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历史的回归”敲响的……警钟

《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加] 珍妮弗·韦尔什著，鲁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284页，52.00元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 这是奥利弗·哥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荒村》中的句子，托尼·朱特以此作为他的文集《沉疴遍地》（新星出版社，2012年）的题记，渗透着这位二十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对当今世界现实状况的忧患意识，放在今天显得尤为沉痛和贴切。朱特在“前言”中谈到他和两个儿子的“餐桌对话”——这是“父与子”语境中的思想与学术的前沿交流，“使我第一次完全了解到今天的年轻人多么关注我们留给他们的世界——而我们又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办法来改进这个世界。”在今天，对“沉疴遍地”的认识和走出困境的思考无疑是这种对话的重要主题，新出版的加拿大学者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 Welsh）的《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原书名The Return of History: Conflict, Migration, and Geopolitics In theTwenty-first Century,2016；鲁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从二十世纪历史与国际局势变化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值得讨论的文本。虽然它还说不上是一部多么深刻和睿智的国际政治分析文献，但是它梳理的问题很清晰、很集中，在宏观与微观叙事的结合中提出了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珍妮弗·韦尔什的这部书从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切入，立足国际局势最新变化，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并非福山所预言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曾经以为过去了的战争悲剧、难民人道主义灾难、地缘政治与经济的激烈冲突、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等问题不但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作者力图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由民主的历史，思考自由民主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以及我们应如何促进自由民主的发展等问题。该书的论述方式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历史叙事与理论思考的结合，二是宏大叙事与现实观察。该书扉页上的警言是“历史不断重复，因为从一开始就没人吸取教训”，这让我想起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曾经说过，“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分析中的许多根本性错误都是源于历史知识的缺乏。（约瑟夫·熊彼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移用于此，可以说历史让我们思考过去是如何与现在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会犯什么根本性错误。作为宏大叙事，当然是由福山的理论引起的。作者正确指出，福山论文的核心是历史进步论，是基于他对黑格尔著作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进步是通过观念冲突和技术变迁引发推动的新纪元导致的；福山的观点是，历史（至少是历史学家们记载的斗争史）将终结，或者至少达到斗争的顶点。（第8页）不应忽视具有真实意义的宏大叙事。亚历山大·科耶夫于1930年代在巴黎高等实验学院开讲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时候，即宣称对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把握，全“取决于今天的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黑格尔的文本。”科耶夫自诩绝对精神的化身，以实现全球化的“普遍均质国家”为己任，自视为终结历史的“智者”，虽然当时他只是法国政府的一个公务员。福山继承了从黑格尔到科耶夫的历史与普遍性国家理论，混合着面对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而产生的乐观精神。作者也提醒我们，福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胜利主义者的论调，有时还带着忧郁和悲伤，因为过去的奋斗塑造了历史，并在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气和理想主义，最终被笨拙的官僚主义和更为复杂的消费主义形式所取代。（35页）

所谓“历史的回归”指的是“冷战结束二十五年之后，我们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负面趋势，似乎是在通往后历史世界的道路上发生了偏移，变得更像是历史的回归。”（25页）既然是“负面”、“偏移”，这样的“回归”当然就是历史的倒退。该书共五章。第一章“历史的回归”主要论述自由民主体制遭遇的挑战与危机，“过去的10年中，如果以选举的真实性、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的程度来评估，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以及质量都在经历持续的下降。……民主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形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到达了近25年以来的高点。专制政权公开嘲笑民主的价值，并认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体现。……现在出现的不仅仅是腐败和滥用职权，而是通过先进审查技术——感谢科技的发展——实施的政府压迫，以及通过法律挤压反对派或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26页）第二章《野蛮的回归》分析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势力采取的战略和战术是如何无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原则，并将普通平民的生命置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第三章《大逃亡的回归》分析当前史无前例的难民危机的本质，以及展示新的墙是如何在欧洲大陆内外建立起来的；第四章《冷战的回归》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地缘政治的回归，以及他独特的“主权民主”是如何通过复苏冷战的方式挑战西方；第五章《不平等的回归》讨论历史是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回归，指出经济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其对于公正价值的打击均是对持续稳定和繁荣最为严峻的威胁。（34-35页）作者指出贯穿该书三个主题是：一，如果历史正在回归，必然带着当前的特色，不会完全地重复自己。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点已经非常容易理解；二，关于“当前如何使用历史”。作者提到当前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分子都有着怀旧气氛，想重绘中东地区的地图和重建过去的帝国。而在另一方面，“尽管当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础出现了裂痕，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品，所有潜在的候选政治制度——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的信用都已破产。”（38页）；三，“历史的回归应当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自由民主社会并不是应得的——同样需要牺牲、妥协和领导力，作为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维护这一制度，并促进其发展。”（39页）这三个主题的确概括了历史、野蛮、大逃亡、冷战和不平等这五种“回归”的实质性问题。

