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进步，但和100年前比，我们的性别观倒退了吗？男作家在性别问题上的反思，是否是一种政治正确？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雌雄同体”是文学创作最完美的状态吗？“女”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和100年前相比，我们的性别观念是否在倒退？
3月30日，由“中信出版·大方”出品的跳岛FM第一期节目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张莉和“别的女孩”主编、“别任性”电台主播Alexwood，从127位作家性别观调查出发，畅谈了这个时代的性别意识，并对性别观念与女性写作、女性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年轻一代男性作家的反思
谈及性别观调查的缘起，张莉回忆2018年面临改革开放40周年时，因为一个契机，她开始好奇中国的女性写作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中国女作家对自己的女性写作有什么认知。在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中，因为文学研究的文本，联系到文本后面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萌生了做调查的想法，去感知这些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理解女性、男性和他们的生活，包括人和自然、社会、家庭的关系。
张莉的调查对象最终确定了60位男作家和67位作女作家，其中不少著名的作家也支持了这个工作，包括林白、池子建、然后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韩少功等等，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广泛度的调查，开拓了从作家的性别观来探讨整个中国社会的性别观的新角度。
由于第一次有男作家的参与，报告发表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男作家调查报告特别感兴趣。思考的开始就是改变的开始，大概有十来位男作家对张莉表达了特别感谢，坦言这是自己第一次非常认真地来思考性别和他们的写作的关系。“阎连科老师的回答，因为他是手写了14页给我，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也特别感慨，他说他认识到在自己以前写的是女人而不是女性，他在写女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有一个那种活生生的东西，他说这些问题让他重新思考，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写作的问题。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写作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种反思或者是非常坦率的承认，其实是有一点难的。”张莉说。
Alexwood则谈到了自己对于代际差的发现：“代际差其实是看得出一点的，在男性作家中可能更明显，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男性作家里，对自己的性别观更有反思性一点，他们可能会更谦卑，可能因为成长在一个相对政治正确的环境里。这些思考里面我觉得最难得的一点，他们很多人表示‘我现在还没有正确答案’、‘我还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但是已经开始思考，平时思考问题的角度是不是有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性别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话题。”
好的文学都是雌雄同体吗？
“你的写作是女性写作吗？”在面临这个问题时，大部分女作家会迟疑，会回答“可能不是女性写作，或者是我没有那么多的女性意识，然后我也并不觉得一定有女性意识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但是男作家总是会回答“我有男性意识，但是我会跳出我的生理性别，尽可能克服男性的偏见。”
张莉提示听众，在这样一些回答中，会发现男性作家对自己的男性身份的有种一种安全感和确信感，但是女性作家则会产生不安全感、不确信感。“这种躲闪的态度似乎是认为写的不像女性就变成了一种褒奖，或者是说在讨论文学的时候，更好的是不要去纠结于男女性别之别，在文学里面讨论性别问题根本就不重要。”张莉说。
“好的文学都是雌雄同体吗？”大部分参与调查的作家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同意，但是其实同意的理由不一样。比如韩少功和阿来赞同的理由是觉得文学没有必要突出性别，而有的人赞同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是相反的理由，他们认为文学里的性别因为是重要的，性别化的社会体验是有差异的，所以才需要去颠覆和超越这些差异，甚至要反抗它才能实现雌雄同体。
艺术创作和性别究竟孰先孰后？Alexwood认为：“如果把文学性或者艺术性放在前面的时候，我强调我是女性，我写的是人或者作品，文学性它是应该超越性别的。但是这样有一个悖论，就是我们的性别体验跟性社会化的性别生存，其实本身就没有超越文学，因为写出来的体验，其实就是自己的作为某一种性别的生存体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男作家他们很想更好的去完善完美自己塑造的女性形象和自己的性别意识，但是他们没有相关的社会体验。我们说一个艺术家，你首要就先是艺术家，再是女艺术家，你作品的艺术性肯定是为先。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艺术家，你的作品好不好，不是看它够不够女权，而是看他够不够艺术标准。”
2000年以后，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
文学的判断标准和文学的话语或者文学的讲述方式，它是由男性制定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男性有书写的权利，阅读的权利，然后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什么是优秀的小说”、“什么是优秀的诗歌”的标准。女性在写作的时候，一开始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要模仿男人去写作，而只有模仿男人的写作，才会被认可。
但如今，2000年以后，中国的女作家为什么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其实当她们回答我不是女性写作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怯懦，也与我们现在的对女性写作理解的土壤有关系。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出现了个人化写作，随后是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以及中产阶级写作。
