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泪碑的反讽

流民，往往与饥荒与瘟疫相伴为伍，流民中发生瘟疫也不足为奇。但明成化六年辛卯至七年壬辰间（1470-1471），湖广荆襄地带为迁移流民而人为造成的瘟疫流行，却是一起十足的人祸。流民与明代的户籍制度相始终，既有流离失所的流民，也有定居多年，却没有黄册子相随的“流民”。当时荆襄地带的流民，也是这两类的集合。虽然鱼龙混杂，地方上有所不便，但似乎未至生乱。这时来了一位巡抚，却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这位巡抚叫杨璿，正统四年己未（1439）进士，也是一位老资历的官员了。但杨巡抚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仕途，对流民问题，作了危言耸听的汇报。

薛应旂《宪章录》

首先这是个错误的建言，因为流民中，有很多是从洪武时期就迁移而来、甚至繁衍到了第三代的移民。但很不幸，这个错误建言没有在上报过程中得到质疑，反而获得了巡按御史薛承学的附和，回馈到地方后，又得到湖广布政使司执政官员的附和（明薛应旂《宪章录》卷三十三）。历史在总结时，大家发现原来有许多暂停键可按，而在进行中时，却仿佛只有快进键。于是一项大规模的流民清除行动开始了。

当时的行动分两种形式，一是派右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平定刘千斤的余党李胡子等作乱的流民；二是巡抚杨璿主导，将无户籍者一律遣返归乡或戍边。第一项军事行动，本来捉拿了为首者，以及一些头目后，也可中止的，但扩大化到了良善平民：“有流民自洪武以来住成家业，多听抚当差，生子及孙，未及为恶者。兵刃加之，无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籍山谷。”（明黄光昇《昭代典则》卷十八）军事行动滥杀无辜有所难免，但人数也太多了点。第二项行政强制迁移，虽然也是恶政，但总不至于死人吧，然而，非常不幸，这次死的人比军事行动还多，因为途中发生了瘟疫。

黄光昇《昭代典则》

明戴冠《濯缨亭笔记》记载了这次瘟疫：“成化间无锡杨璿巡抚荆襄，恐流民为变累己，因为危言以动朝廷……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孙矣，官司迫遣上道。时夏月酷热，民皆聚于舟中，不能寝处，气相蒸郁，疫疠大作，死者不可胜纪，弃尸水道，塞碍舟楫，哀号之声动天地。”（卷一）遣发流民，包括已定居三代以上的家族，可见是实行一刀切的懒政，只要没有原始户籍的，一律遣返。而夏天舟舍狭窄，人群密集，导致了毁灭性的疫病传播。说遗弃在水中的尸体都阻塞了航道，不知是否夸张，但“哀号之声动天地”的悲楚，当是隔着故纸堆也能打击到人的真切感受。

万斯同《明史稿》有杨璿传，说他处置荆襄流民，“留者著籍，去者资遣之”，即随移民之愿，留的人给户籍，去的人给盘缠。这是区画有方，文明有序的景象（卷二百三十）。殊不知这是史家惯用的笔法，为人作传，只要不是悖逆大奸，一般都说好话，但会在他文中有所补充表述。同稿《食货志》：“项忠、杨璿先后为巡抚，下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暍死疫毙不可胜纪。”（《明史稿》卷九十六）这就记了两位官员造成的枉杀与冤死。

但这次荆襄流民的灭顶之灾，最后却成了官员的德政碑，不可思议的是，作者还是湖广人，天顺元年丁丑状元黎淳，时任翰林院左庶子。《平荆襄碑》录在其所著《黎文僖公集》卷九，据称，他是在回乡时，受官长、师友、乡邻之托，诚挚地为巡抚、总督等官员颂平荆襄之功：“总督公之雄才，总戎公之成算，巡抚公之力赞，就此大功，敢以碑文请。”《状元图考》记有这位黎状元不入妓馆的佚事，说他“性淳厚，不事游冶”。作碑文时的黎状元四十八岁，已不年轻，当然不能称幼稚，或许形容他性格的“淳厚”，其实是“冥顽”的美饰之词。此碑文虽录在文集中，但《明史稿》《明史》绝口不提，因为在当时，这碑文就被人讽为当代“堕泪碑”了。《濯缨亭笔记》：“时有作‘大明平荆襄碑’以纪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堕泪碑。问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为之泣，今以虐政毒民而民亦为之泣，其堕泪虽同，情则异矣。”明人薛应旂《宪章录》、黄光昇《昭代典则》等，也都载此“堕泪碑”说法。无辜惨死者众的悲剧，刻成德政碑，也只能是“堕泪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