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显的事件，是当下。当下从自身出发，更进一步说，它就是自身的起点。在实存的无限纬纱——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之中，它是裂缝。当下进行撕裂又重新结合；它开始；它就是开始本身。它有一个过去，但是以着回忆的形式。它有一段历史，但它却不是历史。 （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
2020年一月份起零零碎碎的报道已经暗示了瘟疫的来临，我们时代的哲学家自然不能对此避而不谈。在中国于一月二十日起进入紧急状态之后，齐泽克迅速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武汉梦》的文章，其中作者的一句“我得承认最近几天我发现自己梦想去武汉”在知识分子圈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仔细看看这篇文章，齐泽克的意思无非是在说，这种噩梦般的经历，可能会让人从永恒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重新思考并超越这种日常的困境。
齐泽克作为媒体上的明星人物，人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发言风格，而他本人，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也不断有所修正——从瘟疫到大瘟疫，事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然而，无论他的说法有什么区别，其出发点都是最初这篇“武汉梦”中的这句话：
我完全清楚地知道公开我的这些想法所带来的危险——难道我不是在用一种新的方式，从我安全的外部立场出发，给受难的受害者一些更深层次的、本真的洞察力，从而如此犬儒地使他们的苦难正当化吗？当一个戴着口罩的武汉市民四处寻找药品或食物时，他或她的头脑中肯定没有反消费主义的思想，只有恐慌、愤怒和恐惧。我的请求只是，即使是可怕的事件也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积极后果。
因为“不可预测的后果”， COVID-19恰恰是作为没有被同化的、充满异质性的事件（EVENT）而进入哲学家的视野的。事件，正如列维纳斯所说，“它有一段历史，但它却不是历史。 ”这意味着对待事件我们不应该求助于我们已有的经验和传统去进行理解。对于未来，陷入恐惧甚至停滞，可能反而是好事，因为只有这种震惊才能够驱动我们“想去”走出困境。
我们震惊于事件，因而不必震惊于哲学家们对此力不从心。确实阿兰·巴迪欧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太阳底下无新事”。继齐泽克之后，朱迪斯·巴特勒、吉奥吉·阿甘本、阿兰·巴迪欧、大卫·哈维、弗里德里克·洛尔东、让-吕克·南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布鲁诺·拉图尔、马库斯·加布里埃尔、韩炳哲等等一系列国际知名的大学人纷纷撰文发表自己对这场灾难的看法。然而这些作者让人失望地要么重复了一些老套的学院左派的批评，攻击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对医疗系统的摧毁，如哈维、洛尔东、巴特勒，要么针对国家采取的措施，把福柯开启的那套关于生命政治的话语方便地使用起来，这主要涉及拉图尔、阿甘本还有朗西埃——这位教授没有针对局势写文直接发表意见，但允许人们转载一篇他写于2003年关于欧洲热浪危机的文章。而还有些激进的生机论者甚至认为病毒非常好，要全力拥抱，要让病毒杀死所有无能者，但是这样的激进人士恰恰忘记了，在一个已经阶序化的社会里面，所谓最有能力的人，其实也就是有钱人，从薄伽丘到今日的富豪权贵，他们面对疾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显然要比躲在不知道何处瑟瑟发抖的普通人低得多。
其中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阿甘本的看法，因为众所周知，阿甘本是思考“例外”的哲学家。然而针对这样的灾难，他却并无例外地重复认为这就是国家的阴谋，把他的例外状态理论粗暴地应用到当前的局势上。
阿甘本在意大利《宣言报》（2020年2月25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这篇文章又以《传染病的发明》（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为标题发表在Quodlibet出版社——这是阿甘本近年来经常合作的对象——的博客上，引起各方争议。首先是2月27日，阿甘本的老朋友让-吕克·南希，迅速写了一篇讽刺意味浓厚的文章《病毒性例外》，阿甘本在2月25日的文章中援引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认为，COVID-19并不严重，因此意大利当局采取了疯狂、不合理、毫无依据的紧急措施。而南希迅速的回应首先反驳了这一点：COVID-19并不是流感，它比常规的流感严重的多，因为我们拥有针对常规流感的有效疫苗，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不少人因流感死去，何况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有效疫苗或治疗手段的COVID-19。并且，根据一份级别类似的科学研究报告，冠状病毒有着远高于流感病毒的致死率。
