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流行几乎已经席卷世界的所有角落，导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陷入停摆，也暴露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长久以来的分歧。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在本文中分析了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动荡。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欧元区这三个分别作为生产、交易和企业活动且通过贸易流动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中心在这场危机之中各自的处境——中国的债务风险、欧洲的分裂和美国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对我们所知的世界经济运转构成挑战，在这场危机中全部暴露了出来。依靠物流和美元金融继续维系与整合全球经济的幻想似乎已经破灭。除了令人心惊胆战的瘟疫之外，我们或许还要担忧，世界经济在危机后如何重新整合在一起？
本文原载于《伦敦书评》第42卷第8期，写于2020年4月3日。
亚当·图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Kathryn and Shelby Cullom Davis讲座教授暨欧洲研究所主任，专攻现代德国、欧洲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史，先后著有《统计与德国国家：现代经济知识的建立，1900-1945》《毁灭的代价：纳粹德国经济的建立和崩溃》与《大洪水：一战、美国和世界秩序的重塑，1916-1931》。
一、
3月，随着欧洲和美国意识到COVID-19全球大流行之庞大规模，投资者陷入恐慌，金融市场暴跌。溃败是如此严重，以至于3月的第二和第三周，有好几次，市场正常运行都成了问题。由于基金经理们争抢现金，抛售了所有能卖出的东西，导致全球投资者最安全的资产——美国国债价格大幅波动。每天有超过6万亿美元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中流动，交易都是单向的：由世界上所有的货币转向美元。没有哪个市场能像这样长期运转。即便是黄金，也在被卖出。这不是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但是，如果不是有美联储、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令人叹为观止的干预，我们面临的不仅是COVID-19的蹂躏，以及封锁带来的灾难性社会经济后果，还有金融心脏病。相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信贷紧缩的冲击波，生产和就业大幅萎缩。庞大的政府支出计划已经启动，但不是为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是为了维持经济的苟延残喘。挑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这是一场全球危机，几乎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社区。它暴露了主要经济集团之间的明显分歧，以至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理解我们所谓的世界经济实际上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
生产、交易和企业活动的三大中心分别是美国、中国和欧元区。这些经济中心通过贸易流动联系在一起，通过遍布全球的复杂供应链组织起来。这三个经济中心都有各自的腹地，延伸到拉丁美洲、中东欧、非洲和整个亚洲等周边地区。它们都融入了一个以美元作为贸易和信贷货币的全球金融体系。这三个中心都有其软肋。中国的担忧在于其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欧元区的基本弱点是其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至今没有一个支撑的后盾，且缺乏共享的财政能力，更重要的是，意大利的财政状况是如此薄弱，以至于持续威胁扰乱欧洲的团结。在美国，国家经济决策机构发挥了实际的作用：它们在2008年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又故技重施。美联储和财政部不仅对美国经济，而且对整个全球体系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问题在于，它们如何与一个严重分裂的美国社会保持联系，以及它们技术官僚式的决策风格如何被共和党一无所知的民族主义右翼及其在白宫的头目所接受。
近年来，这些弱点在不同时期引起了指导全球业务的基金经理和商业领袖以及为其提供建议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注意。中国的债务泡沫、欧洲的分裂和美国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对我们所知的世界经济运转构成挑战，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上个月引起恐慌的是，人们意识到，COVID-19同时暴露了三个弱点。事实上，在欧洲和美国，政府的失败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现在同时面临着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和一场经济灾难。雪上加霜的是，唐纳德·特朗普试图在两者之间玩杂耍。
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对政府刺激的依赖程度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没有人能假装我们的现实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原始市场模型有太多相似之处。但是，任何只看到表面价值的人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一直以来，实际上国家都参与其中，无论是作为市场的创造者，还是作为产权的分配者和执行者。新的情况是，各国央行现在永久性地随时待命，只要经济增长放缓，就会进一步出台刺激措施。由于生产率增长如此缓慢，它们经常被要求这样做。与此同时，在一个紧缩的时代，我们无法指望政治家提供足够的财政刺激。到目前为止，欧盟一直对任何要求放松财政限制的呼声充耳不闻。共和党人在美国预算问题上踢政治皮球。似乎只有北京掌握着所有的措施，包括产业政策、财政和货币刺激。
