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国语、国画……近代中国各种国字号事物的命运

在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清季民初，变化即进化的观念逐渐流行，并影响后来研究者的思维。同时，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实现富强的影响刺激，也出现了反弹，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相应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近年来，对于这些观念和事物的分别研究逐渐展开，一些领域的争议还在继续，有的则旧调重弹，花样翻新，甚至以讹传讹。其中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余方面，相对较少。当然，附和者多，隔义附会或断章取义的也不在少数。形形色色的国字号事物在近代中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命运，将所有国字号问题相互联系，并在整体观念下具体考察，可以得到更多且深的启示。

中西医结合的命题提出已有百年，中医有无存续的必要及其价值究竟如何，至今仍然争论不休，重要原因在于用泰西的“科学”为判断准则，而忽视“科学”在欧洲各文化系统的内涵外延也是纷繁复杂，更未顾及“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以及医学及其实践还包含很多的文化属性。中医注重个别，凡事都要具体分别，不可一概而论，本来不宜能够重复验证的“科学”标准等等。只要确定以科学为目标，就很难不抹杀中医的特性。20世纪50年代初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本《国医论》，就标明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这样的口号，在宣示新的努力方向的同时，也承载了历史轨道的惯性。

颇为吊诡的是，清季以来，当中医在中国不断被质疑是否科学、应否存续的同时，在理应充满科学精神的大洋彼岸新大陆，却大行其道，信者如鲫。本来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岐黄之术，居然成了实现美国梦的捷径，使得经营者成为华侨中家道殷实之人，过着令洋人也羡慕不已的富裕生活。担任过保皇会美洲分会负责人的谭良即个中翘楚。据说迄今为止，中医在太平洋彼岸还是收费不低、收入不菲的职业。而且与禹内废医存药的主张迥异，重视的是中医的术和技。这不仅与本土中医的境遇大相径庭，与东洋不过汉方药盛行的情形也不一致。可见中药之外，中医自有其价值功用。如此看来，讲道理与有用处本来并行不悖，医学应否继续存在，关键是看能否有用。反思近代以来国人喋喋不休的道理是否真的在理，很有必要。

电影《传染病》剧照

指中医未必科学，不一定说中医是迷信，甚至落后。反而需要检讨科学的有限性以及中医是否需要按照迄今为止有限的科学来科学化。坚决反对中医的傅斯年，在他的本行史学领域即注意到历史事实都是单个的，不能重复，因而对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相当排斥。近代许多向往科学方法的国人，开始所谓科学，主要即指归类法。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往往并不适用此法。照此观念，中医的因人因事而异，或许更符合人类的天性。

探究“国医”之类的问题，如果不能跳出中西医论战非此即彼、此是彼非的窠臼，可以伸展的空间其实相当有限，结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清季一些国人主张中西医汇通，实则选取西医的若干理论来解中医，以图维护和发展中医的自主性。此类举动虽然最终是汇而不通，却显示了中医未必要科学化才能走出古今中西二重性难题的历史新路。这不仅对研究近代医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有所俾益，对于时下的一些论争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围绕因1929年废止中医案而展开的朝野各方的争论、抗争，以及中医界通过国粹、国家权力和科学化等凭借寻求自救的努力，可以视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医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艰难挣扎求存的缩影。而经过这一系列失败的努力，昭示后人的应是重新反省中医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判断其价值的依据，从而寻求一条让中医能够在现代社会发挥功效，而不至于重蹈自我萎缩甚至自我毁灭覆辙的旧轨则新途径。由此看来，中医令人堪忧的现状与其努力的方向密切相关，摆脱困境的成功之道，或许就蕴藏于近代转型失败的各式探索之中。

中医科学化的本质，其实是以西医为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医。在科学光环的笼罩下，这样的价值判断为西化披上了普遍性的外衣。国语的改革则直截了当得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汉字努力的方向居然是字母化（拉丁化或罗马化），也就是要废除文言分离的象形方块字，改用文言合一的拼音文字。虽然实际进程还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包括切音简字以及白话文等等，作为终极目标的字母化却一直坚持，直到20世纪末才最终放弃。之所以一定要改变文字，是因为近代国人认为，汉字繁复，且与语言分离，不能普及，妨碍教育，导致中国贫弱。循着这样的思路，以列强共有的字母文字为旨归，当然是不言而喻、理所应当的进步取向。

然而，字母文字的前提是文言一致，笔下所写与口中所讲为一而二之事。中国却早就是地域广阔的文化集合体，方言众多，除了文字生成的渊源而外，若是“我手写我口”，势必造成无法沟通的局面，妨碍文化统一的格局。即使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在文言合一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的情况下，以何种官音为读音基准，仍然争议不断，取舍困难。依靠行政权力推行的形式上的标准，无法完全解决实际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致力的普及白话文，打倒文言文，其实不过造成新的欧式书面语，非但文与言仍然不能合一，还使得说方言的群体失去了书面文学创作的动力乃至能力。

