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历史上吕夷简和范仲淹的交锋与交谊

宋史剧《清平乐》热播，在近几日的剧集中，吕夷简和范仲淹的几次交锋成为剧情主线。历史上吕夷简和范仲淹是否真的有过交锋？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吕夷简和范仲淹的三次交锋

“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宋仁宗

“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欧阳修

如果让宋朝人做一个争议人物排行榜，吕夷简一定名列前茅。这或许是因为明道废后事件前后吕夷简看似截然不同的人品形象，也可能是缘于他在做宰相时与范文正公范仲淹直接或间接的三回合“被动交锋”，并且差不多每回都战胜了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可以说是宋朝时期最具“主角光环”的名人。作为两宋士大夫阶层的楷模，单说人品自然是无可挑剔的完人。在重视士大夫品行、气节的宋朝，无论是庆历新政时的知难而退，还是经略西北时的“僭越毁信”，在事功上的是非都不足以撼动范仲淹“宋朝第一完人”的形象。

天圣七年（1029），初到中央当官（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因为临朝听政的刘太后有“请天子率百官献寿于庭”的企图，便上书极力反对，并且“奏疏请皇太后还政”。此举除了让范仲淹成为当时的流量大V外，还让他被中央政府封杀，不得不自己“乞补外”贬黜到河中府做通判（相当于山西永济市市委书记）。纵使是个道德完人，范仲淹内心也并非毫无波澜，再给晏殊的信件中他如此吐槽：“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翻译过来就是说当朝宰相（吕夷简）不帮忙、不给力。鉴于当时吕夷简是独相状态，范仲淹的外黜在程序上他肯定有过经手，两人自此结下“梁子”。

明道二年（1033）的废后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仁宗亲政后的逆反心理有关。早在仁宗十五岁成婚时，年轻的皇帝情窦初开，早恋的对象则是王蒙正的女儿。据说此女“姿色冠世”，但是刘太后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硬让仁宗娶了后来的郭皇后。等到刘太后离世，仁宗逐渐开始“释放天性”，后宫美人竞相得宠，郭后在后宫教育“姐妹”们“做人”时误扇仁宗耳光，这导致了仁宗因“初恋往事”以来对于郭皇后（刘太后的生前影响）积怨的爆发，一时冲动要求废后。

那个时候吕夷简方才复相两个月，范仲淹也在刘太后去世后回到中央任右司谏之职。先说吕夷简的复相，其实也与郭皇后有关，原来早在八个月前，刘太后刚去世时仁宗就与吕夷简商量如何罢免“前朝故旧”，结果等到官宣的时候，吕夷简却发现自己也名列贬外之列，通过小道消息（内侍阎文应），夷简才知道仁宗在与郭后聊到外朝事务时，郭后吹了耳边风：“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就这么一句话，让吕夷简出京蛰伏了半年才复任宰相。恰巧“耳光门”事件爆发，吕夷简自然顺水推舟落井下石，力赞仁宗废后之举。

此时范仲淹是右司谏，自然而然挑起劝诫皇帝和宰相的大任，在御史中丞孔道辅的带领下入宫进谏，说无端废后有损天子和朝廷形象，仁宗一开始还想闭门谢客，结果孔道辅直接拉着门环大叫“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表明自己在废后事件上“吹哨人”的立场。仁宗只能让吕夷简出场帮忙擦屁股，结果吕夷简与范仲淹、孔道辅一班谏官君子辩论不利，只得用一道缓兵之计把锅甩回给仁宗，让他们自己和皇帝说理去，然后再来个快刀斩乱麻，促使仁宗立即下达人事调动命令，斩草除根把这些唱反调的言事官给调离出京。吕范第二回合较量，吕夷简完美控场，完胜范仲淹。

到了景祐二年（1035），或许是因为宋仁宗在废后事件上颇有悔意，亦或是由于在苏州治水有功，范仲淹再次回到朝中，判国子监。作为宋朝“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精神高度觉醒的典范，范文正公在为官做人上依旧秉承“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处事风格，该他说的说，不该他说的也说。“逼得”吕夷简只能私下给他递小纸条提醒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都不做谏官了就不要管闲事。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对范仲淹来说，生命不息，说真话的精神不止。

于是吕夷简又生一计，把范仲淹调到开封市长的岗位上，“欲挠以剧烦，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可是范仲淹也不只是会耍嘴皮子功夫，据说他上任方才一个月，京师就“肃然称治”，本职工作办好了，范仲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老本行，向仁宗进献《百官图》，以揭露宰执用人唯亲之失，让吕夷简大动肝火。对于夷简来说，郭后的仇都能报，此时还不是“小范老子”（之后仲淹经略西北时西夏人对他的尊称）的小范算什么，找着个机会就在仁宗面前怼范仲淹，说他是个“务名无实”的“公知”。双方因此开始了往来数个回合的文言文嘴炮，最终吕夷简在大怒的状态下给范仲淹戴了三顶罪帽：越职言事、勾结朋党以及离间君臣。在朝重臣的朋友圈也因此撕裂，纷纷站队点赞表达态度，更严重的是，宰执团队（吕夷简与王曾）亦从此明分两派，整日吵架斗嘴，搞得仁宗最后只能来了个悉数罢免以得清静。范仲淹则第三次被调离中央，贬知饶州。

吕、范二人的梁子，要直到三年后吕夷简第三次拜相，委任范仲淹经略西北时才解开，当然这已是后话。而吕夷简作为宋人“精神偶像”范仲淹的对立面，其“动有操术”的权臣形象，却已在三次斗争中逐渐深入人心，并因之奠定。