各国央行不断推出货币刺激措施，为它极其不平等的受益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利润和风险。2008年之后，美国和欧洲股市的上涨超过了收入增长，加剧了不平等。全世界的企业都在借贷美元，利用美国的深度金融市场和低利率，但这也使其暴露在风险中。第一次冲击发生在2013年，即所谓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起因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暗示，美国央行可能要把脚从油门上拿下来。对许多新兴市场来说，2013年是增长放缓、本币开始贬值的节点。
2014年，石油生产商受到能源价格首次大幅下跌的打击。直到2016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俄罗斯达成了一项艰难的协议，油价才得以重新稳定下来。在这项协议得以实施之前，世界经济经受住了中国近年来经济成功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挫折。2015年，上海股市暴跌，外汇储备减少。与此同时，欧元区因与希腊左翼政府的斗争而备受折磨。这一次，不仅是中国，欧洲央行也做出了大规模货币刺激的应对，这为其经济提供了支持。但由于美联储开始小幅上调美国利率，而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增加刺激措施，其结果是美元升值。这给全球那些已经开始使用美元信贷的企业和政府带来了压力，而现在以本币计算，美元信贷的成本更高。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元走强对美国出口商也不利。美国制造业的小型衰退打击了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工业地区，这是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获胜的一个被低估的因素。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时，人们焦虑地议论民粹主义的威胁。自2010年以来在国会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一直在美国霸权机器的运作中投掷扳手：反对刺激，威胁要拖欠美国债务，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改革。在特朗普掌舵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家政治体系是否会抛弃任何对全球领导力和稳定的渴望？他兑现了竞选时的承诺，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和中国宣战。这对汽车制造和农业等高度国际化的行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关税竞争逐渐演变成系统性对抗的谈判：像华为或苹果这样的科技公司能否继续追寻它们的全球雄心？美国的盟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从不知所措的欧洲的视角来看，美国和中国似乎都将全球化的优先性当成了问题。
到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不确定性的迷雾笼罩着全球市场。投资正在撤退，与2015年一样，承受衰退压力的是高度网络化的全球制造业。对于韩国和德国等全球制造业中心来说前景黯淡。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充斥着对自2008年以来堆积如山的债务的担忧。数万亿美元即将到期偿还。如果金融环境突然收紧，将会发生什么?
真正的保守派，与那些仅仅执着于股市宗教的人不同，欢迎股市震荡的前景。现在是进行整顿的时候了，是削减那些贪婪吞噬大量低成本融资的生意的时候了，是恢复准则的时候了。他们认为，这是摆脱自2008年以来货币刺激所造就的怪异另类现实的办法。然而，在2019年夏天，各国央行再次介入。在特朗普的纠缠下，美联储转向了扩张。在德国保守派的抗议声中，即将离开欧洲央行大门的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启动了新一轮量化宽松。华盛顿和北京都聚焦于经济衰退的风险。围绕华为的斗争仍在继续，有关战略竞争的悲观言论也在蔓延，但中国和美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
在2020年伊始，技术官僚们的自信依然如故。欧洲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经济形势，而是达成一项新的绿色协议的可能。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是一个巨大而紧迫的挑战，将进一步加剧冷战结盟的态势。看起来欧洲潜在的合作伙伴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特朗普及其政党干脆否认科学。2020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原定于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但现已推迟）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是重申2015年《巴黎协定》承诺的时刻。
