，仅仅是整个事件的起点。在这之后运作着的，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信息：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广泛的、密集的在场。无数的网络由此扩散开来，显然在中国政府能够完全隔离起源地——一个4000万人口的省份——之前，中国政府最终成功地做到了，但为时已晚，已经不能阻止流行病起航蔓延至全球。
考虑到这个我把它称作流行病的“双重构连”（double articulation）的一个细节：今天，SARS2被扼杀在了武汉，但是却有很多病例出现在了上海，这主要是那些从海外回国的中国公民带回来的。中国因此是一个可以观察这种连结的站点——一个古老的，一个现代的——一方面是遵从老旧习俗的无序市场中自然-社会交点，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及其对持续不断的高速流动的依赖导致了它的全球扩散。
之后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各个国家尝试在本地遏制这种蔓延。要注意这些遏制的决心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地方的（local），而流行病的传播却是跨区域的（transversal）。尽管存在一些跨国的机构权威，但很明显，在前线的是地方的资产阶级国家。
我们在这里就碰触到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经济上，包括制成品的批量生产过程，都处于世界市场的主导之下——要知道，仅仅是组装一部手机就至少需要动用七个国家的劳动和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然而政治权力仍然是国家之实物（national in kind）。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旧帝国（欧美）与新帝国——排除掉了任何可能导向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的进程。流行病也是一个让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公然曝露出来的瞬间。即使是欧洲各国，面对病毒也无法及时调整政策。
在这重矛盾之中，民族国家试图通过尽可能尊重资本运行机制的方式来对抗流行病，即使风险强迫他们改变行使权力的风格和措施。
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在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国家必须对不只是民众（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还要对资产阶级自身施加限制，以便拯救地方资本主义。一些产业被收归国有，以保证在不立即产生任何可货币化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武器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生产。一些掌权的资产阶级被调动成为军官，面对战场上的死亡威胁；科学家日以继夜地工作发明新武器；难以计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迫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宣传任务之中……
面对流行病，这种对国家主义的反思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或总理爱德华·菲利浦关于“福利”国家的回归的声明——为无法就业的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自雇佣的不得不关闭商店的小业主，要求政府从国库中拿出1000-2000亿，甚至宣称“国有化”，都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令人吃惊或自相矛盾。马克龙的隐喻“我们在一场战争之中”是正确的：在战争或疫病之中，国家被迫——甚至一些时候擅自逾越其自身阶级属性的正常运转——同时采取更加威权和更具有广泛社会效应的做法，以避免战略上的灾难。
这是这一形势下完全符合逻辑的结果，他的目标是保持既定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以最大可能的确定性遏制病毒，打赢这场战争（再次借用马克龙的隐喻）。这非常严肃，其必要性是病毒传播的致死过程所强加的，这个过程是自然与社会秩序的交界，前者是科学家在整件事中承担的作用，后者则是威权主义干预的出发点——而威权主义在这里别无它物，只能是国家。
在这种努力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巨大的裂陷。想象防护口罩的短缺或是医院隔离方面的准备不足。但谁能真正夸耀“预测”到了这样的事情？在某些方面，国家没能阻止当前的局势，这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通过数十年来对于国家医疗体系连同国家中所有为全民服务的部门的逐年削弱，它表现得反倒像是不会有任何类似毁灭性的大瘟疫的东西影响到我们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是罪责难逃的，不仅仅是在马克龙任期，而是在他之前至少三十年间的所有领导人都是罪魁祸首。
但在这里指出没有人预测到甚至想象过在法国出现这种“大流行”仍然是正确的，可能除了少数独立科学家。当然不是左翼人士——或者黄马甲甚至工会分子——才享有坚持这一观点的特权，并继续对马克龙（他们最近的嘲笑目标）大惊小怪。他们同样绝对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相反，当这场瘟疫的传播已经从中国起航的时候，他们组织了多次不受控制的喧闹的游行，直到最近才停止，无论他们是谁，这都应当使他们丧失在今天谴责当局拖延采取措施的资格。说实话，在马克龙政府之前，法国从未有政治力量真正采取过这种措施。
在国家方面，这种局势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必须清晰地、公共地把某种程度意义上比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广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战略性地保存未来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首要地位。它逼迫政府这样处理问题：整合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更普遍的大众利益来应对局势，阶级利益的结合以一个内部共同“敌人”之名——在战争时期是外国侵略者，现在的局势下则是SARS 2病毒。
这种局势（世界大战或世界性瘟疫）在政治层面是尤其“中立”的。过去的战争只在两个例子中引发了革命，考虑到当时的帝国主义力量可以被称作异常值（outliers）：俄罗斯和中国。在俄罗斯的案例中，是因为沙皇的权力在各个方面，在长时段内，倒行逆施，包括作为一种有潜力在那个巨大的国家适应真正的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力量。反对力量以布尔什维克的形式存在，是一支由杰出领导人组织的现代政治先锋队。在中国的案例中，内战先于世界大战开始，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支经历考验和检验的受欢迎的人民军队的首领。相比之下，世界大战没有在任何西方国家引发胜利的革命。即使是在1918年战败的德国，德国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的起义也被快速镇压了。
从中可以得出的经验很明显：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持续的瘟疫不会带来任何明显的政治后果，就瘟疫本身而言。即使假设我们的资产阶级——根据早先的抱怨和普遍但浅薄的口号——相信摆脱马克龙的时候已经到来，那也不可能带来任何值得注意的变化。“政治正确”的候选人已经在舞台两侧等候，就如过时恶心的“民族主义”最陈腐形式的倡导者们一样。
对于我们这些希望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真正发生改变的人而言，我们必须利用这支瘟疫的间奏，甚至是（完全必要）的隔离，致力创造新的政治形象，在新的政治场所的议程中，以及在（其辉煌的诞生阶段和有趣但最终失败了国家主义阶段之后的）第三阶段的共产主义的跨国进展之上。
有些观点认为瘟疫之类现象可以自行向具有政治创新意义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对类似的每一种观点进行严厉批判。除了关于该瘟疫的科学数据的广泛传播，政治责任只能通过对有关医院和公共健康、学校和平等教育、对年老者的照料和其他类似问题的新的主张和信念来承担。只有这些可能通过那张由当前局势揭示的充满了危险弱点的资产负债表来清晰表达。
附带一提，我们需要公开坚决地揭示出，所谓的“社交媒体”再次证明了它们除了在充实亿万富翁的钱包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充斥着精神瘫痪的大言不惭者的宣传，不受控制的谣言，对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发现，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
让我们不要轻易给予信任，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在我们的居家隔离之时，只有科学可控的事实，以及在地方经验和战略目标方面都足够理性的新的政治愿景，才值得我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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