吕夷简的相业

“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宋史》

天下人敬爱范文正公，说明一个人为官是好是坏，老百姓往往都看在眼里。但若怀揣情感因素来看待范仲淹的对立面吕夷简，自然会在很多观点上有失公正。清人恽毓鼎在其所著《澄斋日记》中对吕夷简有一个“遇大事极能匡正”的评论，如果用理性的角度来读历史，以概括吕夷简的相业，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宋真宗时期，有一次与吕夷简的堂伯父吕蒙正谈论起吕家小辈谁堪大用，他的回答是“有侄夷简，宰相之才”。作为宋太宗拔擢的状元宰相，为政风格以稳健著称的吕蒙正所言即使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总体来说自有其平允之处。凭借自己在地方上做官时的出色才干，加上吕蒙正的影响力，于真宗末年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到任后“治严办有声”，更是让宋真宗于屏风上加深了对他的好感，准备重用他。

不久以后真宗驾崩，由于即为的仁宗尚且年幼，故由刘后垂帘听政。可能因为仁宗皇帝有时没法早睡早起，刘太后就希望朝臣们能够单独朝拜她，时任宰相的是一代权臣丁谓，作为宋朝早期老奸巨猾的代表人物，乐于玩弄权术的丁谓在道理及私人角度上都是老大不愿意，因为一旦刘太后的小小心愿成真，就意味着她可以在名义上代替仁宗，本来算是同一阵线的刘太后、丁谓两人从此生隙。

朝廷正直之士被丁谓欺压多年，苦于找不到机会将他赶下台，眼见时来运转，他们“赖以为重”的副相王曾率先发难，在刘太后和队友闹矛盾的档口，用一道奏疏改变了丁谓专权的局面。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吃到大锅饭的宰执集团本想就此罢休，但丁谓可能是好运到头，人品耗尽，由于内侍雷允恭擅自更改真宗陵寝方位，担任山陵使的丁谓自然逃不了干系。朝廷委派吕夷简验治其事，配合着王曾一不做二不休的“内部动作”，丁谓最终落得个“俄窜崖州”的下场。当上宰相之前的吕夷简，在打击朝廷“邪恶势力”专权的战斗中，可算是居功至伟。

没多久，吕夷简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最高执政圈的夷简，除了在天书、崇道几个层面进行合理规谏等常规操作外，最能体现其“遇大事极能匡正”的，莫过于协调仁宗与刘太后的关系一事上。作为狸猫换太子故事的原型人物，宋仁宗在刘太后去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亲妈是谁，其生母李氏在世时作为一介宫女，则以“未尝自异”的态度低调做人，即使默默去世后也仅仅是“进位宸妃”。

或许是处于女子的妒忌心，刘太后在如此情况下还想把李妃仅以宫女规格落葬。获知此事的吕夷简此时已经身为首相，他当着仁宗与刘太后的面表示应当将李氏厚葬为宜，把刘太后吓得半死，赶紧支开仁宗，和吕夷简尬聊装傻：“一个宫女死了而已，宰相你说啥我不懂。”吕夷简当场表示自己作为宰相，宫内宫外都有义务插手，气得刘太后差点给他按上个“离间母子”的罪名，好在吕夷简“屈伸舒卷”，提醒太后若是不想考虑刘家，自己也就不操碎这个心了，言下之意就是未来仁宗知道了真相，还发现自己生母未被厚葬，可别怪我吕夷简没吹过哨。顿悟的刘太后方才答应礼葬李氏。待到实际操作时，吕夷简还特地嘱咐内侍罗崇勋用皇后服入殓，且以水银实棺。这才让在刘太后去世后，亲眼见到棺内情况的仁宗感慨“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倘若没有吕夷简“遇大事极能匡正”，纵使宋代的皇帝个人素质再好，恐怕在上述情况下也难免开展一系列追责活动，宫内朝外之动荡也可想而知。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所谓内外无间，说的即是刘太后与仁宗的特殊母子关系，正因内外无间，宰执集团才有空间施展治国的才干。

吕范之交

“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朱熹

说回吕夷简与范仲淹，吕夷简第三次入相后，不计前嫌安排范仲淹与韩琦负责对西夏的战事。范仲淹因此面谢吕夷简，夷简回答：“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邪！”这既是动有操术的证明，也是其宰相度量的表现。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西夏李元昊在给范仲淹的信件中态度傲慢，以皇帝身份自居。不想让朝廷见到此信尴尬的范仲淹私自将信烧毁，朝内有人说范仲淹这么做应该被处以极刑，最终还是吕夷简赞其忠心可嘉替他解了围。

待到庆历年间，范仲淹自己身为宰相处理中书政事，知道了做大统领的困难，他在以参知政事身份去往陕西担任安抚之职的路上，与退休的吕夷简相遇于郑，面对“惟有过悔之语”的范仲淹，吕夷简告诫他想要经略西北，还是在朝中为便，想不到吕夷简会如此推心置腹、循循善诱的范文正公“为之愕然”。喜欢“搞事情”的欧阳修后来写《文正神道碑》，说吕、范两个人老了以后相处甚欢，即是因此之故。

庆历四年（1044），吕夷简去世，范仲淹撰写祭文：“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范仲淹对于吕夷简的悼念断然不会是口是心非之举，他一身因为坚持讲真话吃了不少苦头，但风雨之后，或许他也意识到了吕夷简用操术为士大夫开拓施政之空间，与自己用操守开启士大夫之正气精神同样可贵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