然后，关于新型威胁的消息开始慢慢传出。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一种新型病毒，它的致死率以及它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事实很快得到了证实。但是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在“新冠病毒”上花的时间并不比他们在气候变化上花的时间多。在1月22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他轻蔑地拒绝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他相信美国控制住了局势，但市场对此表示担忧。1月23日，中国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封锁，在武汉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湖北城市周边设置了警戒线。对中国以外的许多人来说，湖北可能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但它确实出现在全球投资者的地图上，中国9%的汽车产业（全球最大）集中在这里。当健康专家们努力说服政客们认真对待COVID-19时，三星、日产和捷豹路虎却在挣扎着维持生产，因为它们无法从中国获得关键部件。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银行家成为首批新一代业余流行病学家。
如何衡量这一威胁？最明显的模型是2003年的SARS，它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中国应对COVID-19可能出师不利，但它在抗疫方面富有经验，并迅速重新掌控局势。
今年2月，经济预测者开始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或0.2%。当时的关切仍然是中国停摆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而不是病毒本身的传播。韩国、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在遏制病毒扩散方面都堪称楷模。美国继续报告少数病例，它还做了少得可怜的测试，但一开始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并不明显。2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了病毒可能传播到医疗系统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它想象不到，COVID-19会肆虐世界经济的另一个主要中心。2月22日和23日周末，二十国集团财长在利雅得幽静的气氛中举行了例行会议。特朗普的仆从们想谈的都是欧洲落后国家可能从美国学到的企业家精神。
然而，就在那个周末，来自欧洲的消息传开了。中国政府或许正在赢得针对COVID-19的战争，但在意大利，遏制战略失败了。随着被隔离的地区扩大至米兰，欧元区最薄弱的一环将要失去其一半的国民生产。鉴于银行业风险和共同财政政策方面的僵局，欧洲将如何应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显露出的迹象并不让人放心。法国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眼光，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在英国央行马克·卡尼（Mark Carney）的支持下，敦促各方采取联合行动，但勒梅尔的德国同行却拖拖拉拉。这注定是一场典型的欧元区惨败。
意大利剧烈震荡后不久，人们意识到美国自身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国拥有强大的公共卫生机构，并为应对流行病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灾难性地搞砸了病毒测试的部署。特朗普仍然顽固地漠不关心，当金融市场开始显示出真正的紧张迹象时，他建议投资者“抄底”，并抨击中国和民主党制造恐慌。关于COVID-19的新闻与华尔街的最新动向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特朗普的政治活动中并非偶然。能让总统严肃对待的执政考评寥寥无几，市场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电视收视率。
与此同时，真正做过算术的人得出了可怕的结论。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大流行，那么整个世界经济正走向悬崖。工业、服务业和连接它们的交通网络将陷入停滞，这个体系的公分母是能源。2020年伊始，在气候变化的喧嚣中，主要产油国有理由相信，它们正在进入化石燃料的最后阶段。由于预计中国的情况将导致需求大幅下降，沙特政府在整个2月都在恳求莫斯科削减产量，但俄罗斯拒绝了。毕竟，如果他们和沙特削减产量，谁会从中受益？是美国新兴的页岩气产业——华盛顿的鹰牌人士将“能源主导地位”的希望寄托于此。面对这样的前景，莫斯科很乐意看到美国的石油工业在全球大流行的铁砧上崩溃。3月7日星期六，利雅得宣布将打开水龙头，价格暴跌。
而就在那个周末，市场信心终于崩溃了，油价的历史性暴跌让人们认识到了冠状病毒冲击的严重性。3月8日星期一早上，亚洲股市开始交易，大量的抛售在显而易见地进行。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市场崩溃了，一切都在被抛售，美元飙升，可能会压垮那些借入美元的人。为了阻止恐慌抛售的浪潮，美联储支撑起了国内所有主要的信贷市场。与此同时，流动性互换网络——14家央行组成的核心集团能够借此将本币兑换成美元——将美元流动性扩展至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此外，世界各地的央行现在将被允许以其外汇储备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为抵押进行借贷——只要能阻止央行抛售这些国债就行。在最初的犹豫之后，欧洲央行启动了一项庞大的资产购买计划。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干预力度都远高于2008年以来的任何时期。对于英国央行来说，关键时刻是在3月17日至18日。由于英国政府在政策上举步维艰，英镑大幅贬值，英国国债市场陷入混乱。为了稳定价格并压低利率，央行采取了大规模自由裁量的债券购买计划。2012年，马里奥·德拉吉承认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这是两年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高潮。这一次，它是央行干预的首要原则。
