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平静下来，而在欧美，疫情依然在肆虐。疾病、死亡、混乱、焦灼之外，生活还在继续。澎湃新闻特约几位居住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华人和留学生，记录他们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在病毒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
一、
2月18日早上，一觉醒来就看到手机屏幕上堆满了韩国大邱出现31号感染者的韩语新闻推送。从国内疫情爆发开始，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看新闻，关注疫情发展的最新动态。从韩国1月20号确诊第一位患者，到2月18日才是第31位，之前没有人会想到韩国也会突然大爆发。韩国的31号感染者是新天地教会的一员，在确诊前参与了两次新天地教会的全国性教徒聚会。来自韩国各地的几千名教徒长时间聚集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聚会结束后将新型冠状病毒带到了韩国各地。
2月19日，31号感染者被确定为超级传播者，韩国政府开始搜寻所有参加过这两次聚会的新天地教会成员。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韩国政府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了全韩国所有新天地教会成员，成员数量高达21万以上。为了抑制住疫情的发展，韩国政府要求所有新天地教会成员以及接触者在家隔离，并且快速检测了所有相关人员。
在这以后，韩国的确诊人数一路飙升，2月26日突破了1000人，2月29日时已经接近3000人。从韩国的总人数来看，如果一直按着这个势头增长下去，韩国的情况不容乐观。父母看到韩国疫情爆发的新闻报道后，开始每天几次给我发语音聊天，催促我买票回国。刚开始时，我并没有回国的打算。虽然每天增加的数字不断在变大，但是绝大多数都在大邱，我所在的首尔并没有出现很多患者，所以我觉得首尔还是相对安全。为了让父母放心，我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也会不断提到这一点——首尔的确诊人数相对于首尔总人口来说并不算多。
2月18日到3月14日首尔的确诊人数图表(数据来源于首尔市政府官网)
我在说服父母的同时，也是在说服我自己，因为如果回国，我接下来的计划将会被全部打乱。我在韩国读书，签证快要到期，如果不在韩国延签，回国后得重新办理签证，和直接延签相比，办理签证需要更多的材料和更长的周期。我最近才搬了家，和朋友一起合租，回国后归期不定，租下的房子和我的行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还在实习，如果回国的话只能辞职。回国以后，学业也会变得更为艰难。想到以上种种，我内心暗自决定，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回国。
大邱爆发后，韩国政府并没有对大邱进行封城，而首尔离大邱只有4小时左右的车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们的忧虑程度。父母担心首尔失控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物资、医疗设施都可能会紧缺，在这个情况下，学业、工作都比不上身体健康重要。国内的几个亲戚朋友也开始轮番联系我，建议我赶快买票回国。大家都觉得，当时国内的情况已经好转，回国是个更好的选择。
二、
在听了大家的描述后，原本淡定的我越发心慌，我开始着手搜寻起回国的机票。刷了下社交媒体，韩国爆发后几天内很多人都在考虑回国，有部分甚至已经临时买了机票飞回去了。那时候直飞湖南的航班早已经全部取消，我只能选择转机。单程机票的价格比平时往返机票的价格都要贵一些，并且刷新几下购票平台可能就会显示售罄。在2月25日下午，我买到了一张3月2号从首尔出发到青岛，然后当天从青岛转机长沙的联程机票。
买了机票后，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最近回国入关流程的相关信息。当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政策，有的是一下飞机就需要集中隔离，有的只需要全机乘客检查无症状就可以回家自主隔离。我需要转机，情况会更加复杂一点。还没等我缓过神来，25号晚上我就收到了机票购买平台的通知，下午购买的联程机票中青岛飞长沙的航班被临时取消。考虑到很难换到时间点契合的后续机票，我申请了退票。当时机票的数量和价格几分钟就会有变化，我好不容易刷到了一张3月1日从首尔飞到北京，然后当天转机到长沙的联程机票。
在收到3月1日的机票出票成功的提醒邮件后，我才注意到我买的机票没有行李额度，这也就意味着我只能带一个手提箱上飞机。 2月25日到3月1日还有四天，航班可能在这之间任何时间被取消。因为没有行李额度，正好我也不用花时间和心思去整理行李，航班正常运行的话，想着临出发前带上一些必备物品就好。
为了以防万一，我想要提前屯点能长期保存的食物。买到机票的当天晚上10点多，我打开常用的网上购物平台，发现很多食物已经售罄。这家网购平台提供当天凌晨前订购生鲜食品，次日早上7点前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很多韩国人都会使用这个平台。我立马戴上口罩去了离家最近的一家连锁超市，里面只有约一半的顾客戴了口罩。扫了一眼货架，上面摆放的食物数量和平时差不多，并没有出现空架的情况。从后面几天的情况来看，网购平台只是在最开始增长高峰期的那几个晚上出现了偶尔的生鲜食品售罄情况，售罄的商品每天早上也都会有新的货物上架。从四月份回首望过去，首尔没有出现过食物和日常用品囤积的情况。