事实上，南希的文章非常简短，他回应的第一部分只是指出了阿甘本的社论的论证前提是错误的。的确，按照阿甘本所看到的那份报告，意大利当时尚未爆发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基于那份报告认为执政当局采取了过度的措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不幸之处恰恰在于，三月份意大利就迎来了灾难性的大爆发，那么从这个角度看，阿甘本那篇文章中的批评，其论证前提就已经彻底失效了，而南希的文章恰恰是通过援引另一份报告而指出了这一点。南希文章的另一部分讽刺他的老朋友有技术恐惧症，当年建议他不要接受心脏移植手术，这差点就让南希死掉。如果说这一部分在文章发表的二月份看来，是针对阿甘本戏谑的调侃的话，那么，从后来阿甘本的反应来说，可以说南希凭借其熟悉而预见性地看到阿甘本可能走向的一种偏执。
上文已经提到，2月25日阿甘本的文章的批评基础是作为事实的瘟疫本身是威胁不大的小疾病，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当然有理由指出政府采取了疯狂的措施而制造例外状态。至于他的总体判断，例如“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这是他长期以来的基本看法，没有严肃的读者会质疑这一观点。
然而，在3月11日，意大利，甚至整个西欧疫情恶化到无法视而不见的情况下，阿甘本却继续在Quodlibet的博客上发表短文《论感染》（Contagio）；3月17日，又针对记者保罗·达尔卡伊斯的批评文章《哲学与病毒：阿甘本的幻觉》（Filosofia e virus: le farneticazioni di Giorgio Agamben）发布了《声明》（Chiarimenti）。这两篇短文内容大体一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可以说反而印证了南希在2月27号的回应中的讽刺——别听他的！
阿甘本除了他的基本判断即这是一个例外状态以外，还特别对意大利封锁令中的一些规定感到悲哀：保持足够的距离，远程工作和教学、无法举行传统葬礼，他认为这让“邻人”不复存在。这是十足的荒唐，因为COVID-19真的就是如此危险，如此具有传染性，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极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感染，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病患的涌入会彻底压垮医疗系统的承载能力，使得已经非常灾难性的死亡率进一步上升，这不是需要学习多年才能得到的专业知识，这是从所发生一切可以直接就看到的事实。批评者没有反对他对例外状态的看法，让人感到双重失望的地方不仅在于那些被重复的社会意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包含了过多的谬见，而是在这样的事件面前，只能说出如此多的庸见。阿甘本自己已经说了我们生活在永久的例外状态中，而如果说我们赞同这个让他名声卓著的说法，那么这意味着新的任务不是进一步揭露例外状态和主权的苟合关系（《圣人》系列写到放弃之前的任务是什么？是对政治本身的重新发明！而我们看到阿甘本在这次事件中却认为是主权在发明病毒），而是同时意味着：主权不需要“进一步”发明病毒来“进一步”制造例外状态了，而阿甘本的读者也不需要他“进一步”揭露例外状态的那点事了。
所以，阿甘本对自己的理论ABC式的使用看起来是在坚持立场，实际上是在破坏它这一套学说的准确性，“进一步”就是“第一个”的翻版。这本来就是德里达在《野兽和主权》里对阿甘本的批评，原本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意识到并去避开这个陷阱了，结果他自己进一步被“进一步”所捕捉了。
阿甘本的英译者Adam Kotsko在社交媒体上说，阿甘本的《声明》被翻译成英文帖在他的博客上后，是他被浏览最多的一篇文章。人们热衷于谈论这件事，当然包含有“攻击知名人物”这样的朴素心理作祟，然而这首先是因为阿甘本的写作本身带有含混性和不严肃性。3月27日，他又在Quodlibet博客上发表了社论《反思瘟疫》（Riflessioni sulla peste）。在其中我们看不出和前述几篇文章的重大区别，文章唯一的价值似乎在于表明他要坚持立场。
然而，就像巴特所说，“在说话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对话伙伴提出的这一点或那一点，难道我们有不予理睬的权力吗？”铭写者的坚持和保守，在访谈的瞬间之中会被打破，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篇3月24日阿甘本回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我们看到，当记者询问：“在《宣言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你写道Covid-19全球流行病是“一个假设的流行病”，只不过是“某种流感”。鉴于受害者的数量和病毒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意大利，你对这些评论感到遗憾吗？”，阿甘本的回答是：“我既不是病毒学家，也不是医生，而在你所说的那篇一个月前发表的文章中，我只是逐字引用了当时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的观点。但是我不会进入到科学家之间关于这种流行病的这些讨论中。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由此产生的极其严重的道德和政治后果。”