各国央行的大规模应对已经阻止了恐慌。但我们才刚经历了停摆的开始，每天都有企业评级下调的消息，这将逐步收紧信贷供应，衰退的螺旋上升才刚刚开始。在美国，3月26日和4月2日发布的失业数据前所未有，第一周有330万人登记领取救济金，第二周有660万人登记领取救济金。更糟糕的情况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出现。
二、
在这一节点上，预测比猜谜游戏好不到哪里去。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病毒已经成为对制定、设计和实施一致应对危机能力的残酷考验。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是经济成本——以失去的工作岗位和被放弃的GDP来衡量，另一个则是COVID-19导致的人口死亡率。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实际上已经采取了所谓的“铁锤与舞蹈”（the hammer and the dance）策略，即迅速而有力地打击疫情，然后寻求在较长时期内遏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中国的应对是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机构的全面动员。它通过一支庞大的队伍控制社会距离。如果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城市规模，相当于5万人的队伍——纽约警察局的全部制服力量，包括辅助人员——专门负责控制疫情。韩国、新加坡部署了更多高科技的手段，所有这些国家都显著地缓解了疫情，并开始恢复正常。这种恢复能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火车头的动力。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刺激措施还比较温和，特别是与2008年的英勇努力相比。今天的中国比那时更富裕，但也更受限制。在COVID-19之前就困扰政策制定者的忧虑并没有消失，它们仍需应对脆弱的银行体系、负债累累的企业和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负累，2015年股灾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人民币面临巨大压力。
但能够困扰于这些问题反倒是好事，西方的前景更为暗淡。欧洲面临的不是单一的灾难，而是一系列灾难，每个灾难的规模都相当于湖北。通过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限制在单个省份，中国能够集中其医疗资源并进行战略部署。想象一下，如果欧盟能够紧急调遣1.5万名医疗人员进入意大利，但欧洲从未有过这些资源，而且无论如何，现在疫情的蔓延都不允许这样的部署。这场危机正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进行，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由每个成员国有限的财政能力所界定。人们害怕的是，欧元区建设的深层次弱点将暴露出来。到目前为止，在德国，危机的医疗影响还远没有其他国家那么严重，但它为自己提供的刺激远远超出了意大利的想象。原有的分歧将会加剧，荷兰和德国抵制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牵头发行冠状病毒债券的联合努力。主权债务危机没有立即复燃的唯一原因是欧洲央行已经介入。这种僵局并不是欧洲央行所期望的，欧洲央行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已多次明确表示支持冠状病毒债券，欧洲央行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这也不是市场想要的，但是一小部分北欧政治家认为他们不能对他们的选民提出更多的要求：即使是在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当传染病席卷他们的边境时，他们仍然坚持国家风险和国家责任的观点。然而，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没人敢提出这个论点，并解释和推销这个提议。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僵局。从更宽的世界角度来看，重要的是欧洲不要引发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还必须期望，欧洲的进出口差额不会进一步扩大。德国推出的刺激计划规模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应该会为其贸易伙伴的出口提供支持。但迄今为止，德国的应对措施中最大的项目是信贷担保，而非实际支出，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刺激整体需求，仍有待观察。
三、
欧盟面临的选择是严峻的，美国面对的情况可能更糟。为了避免经济内爆，国会通过了一项属实引人注目的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远远超过了2008-2009年动用的资源，而且安排得更快。发给美国大多数家庭的支票是一种打了折扣的临时通用基本收入。这些贷款计划包括保护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限制过多的管理薪酬和股票回购——美国公司一直以此来奖励社会上最富有的人。但更激进、更系统的提案却受阻，这些提案实际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停摆造成的数万亿美元收入损失。毫无疑问，这些提案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与共和党对手讨价还价的牺牲品，但事实上，考虑到美国行政机器的运转情况，这些提案是不现实的，而美国行政机器的缺陷本身就是美国政治分裂的结果。例如，为什么美国没有全国性的失业保险制度？为了避免保守派、各州和法官的攻击。相反，它凑合着使用了一套东拉西凑的州级体系，其中许多都经过精心设计，目的是将“接收率”控制在原则上有资格获得补助人群的20%以下。当你的经济状况还能维持生存，你就别想依赖这个体系。