“女作家排斥的是先前被标签化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那种隐匿的性别关系或者是性别权利。你要认识到两性之间的关系，它取决于比如民族、阶层、贫富、经济和文化等等差异，我自己认为有品质的女性写作，其实有一种发现的能力，有日常性艺术性，还有先锋气质，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表演性、控诉性以及受害者思维。真正的女性写作，她应该看重就是性别问题的那种复杂性，对两性关系、男人和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非常深刻的认知，这才是理想意义上的那种女性写作。”张莉解释道。
“女性写作这个概念存在本身它已经难以避免被标签化了，因为它其实跟黑人写作一样，对你是一个所谓的aberration（偏离），你不是标准，不是常规。你是标准和常规之外的东西。”Alexwood补充道。
“女”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
害怕承认女性写作，害怕被定位为女性写作或者是女性主题，女性经验难道是不值得被书写的吗？女性经验难道就是需要被弱化，或者是天然的就是矮化的、私人化的吗？
Alexwood用一个小说家举例，一个写作风格非常细腻的小说家，一个少女心的小说家，大家确认他的性别是男作家的时候，他的这一切所谓女性化的表达都成了他的分享。而如果一旦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女作家，这些表达又成了他的格局小或者是情绪化。“所以这个身份本身它就自带的一些原罪，同一句话、同一个意见，不同性别的人或者不同社会位置的人说出，得到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人们对所谓女性经验自身就带着偏见。”
这种偏见也在调查中得到了体现，在回答女性身份对你的写作的影响时，有作家回答困扰首先就是怀孕生子。在这个回答中，这种身份认知是次一等的，天然的是低于男性的，所以女性作家更愿意忽略自己这一面，强调自己和男性的相同的那一面，但其实差异本身没有高下，但是在很多作家心里或者是在很多人眼里是有区别的。这似乎成了他们在写作中一种趋利避害的策略，这样的一种女性写作，某种意义上有一点察言观色的意思。
“其实今天的中国的当代文学是非常缺乏女性作品的，优秀的、身居女性意识的这样的作品很少，我个人还挺希望中国新一代的这些女作家们能够勇敢的写出我们真正属于女性的作品，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性别观，或者是女性的生存值得书写的地方太多了。”张莉说。
性别观是观察文学的重要角度，但不是唯一的尺度
《82年出生的金智英》
反观邻国，韩国出版的《82年出生的金智英》和日本角田光代的系列小说，都是探讨主妇生活、描写女性生存状态的小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类似的作品？“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女作家相对来讲，在写作时受到的压力很大，这一点可能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比如说在80年代的时候，张洁写过《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个婚外情的故事。当时她写完以后所有的人都暗指她是女主角，它在当时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
《莎菲女士的日记》
张莉举例：“在近100年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中，早期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作者会以自己捡到某个人的日记这样的方式来写，而不是说这个事情就是我。小说里边的我和作家本人是分离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到了我们今天，孙频被认为是新一代的女性，写女性写得很好的作家，她也会觉得老写受害的或者愤怒的女性形象，所有的人都认为那个形象就是她。或者会把女主人公和作家本人联合在一起，包括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也是，所以很多女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选择要层层包裹，最后变成无意识的束缚自己。”
《呼啸山庄》
现在的女性写作最好要抛弃受害者式的心态，张莉用《呼啸山庄》和《简·爱》做了对比，《呼啸山庄》高于《简·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更平静，它不是一种受害者，那种呼嚎式的文学。受害者思维的背后，是看不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我”与男性、孩子、社会、自然的世界，受害者眼里只有“我和男性”的关系，从艺术品质上来说如此写作是有欠缺的。
“那些呼嚎，只能把它当做一个社会的文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文学作品来看，因为它不能跨越他的时代，使我们今天跟他产生共鸣。真正的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它要表达一个普遍性的东西，而不是局限在他的时代。同理，我们讨论女性文学的时候，其实是有两部分，一个是女性的声音，第二个它还要有文学的品质。如果只是表达一个女性的呼嚎或者哭喊，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记录，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品。这个也很显然应该作为我们讨论的题中应有之意，文学性别观是观察一个作家或者文学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向，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尺度。”
性别意识很重要，但是还应该在文学的范畴里边去讨论。“比如鲁迅，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他很伟大？他写的作品就是身居性别意识的那种，他会祝福祥林嫂这样的一个如此卑微的女性，把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写的如此之好，完全把它镌刻在了整个中国文学的长廊里边，100年以后再看祥林嫂，我们依然觉得祥林嫂的很多气质依然在我们今天很多人身上都有。他们当时的性别观都是非常现代的，100年以后到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性别观反而不如我们100年前的那些男性知识分子。”张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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