接下来几天韩国的确诊日增长人数一路创新高，2月29日到达最高峰——日增长达909人。一想到第二天就要回国，29号的晚上我开始切实担心起明天以后的生活。我明天在北京能赶上飞长沙的飞机吗？我会在北京被隔离吗？我要是没有被隔离却是无症状感染，会不会在回家路上传染给其他人？我回去后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以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未知的，对未来的忧虑从来没有像此刻那般具体，我又一度陷入了恐慌。在我为未来感到焦虑的时候，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我收到了第二天下午国内北京飞长沙的航班被取消的通知。
看到通知后，我立即拨通了国内机票代理商的电话，询问机票改签和退票相关事宜。机票代理专员告诉我，3月1日仁川飞北京的航班正常，可以先飞到北京，再去机场里找相应工作人员询问转机事宜；如果退票的话，需要尽快申请，并且只能全额退国内被取消航班的费用，国际航班需要扣除不少手续费。当时国内航班运营还没有恢复正常水平，并且回北京后没有被统一隔离的话，自己也不容易找到能接收境外归国人员的酒店。即使在北京有了落脚之地，也不知道何时能买到回家的机票。太多不确定因素摆在眼前，我最后决定申请退票。
在面对机票不好买的情况下，除了我自己决定留在韩国外，我还需要说服父母能放心我留下来。韩国的生活物资暂时供应充足，我已经买了至少半个月分量的食物。首尔当时的确诊人数还没过百，对于千万人口级的城市来讲，这个数字并不算多。我计划从3月1日开始在家隔离，如非紧急情况至少两周不出门。我在国内刚爆发的时候，在网上以一个约600韩元（约3.5元)购入了40个K94口罩，期间偶尔出门用掉了几个，剩下的够我用一段时间。在我购买口罩没多久，韩国的口罩价格一路涨到了约2000到4000韩元(约11.6元到23.2元)一个，直到韩国疫情爆发后，也成了一罩难求的状况。
综合考虑了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和父母商量一番后，我不再去搜寻回国的机票，做好了长期隔离留守在家的准备。
三、
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我向实习公司请了两周假，准备开始居家隔离。实习公司是一个初创公司，工作人员不多，大都是二十来岁的韩国人。在我请假之前，公司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佩戴口罩。在家隔离的时间过得很快，这段时间刚好也是韩国疫情发展最迅猛的两周。
从3月1日到14日，韩国的日确诊增加人数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上升和下降，从日增加600人左右，下降到了约100人；其中首尔总共只增加了148人，总人数达到了240人。从数据上来看，韩国政府在两周内暂时控制住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国性爆发危机。
1月20日到4月2日韩国的确诊人数图表（数据来源于韩国中央灾难对策本部）
韩国的防疫工作从一开始就做得不错，在出现确诊患者没多久，公车上和地铁站就放置了免洗手消毒液。从出现第一例确诊患者开始，韩国政府就会公布患者在确诊前去过的公共场所，并暂时关闭相应公共场所，以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向公司临时请的假期即将结束，是否继续实习也成了一个问题。实习的话，不仅可以减小我现在的经济压力，还对我以后的就业有所帮助。因为实习生的性质，我不用每天去上班，余下的口罩可以用上至少两个月。综合考量后，我决定继续实习，同时尽量减少出门的次数。
返工第一天，我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地出门了。公车上、地铁上的乘客有90%以上都戴上了口罩，和两周前的1/4左右相比增加了不少。公司位于韩国的中心地带江南地铁站附近，来来往往的人并不比往常少。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几人都是戴着非一次性口罩来上班，一进办公室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口罩取下来。
上班的时候，有个同事咳嗽了几下，上司还问他要不要去检查下是否被感染了。我开始还以为是开玩笑，笑着问道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要检查吗？上司听到后有些严肃地说，有症状的话就需要检查。公司同事几个一般都会一起吃午饭，即使现在也不例外。中午办公楼附近的餐馆饭店几乎是满座，但只有个别餐馆进门前需要用额温枪测下体温。咳嗽过的同事和我们一起外出吃过了午饭，然后提前下班去医院检查了。
下班后，在和韩国同事们一起走去地铁站的路上，我们聊到了韩国的疫情，他们也在感叹不知不觉中韩国的疫情就被控制住了。韩国没有采取严格的封城措施，除了学校推迟开学和改上网课外，韩国政府在3月22日才正式要求民众“加强保持社会距离”，建议人员密集集中的商业设施停业。即便如此，疫情之下商业受到的打击最为明显，通向地铁口的一条街上有几家商铺已经人去楼空，贴上了大大的招租招牌。
江南地铁站前依旧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一度还产生了一切都没发生过的错觉，直到大部人脸上戴着的口罩提醒我，今时与往日已是两个世界。上地铁前，有位韩国同事突然感叹道，“没想到欧美的情况现在会这么严重，韩国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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