此次危机再次证实了美联储在经济治理的中心地位。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有一个新的合作机制，可以吸收高达4500亿美元的美联储贷款损失。鉴于大多数贷款都将得到偿还，这为美联储提供了强大的火力。但它无法解决危机中真正的决定性力量，即流行病。在刺激支出中，只有不到10%用于医疗保健行业，但仍迫切需要资金来修补这一体系。尽管该体系已超出最大产能，但仍面临金融崩溃的威胁。美国最好的医院擅长高技术、高收费的医疗，但与冠状病毒作斗争需要对呼吸系统疾病进行全面的抑制和大规模的治疗，这并不是美国过度官僚化体制设计的初衷。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州和像纽约这样的城市是富裕的，并且相对来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排在其后的是贫穷、破败的新奥尔良和底特律，它们最近才摆脱了破产的命运。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随着疫情在纽约爆发，富人纷纷逃到他们位于纽约州北部山区的海滨别墅或乡间庄园，曼哈顿上东区也变得人去不复返。在共和党控制州，弹药库被抢购一空。这并不是为了消灭病毒：枪支游说团体的推特警告称，自由派州长正从美国人满为患、不卫生的监狱里释放一批又一批的囚犯。
与此同时，特朗普把美国的救生呼吸机战略储备变成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吹嘘说，这比《金牌单身汉》（The Bachelor）的季终集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他设想美国到了复活节时可以“开放，并渴望出门”（opened up and just raring to go by Easter），但随后被迫改口。他时而威胁要封锁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时而又急不可耐地要求美国尽快“开放”。他的缺陷再一次暴露出来，但更深层次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重量级的保守派人士和商界领袖将总统推向了这个方向。问题不在于是否追求“群体免疫”，所有关于替代战略的讨论，都是因为很难想象美国如何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实施封锁。试图通过封锁和社会距离来对抗病毒暴露了美国的弱点。总统及其顾问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挥该国的优势——他们以一心谋私利的方式将其定位在商业，而不是公共卫生。但正如政府自己的专家所警告的那样，如果不加大监测和追踪力度，就有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疫情，让美国的医院不堪重负。此外，还有700万美国老年人居住在没有重症监护床的县。
我们在美国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特朗普的熄火，更是美国治理机器在管理全球金融和“潘奇与朱迪”（Punch and Judy，玩偶箱的一种形式，形容一个事件如弹簧板摆动，不断被打倒又不断反弹起来）般的政治秀之间的巨大鸿沟。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紧张关系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但从未像现在的病毒这样令其无处遁形。它迫使人们在经济表现和大规模死亡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从普遍的常识来看——不仅在美国——是令人深感震惊的。
1992年，比尔·克林顿的首席政治顾问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传达了一个信息：“笨蛋，这是经济！”当时，这听起来像是权力和理性的声音。显然，当前的全球大流行颠覆了经济政策优先的简单主张。但是，正如亚洲国家所证明的那样，这并不一定是一次根本性的颠覆。在中国和韩国井然有序的应对措施中，经济暂时退居次要地位，但事实证明，它们对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关注是商业恢复正常的最佳途径。如果你迅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准备照例中断商业，那么对抗这种病毒的医疗和经济成本似乎都更合理，现代政治的传统优先事项也基本保持不变。
正如欧洲人和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一旦你失去控制，所有的选择都是糟糕的：在无法预见的时间内关闭经济，或者数十万人死亡。特朗普还没有认识到挑战，相反，他通过他的优柔寡断和飘忽不定的话语表达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会造成很大的痛苦。在特朗普的伪装下，经济与其说是一个制定法律的超我（superego），不如说是一种不顾代价坚持让我们满足其要求的不可抑制的冲动，这不是现实主义的症状，而是精神错乱的表现。因此，特朗普人格化了一件实际上在欧洲和美国都存在的事情：在应对一场全球大流行时缺乏适当级别的领导，相反，这项工作已经移交给了美国的地方官员和欧洲的国家政府，一方面是极度超负荷的医疗服务机构，另一方面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救济方面的技术人员。与此同时，数以亿计的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尽其所能应对。就像气候变化一样，我们只能祈求以科学突破的形式出现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
一旦危机结束呢？然后怎么办？我们如何想象重启？在被迫改口，特朗普让人设想复活节教堂人满为患的景象。世界经济会起死回生吗？我们是否会再次依赖现代物流的天才和美元金融的技巧来重新整合世界经济？这将比以前更难。我们在“冷战”后可能产生的任何趋同幻想，现在肯定已经破灭了。我们可能将以某种方式把中国、欧洲和美国在这场灾难后的表现拼凑起来。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这些身处欧洲和美国的人来说，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最糟糕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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