在这里阿甘本不情愿地确认了2月25日第一篇文章的基本立场乃是建立在一篇有时效性的科研报告上，这等于是不言明地承认了南希的批评。而在另一段里，记者问阿甘本，科学家认为禁闭在家是阻止病毒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为什么认为例外状态是不正当的，得到的回答是：“在构成我们特点的诸语言的巴别塔式混乱的情况下，每一个类别都追求其特定的理由而不考虑其他类别的理由。对病毒学家来说，要对抗的敌人是病毒；对医生来说，目标是治愈；对政府来说，这是为了保持控制，而很有可能，我会在提醒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应该太高的情况下做出同样的事情。”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作为事件，灾后世界是完全未知的，然而，灾难中的我们却拥有至少从中世纪以来就有效的办法，即隔离和自我保护。阿甘本一面表示“我不会进入到科学家之间关于这种流行病的这些讨论中”，一面针对基于这些科学家所形成的共识所采取的措施加以严厉批评。真正的不谈论难道不应该是如同巴迪欧那样对这些必要措施无话可说吗？后者承认：“因此，我认为除了尝试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家自我隔离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除了鼓励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外，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阿甘本自己也承认，“很有可能，我会在提醒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应该太高的情况下做出同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根本不知道他当前的批评究竟落实在什么上面。安保、审查和防疫隔离是完全一致的东西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批评前两者的情况下进行第三者？
阿甘本在哲学上犯下的错误是许多左翼思想家都会犯的错误，科学是建构的，但这不代表科学是无效的。哲学家万森·德贡布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不可能与禁止》中指出了一种基本的混淆，即物理世界的逻辑上的强制力和社会世界的权力关系上的强制力，这种混同的著名案例就是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公学”就职演说上所谓的“语言是法西斯主义”，而现在我们看，这种混乱还在继续。
我们可以预料的是，随着灾难的进一步演变，我们还会看到哲学家们的更多回复，当然肯定也包括阿甘本，然而，一种关于灾难的哲学仍然遥遥无期。
阿甘本社论的例外疯狂足以摧毁他的例外理论吗？在灾难之后，我还是会去Piazza Delle Coppelle 48号（阿甘本在罗马的小屋）那栋小房子面前去转转，如果还有明天的话。
阿甘本 。视觉中国 资料
附录： 2020年03月24日刊登在《世界报》上的阿甘本访谈，题为 Giorgio Agamben : ? L’épidémie montre clairement que l’état d’exception est devenu la condition normale ?。采访者为记者Nicolas Truong， 由本文作者翻译，有删节。
吉奥乔·阿甘本：这种流行病清楚地表明例外状态已经变成正常状况
作为国际知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尤其在其政治哲学著作《圣人》（Homo Sacer，1997-2005）中提出了“例外状态”这一概念作为治理的范式。追寻着米歇尔·福柯的轨迹，但追随着瓦尔特·本雅明或汉娜·阿伦特的轨迹，阿甘本对“装置”和“命令”的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系谱学调查，制定了“无作”、“生活形式”或“毁宪”的概念。作为以“无治理”势力为参照知识分子，吉奥乔·阿甘本在报纸《宣言报》（《冠状病毒与例外状态》，2月26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招致了许多批评，因为他根据当时意大利的健康数据，致力于通过缩小化疫情的规模来捍卫公众自由。在一场与《世界报》访谈中，他分析了“极其严重的道德和政治后果”，这些后果源于为遏制疫情而实施的安全措施。
在《宣言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你写道Covid-19全球流行病是“一个假设的流行病”，只不过是“某种流感”。鉴于受害者的数量和病毒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意大利，你对这些评论感到遗憾吗？
阿甘本：我既不是病毒学家，也不是医生，而在你所说的那篇一个月前发表的文章中，我只是逐字引用了当时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的观点。但是我不会进入到科学家之间关于这种流行病的这些讨论中。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由此产生的极其严重的道德和政治后果。
你写道：“看起来，恐怖主义作为例外措施的起因，已经被用尽了，对一种流行病的发明可能提供一个理想的借口，将（例外措施）延伸到所有的界限之外。”。你怎么能主张这是一项“发明”呢？恐怖主义就像流行病一样，难道它们不能导致安全政策吗？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安全政策是不可接受的，但恐怖主义和流行病却是非常真实的。
