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作者的毒舌：论爱情多生机勃勃，谈死亡就多死气沉沉

【编者按】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德国当代知名作家。他的处女作《低音提琴》于1981年9月在慕尼黑首演，至今常演不衰。1984年，聚斯金德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水》，出版后轰动了文坛，成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论爱与死亡》是聚斯金德唯一的非虚构作品，聚斯金德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中探讨了爱和死亡的关系，援引哲学、文学，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及至现代生活，向我们呈现了两者间相生相伴又对立冲突的联系，促使读者思考世人如何看待爱与死亡，以及它们在文学和哲学作品中的样貌。

死亡是一个主题吗？难道死亡不是地地道道的非主题吗？论及爱情有多生机勃勃，谈及死亡就有多死气沉沉。它让我们说不出话来。不错，以前，在美好的旧时代和远古时代，我们听说这应该是另外一码事了，它显得更健谈、更和气，属于社会，属于家庭，人们没有回避和它的约定，尽管不是好朋友，可还是相对熟悉。这在最近两百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死亡变得沉默寡言了，它要求沉默，我们乐意讨它欢心而保持沉默，是的，我们让它沉默到死。而且并非是由于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不言而喻，这是免开金口的最无足轻重的理由——不，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死亡是永远的否定者，是令人败兴者，是真正的悲观论者，而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

可是，这又如何可能，这个令人不快的蒙昧主义者竟然和这个恐怕是疯了的，更确切地说却是倾心于快乐和欲望的爱神相结合，而且不仅是作为对立者——否则至少从逻辑上还能理解——而是作为同伴？同样，这又如何可能，对这种结合提出的倡议不是由死神塔纳托斯（这个笨人太过懒惰和自负），而是由爱神自己，这个据说位居任何创造性冲动之首的“诱惑者”和“兴奋剂”发起的？

在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中，美女公主莎乐美爱上了一位笃信宗教的狂热分子，他因为胆小如鼠，连看她一眼都不敢，却足以盲目和勇敢到哪怕以死作赌注，也定要拒绝她；她因此诱使他人砍下了他的头颅，她幸福地亲吻他滴血的嘴唇，并且让我们知道，爱情的神秘要更甚于死亡的神秘。“那么，谁是莎乐美呢？”人们或许会提出反对意见，“一个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娇纵的小孩，她对爱情懂得很少，对死亡则全然不知。”然而，我们提及的这位老作家，他深谙此两者之道，又是聪明绝顶之人，却是如此亲近爱情和死亡，不仅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生活中也如是。在深陷热恋之中时，他提及——我们已经引述过这句话——自己“几乎想要死去”。“好自为之吧，可爱的人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还想活些时候，还想做点什么之后死去。你也会在自己未来的道路上成熟起来，然后突然老去。哦，不可思议的人生啊，在爱情中才得到赞许的回答。”可它不仅仅发生了，正如此处一样，在告别的瞬间，在放弃的瞬间，在失恋痛苦的瞬间，死神和爱神结伴而行，而且也正如司汤达所说的那样——尽管其个性狂热而混乱，人们也必须承认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爱情，人们往往对死亡变得漠不关心。“真正的爱情，”他如是写道，“往往轻而易举地而且毫无惧意地勾起死亡的念头；它成了对比的简单对象，成了人们必须为为数众多的事物而付出的代价。”

人们懂得这一点。人们懂得这两种行为：那种寻找死亡作为唯一可能摆脱不堪忍受的失恋痛苦的行为，以及另一种绅士般的行为，它容忍死亡是在谋求色欲目标时的必不可少的风险，尤其是在刀剑和手枪轻松出鞘的时空里。我们不希望将这两种行为视为榜样和值得仿效的，我们将前者和后者均视为一种极其令人遗憾的情欲推动力的突变，这要归因于他们狂热的性格，那种真正病态的性格，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体谅那些因为失恋的烦恼去自杀或者为了爱情的缘故去死的人。倘非如此，我们何以在阅读《少年维特的烦恼》《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或者《艾菲·布里斯特》时被感动呢？然而，一旦爱神热情洋溢地拥抱死神，仿佛要和他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如果爱情想要找到其最崇高和最高贵的特征，果真想要在死亡中找到其满足，那就会导致我们受到感应的理解力终止，我们的兴趣衰减，并让位于十足的憎恶。

《论爱与死亡》，[德]帕特里克·聚斯金德著，沈锡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