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皇室财政的公与私

《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李园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334页，128元

长期以来，由于明朝财政管理的错综复杂，明代财政史研究成为难度极大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在“力图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黄仁宇完成《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之后，明史学界很长时间里仍延续着黄先生的研究路线，尤其是“洪武型财政”及其对明代财政乃至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相关论述，直至本世纪初仍有影响。但由于黄仁宇的研究年代较早，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万明先生便指出黄在写作时史料不够扎实，以致论述中“急于作出轻率的概括”“提供另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模型”，他对“洪武型财政”的论述也缺乏大型数据文献资料的支撑（万明：《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2019年，云南大学李园博士《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一书出版，如本书封面所说，“厘清国家库藏的设置与收支形态是认识明代财权分配体制和财政转型的重要视角”，作者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从内库——皇室财政的视角研究明代财权分配和财政转型，并由此探讨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

本书所研究的“内库”，指内廷常设的库藏机构。作者认为，内库作为君主直接掌握的财政储备系统，在“家国一体”的理念下，实质不局限于君主私人，而在初期承担了较多国家职能，甚至可以说是明初构建的“洪武型财政”运作中国家货币系统的核心。但内库始终为君主财权所掌控，管理模式仍以“内廷化”为主，随之而来的是弊端丛生。随着明代中后期国家部、寺库藏体系先后置建，内库“公”的功能有所弱化，君主不时侵夺国库财权。同时，由于国家钞法崩坏，内库原先以物料与宝钞为主的库藏逐渐“银纳化”以缓解危机，而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内库管理者出于既得利益而做出的阻碍，使内库成为国家财政中货币化滞后的一环。总之，内库的建置与作用反映了明朝中央财政体制从单一到多元、从高度集权到相对分权的变化，其收支转变则与明初的实物体制到后期白银货币体制的转型息息相关。

除绪论及结语外，本书可以按照作者的三个问题意识分为三部分：内库层面的明代宫廷财政、内库视角下的明代财政转型、内库与明代社会经济。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明代内库规制考述”与第二章“明代内库的监管体制及问题”，属于明代内库本身的制度研究。

明代内库制度其来有自，亦承袭历代成规，历代内库规制不一，但都体现了君主专制下，作为君主私库而仍涉足国家财政的特点。明代内库随明朝迁都而经历了先南京后北京的过程。南京内库始建于洪武二年（1369），随着宫廷需要与国家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其名目、职掌不断扩充。洪武中期，明朝原本公私一体的国家财政体制有所调整，部分内库划归户部，故南京内库诸库在隶属关系上既有隶属内府的内承运库等，也有隶属户部的外承运库等。永乐朝迁都北京后，由于南京在国家财赋的重要地位，故而南京内库始终未废，仍发挥着重要财政功能。北京内库则既有原先地方库藏转为中央库藏的成分，也有陆续新置的库藏，并在永乐朝以后成为全国性的物料总库和京师银库。

内库的收贮依其内容可分为钱钞类、物料类和综合类三种，这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情况以及财政制度中内库的地位有关。钱钞类即宝钞和各类铜钱为主，明初发行大明宝钞，其收贮与发行总库即为内库；内库的物料收贮则主要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物料，品种多达四百余种；综合类库藏主要是金银宝货，在明初虽不属于流通货币，并因推行钞法而实行银禁，但实际上洪武一朝白银均未退出流通领域，甚至在国家财政层面都可作为支付手段，因而仍有相当数量的金银宝货进入内库贮藏。这种货币、实物并存的库藏形式长期存在，并随着白银货币化的趋势逐渐以货币占据主流。

在内库的管理上，明太祖起初有意内外共治，以内官、女官为代表的宫廷势力和以户部流官为代表的外官势力分工牵制。但由于内库始终是君主私库，且君主以内库控制国家财政的需要，倚赖君主权力的内官在内库管理的参与程度、品级上均高于外官。永乐朝以后宦官势力膨胀，内官对内库监管力度亦不断强化，司礼监作为内府首署和君权的实际代行者，在内库监管方面彻底超越了外廷的部院科道诸臣。故终有明一朝，明代内库的人事实际以内官为主，外廷监管几乎无效。

以内官为主的内库监管体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内库收、储、支各环节都有所体现，如入库科索、入库揽纳、关支无序、内库侵盗等，而君主对内官的种种不法采取了实际默许纵容的态度，使内库成为内官藉以肥己的法外之地。而且，由于内官侵渔相当程度依赖实物入库的形式，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内官自然对物料折银百般抵触，使内库反而成为明代财政体制中货币化进程滞后的一环。

本书第二部分也是本书主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将明代内库的收支管理放在整个明朝国家财政从前期至中后期的变革与局限当中。

作者指出，明太祖设置内库的初衷是将其作为国库而非私库，也就是前述“公私一体”的理念，直到正统七年（1442）前，内库都是中央财政的单一库藏。正统七年后，太仓库、常盈库等依次建立，国家财政走向多元。从收支来看，作者一一详细列举了明初到明中后期变动前后的各类目，指出前期内库收支所反映的国家财政仍以实物为主，而后期经过量变与折变（改折），白银成为主流，且正统后新设置的库藏皆为银库，反映出国家财政形态的白银化调整。在这场财政货币化的转变中，内库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中国古代财政发展来看，唐宋以来财政一直呈现货币化趋势，明初由明太祖确定的以征纳实物为主的财政体制则与这种趋势相反——即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但这一时期的财政体制仍存在以钞、银、钱为标志的货币形式，其中宝钞作为明初的国家货币，由内府收贮发行。而以宝钞“统天下利权”，也是内库的一大经济收入。内库以宝钞供应御用、国用，强制规定俸禄、赏赐等以宝钞计算，并在永乐、宣德朝的宝钞流通危机中发起以救钞为目的一系列宝钞回笼政策，无不体现内库在这一时期占据国家财政的重要地位。

