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利器：“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上海派遣军的舆论宣传

舆论宣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写道：“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庞勒则在《乌合之众》指出“影响大众想象力的……是扩散和传播的方式”。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刺激想象的宣传可以说是激发人们情感的不二选择。例如新冠肺炎流行后，以法国《皮埃尔信使报》以“黄色警告”、“黄祸”为题报道该疾病为始，欧美媒体开始将“新冠病毒”与种族概念挂钩，使当地民众形成中国人携带传染病毒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引发严重的歧视言论和行为。历史上，亦不乏恶意引导舆论的行为。例如近代，西方列强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混淆视听、挑拨离间，为他们侵吞中国行方便之道。本文以日军绝密档案《上海派遣军旬报》为基础，对“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上海派遣军（后文简称“派遣军”）对国内外进行宣传的背景和具体政策进行概述，以阐明日本侵华时期的宣传策略。

上海派遣军的宣传背景与目的

日本自甲午战争时起就将报刊、通讯社等作为对华宣传武器，到太平洋战争时期，其宣传活动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完善并与时俱进，而“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派遣军制定的宣传政策是近代日本整体宣传中的重要一环。日本军部受德国军事体制的影响，于1915年由陆军省设立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着手研究总体战，提出国民精神与战争胜负密切相关，必须通过相应的舆论政策，强化国民总动员的整合，使其贡献于军国事务。这亦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部进行国家动员及普及国防思想的渊源。“九一八事变”使军部确立了政治地位，其宣传活动在将国民舆论引向军国主义方向发挥了巨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爆发了全国性抗日运动，同时日本因其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道德指责。紧随其后的“一·二八事变”使中日关系愈发对立和紧张，事变爆发地上海出现了又一股抗日浪潮。除了受众广泛的民间报社，各政党、抗日团体乃至普通民众都通过各种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呼吁全国一致积极抗日。各方动员和呼吁在“一·二八事变”期间获得了热烈响应，义勇军的加入、民众的物资捐助和慰问为第十九路军的持续抗战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也注意到中国人精于宣传之道，认为中国宣传极具煽动性和虚假性，增长了中国民众排日、辱日、抗日的气势，是致使中日冲突恶化的重要原因。抗日宣传在停战后也并未停止，尤其是停战会议期间，以《申报》为首的诸多上海报纸表达了应坚持抗日的意见。另一方面，上海因租界而在国际上具有特殊地位，该市发生的中日军事冲突引起英美列强的关注。外国报纸普遍倾向谴责日本的军事暴力手段。而国联也密切关注该事件，通过召开临时总会、成立十九国委员会来回应和处理中方提出的“‘一·二八事变’适用于联盟条约第15条”的诉讼。对日本造成了不小的舆论压力，令他们认识到必须通过上海这个国际舆论的重要舞台对外为自己的军事行为辩护。上海派遣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使国家政策易于执行”为根本原则，开始着力宣传“皇军的出动只是行使国家自卫权”以掩盖真实的战争意图。

上海派遣军由“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派往上海的陆军增援部队编制而成，军司令官为白川义则大将，该军的加入迫使中国的第十九路军全线撤退。1932年3月3日白川司令官正式发表停战声明，同年5月31日军队基本完成全军撤离。根据派遣军司令部撰写的《上海派遣军旬报》（后文简称《旬报》），尤其是报告中的“军宣传机关宣传系统图”可知他们建立了完善的军队宣传系统，以第四课为核心，针对不同群体制定相应的宣传手段，虽然具体宣传对象较多，但依据国别可分为对外和对内两大类。

上海派遣军宣传机关宣传系统图。笔者根据以下档案中的图片绘制：「上海派遣軍旬報（自三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1932年3月31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昭和８年 「満密大日記 ２４冊の内其４」』、Ref.C010028399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虚构战争“真相”：隐匿侵略意图的对外宣传

派遣军的对外宣传对象包括中国、外国、国际联盟、上海外侨等，其宣传方针适应不同时期的舆论形势不断调整，对各对象进行重点有别的宣传活动，以利于日本政策的推行。

3月3日停战后，派遣军观察上海的舆论情况，认为上海报纸不再刊登中国军队胜利的假新闻，开始承认败退的事实。面对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来沪，他们从宣传日军蹂躏国际规约，希望国联认清其侵略目的发生转变，出现了不应对国联抱有期待，呼吁坚持抗战的论调。该军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因不实报道，社会未予中国报纸回应；其二，即使中国官员阿谀奉承，但国联调查员未表露对中国的同情立场。派遣军基于上述判断定下宣传方针，即强调日军的军事行动及驻兵的正义性，即为了保护日本居留民的安全与财产，否认自身的侵略意图，将中日冲突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其具体宣传实施方法是“将正确的报道作为宣传的主要着眼点”。