其实，对于“历史的回归”的忧虑与警惕在早在上世纪末已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议题。威廉·乌斯怀特和拉里·雷的《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吕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与之后的经历，如何改变了我们关于社会理论的思考？概括来说，这些议题包括社会阶级、社会团结、社会变迁和融和、现代性、全球化、市民社会和国家、记忆和认同。”（导言）作者指出在经历了九十年代初的转型之后，对市民社会在东欧的重建无法使人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由此而提出了“转型衰退”的问题。（183-184页）转型衰退是转型前的社会集权所留下的后遗症：“集权通过消灭公共生活中的磋商、破坏对一切事物的尊重（官员地位除外）而削弱了合作规范，进而他们自身也成了不可信的人(Misztal，1996，p.197)。与此同时，特权阶层演变为新主人、企业家和政治精英的重生过程，再生产出了转型背景下原先的社会网络和实践。这导致形成‘沙漏社会’(Ross，1995)。”（185页）所谓的“转型衰退”，正是与“历史的回归”有相同的指向。在“结语”中，两位作者认为“转轨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汲取两个教训：其一，市场由各种复杂的制度结构组成，市场需要嵌入既是支持性又是限制性因素的文化规范中；其二，仅仅是民主化，并不足以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实际上，公众对私有化的反抗及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或许在民主体制下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230页）作者最后说，九十年代以来的转型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就是社会决定论与人类自由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复杂和深不可测。（231页）在这里如果把“社会决定论”改为“历史终结论”，可能就更接近“历史的回归”这个论题。

对于民主制度遭受实质性破坏的忧虑，在最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中更显突出。著名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撰文，题目是“美国式民主可能正在消亡”（American Democracy May Be Dying），他从最近的一件事情切入这个话题：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领导人星期二给公民一个选择：要么放弃投票，要么冒着损害自己和邻居健康的风险去投票。什么意思？威斯康辛州选民大部分支持民主党，但是疫情期间威斯康辛州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受到禁足令限制，城市地区的绝大多数投票站都关闭了，共和党议员却坚持——并且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共和党大法官们的支持——如常进行选举。克鲁格曼说，“共和党赤裸裸地利用流行病，剥夺可能投反对票者的选举权。”且不论这事情是否真的如他所言，重要的是他讨论的这个问题本身：利用疫情破坏民主制度。他在文章中还谈到匈牙利维克托·欧尔班在发生疫情之前看起来似乎止步于软性威权主义，虽然压制和惩罚反对派，却也没有真的把批评意见判为非法；但现在却以冠状病毒为借口通过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放弃了立宪政府的伪装。因此他说：“刚刚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事情比疾病或经济萧条更让我害怕。因为这表明我们的两个主要政党之一根本不相信民主。专制统治可能就在眼前”；他认为“疫情最终将结束；经济最终将复苏。但民主一旦失去，就再也不会回来。而且，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离失去民主比想象中的还要更近。”

对此，韦尔什在她的《历史的回归》中认为，“过去五年发生的这些现象，不仅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特定案例。事实上，这些现象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同时也给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困难但很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提醒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经历的艰苦奋斗，以及做出这些决定和妥协——不管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以保证能够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见、限制战争、权力服务于集体利益而非某些狭隘的目标。”（34页）第一章的结语更像是“历史的回归”向西方世界敲响的警钟：“在相对短暂的历史上，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克服了很多危机。但是由于西方社会的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的自鸣得意，这一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已经被麻痹。我们在过去的相对成功导致了盲点的出现，并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我们带入更大的政治及经济混乱之中。历史回来了，回来复仇。”（42页）

第四章“冷战的回归”在我看来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对普京的观察和分析有很重要的意义。

早在 1946年，乔治·凯南在著名的“长电报”中详细阐述了苏联的世界观和外交政策野心，他认为莫斯科之所以最害怕被资本主义的西方包围，不仅是因为会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更因为会暴露出苏联制度的薄弱之处，因此斯大林需要一个敌对的外部环境来印证国内高压统治的合法性，并试图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扩大自身在欧洲及之外地区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普京政府，韦尔什认为很多人看来所推行的政治议程正在使俄罗斯更频繁走上与西方对抗的道路。（181页）但是她也明确指出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主义”或单一制度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今天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资本主义，其经济制度也与冷战时的管理型和中央计划型的经济制度相差甚远。……相反，这个时代更是充满了价值观的冲突。”（201页）普京政府的“主权民主”的概念有两个维度，一是内向的，旨在使统一俄罗斯党的统治和政治议程合法化，选举不是用来传递分歧和利益冲突，而是明确界定权力的轮廓；二是外向的，是反对外国干涉和国内自决自由的强烈主张。（224页）为此，西方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就如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得出的结论，应对苏联扩张的最好方式不是军事对抗，而是在国内建设有活力而团结的社会。韦尔什说，凯南在今天会对现在的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民主政治现状感到震惊，美国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争斗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粹主义政治红得发紫；最令人担忧的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杀死了数百万美国公民的美国梦，并剥夺了年轻一代发挥其真正潜力的能力。（238页）

最后还是回到托尼·朱特吧，他以历史学家的目光提醒我们，许多我们已经熟习的发展指标与生活方式其实只是某一阶段历史发展的产物，如对物质生活的迷恋、对经济增长的依赖等等；而且，没有什么历史是注定一定会这样发生的。他敏锐地提出了他认为是最根本的政治性问题：在沉疴遍地的时候，重新思考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对于我们来说，首先的问题则是：当沉疴遍地的时候，选择本身如何可能？但这是一个悖论：没有转型，不可能有选择；但真正的转型又只能是选择的结果。应该说，从朱特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沉疴”到“历史的回归”以及面对转型为威权主义国家的可能性，重塑或建立真正的公共对话是解决“选择如何可能”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