洪武年大明通行宝钞壹贯

基于内库在明初财政制度中作为货币系统的核心作用，作者对黄仁宇“洪武型财政”有了新的思考。作者指出，黄仁宇“洪武型财政”是一种“以内制外、以京师驭全国的高度集权的单一国家财政体制”，且征收多为实物，相比唐宋以降的货币化趋势实为逆反。但“洪武型财政”并非彻底排斥货币，从内库收支来看，钞、银、钱仍然在国家财政体制当中，其后为推行由内库存储和发行的宝钞，才实施了银禁、钱禁，其实质是国家为法定宝钞的流通扫清障碍。

明太祖制定的财政体系并未长久维持。由于宝钞超发，宝钞贬值，钞法崩坏，白银成为事实上的国家货币，内库丧失了对货币主权的操控，不再能通过隐蔽的金融手段获取收入。同时，宣德以降宫廷开支增加，内库逐渐支用不足，至成化朝显现财政危机，迫使明廷在财政制度上予以调整。为缓解危机，充盈库藏，明初以来内库另一大宗收入税粮折征逐渐由折实转为折银。另一方面，在外廷的推动下，内库原藏的实物亦折银贮库，内库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种收贮结构的银纳化成为明朝缓解财政危机的主要途径。正统元年（1436），为解决京师武官俸粮支取，朝廷议准京师武官得由内库折银支给，这一政策调整被视为明代金花银制度和财政白银化的开启。但内库的白银化并不顺利，作者指出，物料折银触动了内府实物体制和部分宫廷群体的既得利益，加上宫廷的实物经济思想，导致明代中后期内库实物折银存在诸多局限乃至停滞反复，其他事项的折银亦有同样的问题，因此虽然内库在国家货币白银化和财政困境双重作用下发起了以“折银”为路径的银纳化变迁，但始终保留了较多的实物部分。

在明朝财政货币化的过程中，明初以内库为主的国家库藏体系有了新的变化，户部太仓库、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常盈库等贮银库先后建立，中央库藏出现了多元化格局，财政权责也有所调整。内库由原先“公私一体”的国库日渐成为专供君主的私库，不再协济国家财政。而内府之用却仍能依靠皇权直接提取部、寺诸库。最典型就是神宗对国家财政的攫取，内库财富聚而不发，甚至造成了万历后期的财政问题。

在这部分最后，作者还回应和辨析了明末内库存银的情况。以往学界对明亡时的内库存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皇帝始终不愿派发内帑银协济外库，以致明亡后内库仍有大量积存；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明末内库积存已于历次协济中消耗一空。作者考辨晚明以来的财政状况指出，虽然神宗驾崩时内库“帑如山积”，但其后的光宗、熹宗、思宗均能应廷臣所请，发内帑银以供军用。由于战事频繁，外廷不断奏支内库，实际军需消耗已经超过了内库所能协济的限度，神宗所积的银两已经基本告罄。而且，由于金花银逋欠严重，内库实征困难，到崇祯朝内库财源已经极具萎缩，已无从聚敛。因此，明亡时的内库应当实系空乏而非厚积。

在本书第三部分，作者以一章的篇幅，以一个典型的财赋单元——松江府为中心，探讨内库与基层赋役中的上供负担。松江府在明朝的财赋重镇江南区域，其赋役之累亦以“苏松重赋”闻名，而供应内库的上供财物占了较大比重。在基层，内库上供覆盖了正赋、杂赋、正役、杂役各领域，类目众多，导致负责对口解送的基层负担沉重。周忱在江南的改革调整了上供财物的征解与分配，如税粮折征等，提升了内库在国家正赋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并推动了财政中的货币化。但由于内库收支无度，在基层聚敛愈烈，陋规横行而无制度约束，致百姓上供负担沉重，饱受其害。松江府只是一个缩影，而上供之困实际遍及全国。

诚如万明先生所言，明代财政史研究难度极大，而皇室财政则因其位处九重、事涉内府而记载尤少，加之有明一代财政制度转型变革剧烈，后世对明代内库更难了解。本书能在错综复杂、雾里看花中找准视角，梳理出内库与明朝财政变迁的主线，并由此回应学界对这一时期的重要话题，在纵横两个方向都有所深入：

横向上，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内库本身的制度，而是通过厘清其建置与形态，将其置于整个明朝财政乃至政治体制当中，如内库在收支与经营中与内外廷的互动、在国家赋役中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纵向上，作者始终有一种“变迁”“过程”的意识，注意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与特征，特别是一些关键时期的关键政策，并且能在史料上“竭泽而渔”，爬梳史料找到研究对象的变化，如前后期收支类目的变化、不同时期监库内官任职情况等，对比之下一目了然。而这些都需要作者长期着实工作，非短期取巧所能致。在当前以关键词检索代全文阅读、以个例举隅代全局研究的风气下，本书的工作实在值得吾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