所谓“正确的报道”首先要向外，尤其是向日内瓦传达。派遣军重视各驻华公使馆的附属武官，对其提供资料，带领至前线考察，通过他们将所谓事实传达给其所在的公使馆。而对国联调查员，则令带领参观战斗遗迹的日本随行人员为消除中方宣传对于日本形象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对上海外侨和海外外国人，先由军队和日本总领事馆向欧美通信员发表正式声明，强调日军在上海行动的正当性。再通过反抗日宣传机构Press Union向欧美通信员和上海外文报纸提供新闻。此外日本的广播机构News Bureau每晚都在当地电台进行英文宣传，他们认为宣传收到了效果。该时期，派遣军对中国的宣传按对象进行区分，他们将反抗日军的中国军及其背后的统治阶级作为宣传的攻击对象，而对其他中国军民进行警告式宣传，通过散布传单，张贴海报等方式称事变责任全然在于反抗的中国军并威胁道若他们不改变，不幸的将是中国民众。

3月24日至5月5日停战会议期间，派遣军将对外宣传重点置于该会议。他们观察当地舆论，认为中国报纸大力提倡日本无条件撤兵、统一讨论上海及满洲问题、长期抵抗，不利于停战会议的展开，同时中国内部的反政府策士借停战问题攻击政府，使停战会议成为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舞台。于是决定从侧面引导舆论，表露日军对停战的诚意与努力，指责中国内政混乱，毫无停战之意。上海舆论对国联基本保持“不应对抱有期待”的态度。鉴于国联调查员对中国没有表示出明显的同情，派遣军则再接再厉，向调查员就日本出兵的理由、作战期间日军保护租界内第三国人的财产及公共设施、不得已轰炸的事件等行动寻求谅解。

这一时期，派遣军出于驻兵需要，对中国民众的宣传在于树立日军的正面形象，缓和舆论。实际活动包括准备分发用的火柴十万盒，对中国民众施米施疗，他们认为中国民众因此增加了对日军的信赖度。此外，4月10日中文报纸《江南正报》发行，其所有人是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山田纯三郎，该报初期由派遣军指导及援助，“通过正确的报道对抗虚构夸张的支那报纸”，随后受陆海军的补助，是日本的宣传机关。

停战协定签订后，派遣军认为公共舆论整体趋于平静。圆桌会议的召开成为焦点。将上海设为中立地带的计划始于“九一八事变”时期由工部局提出的“建立一个中立地带”的提案，以巩固上海的租界地位。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据此准备推进由日本主导的上海“自由市”计划，但日本知晓尚未停战时宣传该计划必将遭到各国反对，因此在停战协定签订后才对外明确提出通过召开圆桌会议以同各国商讨上海“自由市”计划。派遣军根据政府计划调整宣传方针，通过宣传上海的不安定强调该会议的必要性。具体方法包括，正面宣传中强调中日合作对远东和平的重要性；侧面引导重在积极发现停战协定中所谓“便衣队活动、挑起仇敌心理的言行”，即使无法判明与中国军队的关联，也将其宣传为中国政府及民众的责任，营造紧张不安的氛围，推动圆桌会议的召开5月下半月的派遣军撤退期间，军队观察上海舆论中对日本陆军撤退的评论，认为虽然中国报纸大都缓和了评论的语气，但军队出于对上海安定的考量，仍强调军队出动及事变期间行动的正义性以及自身的无所企图。

美化战争“成果”：煽动民族情绪的对内宣传

派遣军的对内宣传对象包括日本本土民众、在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全体军队等，宣传及战史资料的收集由军中各级宣传机关完成，宣传政策基本按照军部对国民统合和国家动员的需求，借“一·二八事变”绷紧国民精神、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根据《旬报》，对内宣传活动主要集中在3月和4月。