阿甘本：当我们在政治领域谈论发明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不应该在一种唯独主观的意义中被理解。历史学家们知道，有一些所谓的客观阴谋，它们似乎是如此这般运作的，而没有受可识别的主体的引导。正如米歇尔·福柯在我面前展示的那样，安全治理并不必然通过生产例外情况来运作，而是在例外情况发生时利用和控制它。我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认为的人，即认为对于全体主义政府来说，流行病是测试对一整个地区进行孤立和控制的可能性的理想手段。在欧洲，人们能把这样的政府作为去跟随的模范，这表明了恐惧把我们所抛入的政治不负责任的程度。人们必须质问的是这样一个至少奇怪的事实，这样的政府在它觉得合适的时候突然宣布疫情结束了。
为什么你认为例外状态是不正当的？而在科学家眼里，禁闭在家是阻止病毒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
阿甘本：在构成我们特点的诸语言的巴别塔式混乱的情况下，每一个类别都追求其特定的理由而不考虑其他类别的理由。对病毒学家来说，要对抗的敌人是病毒；对医生来说，目标是治愈；对政府来说，这是为了保持控制，而很有可能，我会在提醒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应该太高的情况下做出同样的事情。过去欧洲曾发生过更严重的流行病，但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宣布这样一种例外状态，就像如今在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的那样，它实际上阻止了我们的生活。如果人们考虑到这种疾病迄今为止在意大利只影响了到不到千分之一的人，人们应该自问如果这种流行病真的恶化了，我们会怎么做。恐惧是一个恶劣的劝告者，我不认为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染疫的国家——在那里每个人都把他人视为传染的机会——真的会是好的解决办法。错误的逻辑总是一样的：就像面对恐怖主义时我们断定为了捍卫自由必须消灭自由一样，面对流行病我们被告知必须中止生活（la vie）来保护生命（la vie）。
难道人们没有目睹一种永久的例外状态的实施吗？
阿甘本：这种流行病清楚地表明的正是，例外状态——各个政府早已让它与我们熟悉——已经变成正常状况。人们如此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中，以至于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缩减为一种纯粹的生物状态，并且不仅丧失了其政治维度，而且失去了所有人性的维度。生活在一种永久的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为了种种所谓的“安全理由”而牺牲掉自由的社会中，因此注定要不断地生活在一种恐惧的和不安全的状态中。
从何种意义上说我们生活在一种生命政治的危机中？
阿甘本：现代政治从头到尾都是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最后一个赌注就是生物生命本身。新的事实是，健康成为一项司法义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履行。
为什么你认为问题不在于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所产生的所有伦理和政策的崩溃或崩溃？
阿甘本：恐惧使许多我们假装没看见的东西得以显现。首先，我们的社会除了赤裸生命不再相信别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意大利人打算牺牲几乎一切，他们正常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情感、政治的和宗教的信仰，去针对相互传染的危险。赤裸生命不是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而是使他们变得盲目和分离。其他人，就像曼佐尼在他的小说《约婚夫妇》里描述的瘟疫中一样，不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传染的媒介，应该与他们至少保持一米的距离，并且如果他们靠得太近，就必须被监禁。甚至对于死者——这真的很野蛮——也不再有权搞葬礼，而人们并不清楚他们的尸体会怎么样。
我们的邻人已经不存在了，而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似乎支配着西方的两种宗教——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基督宗教和金钱宗教仍然保持着沉默。在一个习惯于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国家里，人际关系会变得如何呢？一个只相信残存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看到一整个社会，面临不确定的危险，完全清算其所有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观，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悲哀的景象。当这一切都结束时，我知道我不再能回到正常状态。
之后的世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
阿甘本：让我担心的不仅仅是现在，还有之后的未来。正如战争给和平留下了一系列有害技术的遗产一样，在卫生紧急结束之后，各个政府会将此前尚未成功实现过的实验继续下去：人们关闭大学，课程只在线上进行；人们一劳永逸停止去讨论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聚集，只通过数码信息进行交流；而无论在哪里，机器都可能取代人类之间的所有接触、所有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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