文言分离，优势有二：一是超越方言，可以广泛通行；二是脱离口语，能够适用久远。通过浦江清之口传达的陈寅恪的看法是：“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中国语乃孤立语，与暹罗同系，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及日本、土耳其之粘着语，以位置定效用。又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中国字为象形，形一而声可各从其乡，所谓书同文，象形字不足用，幸有谐声等五书辅之，乃可久存，见于记载，以省文故，另成一体与语言离，如今之拍电报然，又如数学公式然。故中国文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至《尚书》之文难读者，盖杂白话分子多。又谓以后文体变易，大抵以杂入白话分子故。”超越方言则交流广泛，适用久远则古今一贯。所以出国留学之前大力鼓吹用白话废汉字的傅斯年后来也转而认为：“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参看叶斯波森著各书），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Syntax）求接近逻辑的要求。并且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语言，不富于抽象的名词，而抽象的观念，凡有实在可指者，也能设法表达出来。”至于有人以为文言不适宜说理，则一些学问大家始终坚持用文言撰写发表学术文字，非但不见妨碍表述（当然也有例外），反而展现更多可供玩味琢磨的意境。

尽管切音文字尚在试行辅助阶段，在中西新旧乾坤颠倒的大势所趋之下，清季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字还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马氏文通》用印欧语法条理汉藏语系的汉语言文字，来自日本的新名词成为新概念的表述形式，且使得原来以字为单位的汉语转而以词为单位，以及翻译带来的欧式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现在的中国人或许早已是用西方式思维，发中国式音节，说日本式语言。由于新式教育令广大读者受西化语文的社会化，高明者所思又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雅俗共赏，前贤的论断几乎已成奢侈品。待到人们发现教育并不因为白话简字而易于普及，至少在识字与作文方面，新式学堂的教学效果反而不及原来的学塾，而非逻辑的方块字或许更能适应计算机语言的模糊逻辑，才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发达进步与否，并不以社会发展程度为尺度，更不能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白话简字与其说是历史的进步，毋宁说是变化造成的现状。这样的不得不然掺杂着一些盲目，也反映了某种无奈，一定程度导致了文化的断裂，使得今古传达固然困难，中外沟通亦属不易。当下语文水平普遍不高，教育而外，语言文字变革本身有着重新检讨的广阔空间。

作为全新事物，国歌、国旗与前述其他国字号事物有关也有别。既有的研究及其先行理论架构，主要是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立论。然而，围绕国歌制定的主旨及争议，显然聚焦于如何掌握民族性与国民性（或时代性）的尺度及其平衡关系。虽然不像其他国字号事物所普遍遭遇，一般而言，国歌并没有价值的有无及存废的应否之类的问题，但就其内容乃至表现形式而言，仍然有是否中国以及合乎时代等等轻重主从的权衡取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各种国字号事物面对的共同难题。尤其是这些指标与中西新旧纠葛在一起，更加难以妥善处置。那一时代的国人，一方面力求融入世界，一方面不甘于丧失自我，如何以与众不同的独特形象进入心目中的民族之林或世界（近代中国的世界概念及其应用，大有探讨的余地，融入与自外，是相反相成的两面），主宰了他们思维行为的重要甚至主要方面。

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清季民初着实热闹过也令人困扰的国教问题，受到欧美的实事及日本的认识的影响，中国是否需要设立国教，以什么为中国的国教，儒学是否可以为教等一系列命题，都是在格义比附的时代语境下被提出并引起争议。主张与反对双方的意见截然相反，论证方式却不无相通甚至相似。

各种国字号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虽然极其相似，但在不同领域，因为人为因素作用的差异，发展趋向和实际境遇却有着显著的区别。相比于中医处境的尴尬，国画的命运似乎好得多。国画是否艺术，有无价值，国画与洋画相比，是否在进化路程上后人一步，诸如此类的问题，今日国人已不大提出，但在近代，并非毫无疑义，一度甚至与其他国字号事物一样，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相比于中医的“科学”与否，国画的艺术性或审美价值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标准较为容易被接受，可是如果没有陈师曾等人在日本的大村西崖等人的提醒之下，迅速扭转观念，国画的命运与其他国字号事物或许不会相差太远。就此而论，近代东亚呈现共同性，此前日本的冈仓天心等人提出的东洋美术等概念，政治企图另当别论，观念的间接影响则显而易见，在试图对应西方，掌控东亚话语权之际，也使东亚原有事物的固有价值得以重新审视，虽然其对于文人画的直接看法偏向否定。国剧更是在新文化人的口诛笔伐之下，由名伶及各方的共同努力成为举国风靡的时尚，名角受人追捧的狂热程度，较时下的明星偶像有过之无不及。由此可见，各种国字号事物的担当者的水准能力及其主观努力，在相应条件下对于该项事物的存亡兴衰甚至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

近代中国各种国字号事物升降浮沉的坎坷命运及其中的某些戏剧性变化，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将变化等同于进化，或以为现在即现代的天经地义，乃至进化论的整体历史解释框架是否合理。进化论试图将整个人类历史纳入同一系统，且依照文明发达程度排列先后秩序，忽略历史的个别性不能强求一律，以及文化的多样性难以用单一尺度来裁量。在基本价值取向方面，摆脱进化论的影响，避免现代化的解释，呈现历史本来的复杂面相，不仅有助于自立于民族之林，而且可以改变国人的“世界”的观念。说到底，自我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文化的别样性所具有的物种价值，在显示特色之外，还可能为改变世界的基本面貌提供新的选择。而这正是调整近代以来以欧洲中心为主导的现实世界所不可或缺。

本文为桑兵、关晓红主编《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1月版）一书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