针对日本民众，包括本土日本人和在上海居留民，派遣军首先第一时间向国内国内报纸与通信社的上海特派员及上海日文报社提供新闻素材，进行舆论指导和控制，并借由报道广泛宣传他们塑造的战士典型，如肉弹三勇士、林大八少佐等，为日本军在上海的战斗正名的同时激发国民对战争的支持。其次，鉴于停战会议的前景尚不明朗，派遣军还向民众宣传称“断不可沉醉于战胜的氛围之中”，通过举办展览会、进行模拟战的拍摄、制作电影、设立战争遗迹参观学习咨询处等方式，绷紧国民精神。

“肉弹三勇士”，左起北川丞、作江伊之助、江下武二。

展览会由派遣军与上海及日本国内的官方及民间机构合作举办，使上文中的战士典型通过遗物展览被民众更深入得了解。在上海，派遣军直接支持过两次事变展览会的召开。第一次是3月20日至22日，于日本人俱乐部举办了“上海事变纪念展览会”，陈列了军司令部及各部队收集到的缴获品、日军军人的遗物、排日宣传海报等物品，以感奋激励参观者。第二次是4月9日、10日，在军司令部的后援下，3家日文报社于日本人俱乐部举办了“上海事变绘画照片展览会”，追忆皇军奋斗的情形。派遣军认为关于该事变的本土宣传仍不够充分，因此也积极促进日本国内举办展览，将诸多纪念品作为国内展览会的资料送往国内，使之在各地的敕谕50周年纪念展览会上展出。

除了支持展览会的举办，派遣军还通过拍摄著名模拟战、制作事变的纪念电影、支持开设战争遗迹参观学习咨询处等方式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对内宣传。《东京朝日新闻》3月21日刊登了肉弹三勇士模拟战的图片新闻，该模拟战于3月16日在庙行镇进行，图片新闻展示了战队突击及爆破的瞬间，为读者们提供了战斗的现场感。此外，教育总监部向第九师团提出申请，希望他们能演习并拍摄林大八少将战死的实际情况，将此作为国民教育的资料，而军队也同意并决定于3月25日进行实地演习和拍摄。拍摄完成的电影有《上海事件》，由“满洲教育映画协会”制作，共四卷，电影以多年的排日运动为开场至停战终了。

开设战争遗迹参观学习咨询处的计划由派遣军司令部制定，在乡军人会上海分部负责具体事务，该机构受上海陆海军的后援，是非营利性的官方服务性机构，于4月17日开设。咨询处的开设直接原因是在乡军人、铁道省职员等团体在4月上旬的参观申请，目的在于向具有军政背景的团体提供更好的引导。咨询处与旅行社相似，既提供战争遗迹的向导服务，也满足住宿、特产购买等需求。咨询处的向导主要从在乡军人会中有实际战场经验的随军翻译中选拔，经过陆海军部的特别教育后正式开始工作。咨询处的宣传由向导们进行，通过他们向参观团体传达所谓事变真相及国防的必要等。此外，咨询处中专门设立了陈列室，内有缴获品、排日海报等物品，供咨询者观赏。

军中士兵与民众一样，同样是对内宣传的重要目标。在宣传系统图中，第四课计划主要通过散发印刷品、电影、发行阵中报纸等方式进行对军队的宣传。此外军队上层通过为战斗中受重伤仍奋战的将士、小队颁发军功奖状，树立军人楷模、宣传军人精神以激励战士。

结语

上海派遣军在“一·二八事变”的战斗结束后发挥身处事变前线的优势，收集战史与宣传资料，针对各宣传对象制定出比较完善且各有侧重的宣传政策，与其他官方及民间机构如在乡军人会、上海的各日文报社等进行合作宣传活动。其对外宣传政策将缓和舆论环境及掩盖侵略行为作为根本，虽然并未如其所愿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正名，反而使其在国际社会中愈发孤立，但以国民统合和国家动员为目的的对内宣传政策，成功借事变绷紧国民精神、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国民进一步陷入战争狂热之中。内外宣传政策虽然侧重不同，但都以将战争合理化，实现侵略目的为根本。此后，日本的战争宣传亦沿袭相似的策略，如“七七事变”后对外传达事变由中方率先挑起的“真相”，将入侵行为合法化，以激发国民对出兵中国的狂热支持，从而将中日两国的民众皆拖入了战争的泥潭。疫情期间，将新冠病毒与特定地域与国家相捆绑等污名化事件频频发生，极具污名化效应，不啻为加剧病毒传播、助长种族歧视、深化区域矛盾的最大帮凶。无疑，污名化的舆论引导较之病毒更为可怕。面对试图主导舆论的噪音、杂音，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