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国家开始运用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动员身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报效。本文透过1956年周一良写给邓嗣禹等人的一封长信，及邓嗣禹与家人的往来联络，一窥当时国家在动员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所做出的努力。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国家开始运用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动员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各大学工作的知名学者回国。
1956年，国家针对知识分子问题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高教部结合这项“规划”，又出台了《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作或学习的留学生大约还有七千余人，其中在美国有五千人，英国七百余人，日本一千余人，法国三百余人。知识分子会议后，周恩来曾专门作出指示：“1956年至少争取一千名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国际方面，自从1955年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后，美国不再公开阻挠留学生回国，留学生面临的最大问题得到了解决。因此，周恩来提出的，一年内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总体目标也是切合实际的。
与大陆相同的是，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将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生，他们于1950年出台《辅导国外留学生及学人回国服务各项办法》，采取补助旅费、安排工作等措施积极争取留学生归台，并大有与大陆争夺海外学子的阵势。为了吸引海外的留学生前往台湾，一些留在美国或者台湾，且极富盛名的知识分子利用其自身的影响力和名气，呼吁海外留学生回台，比如梅贻琦、傅斯年、钱穆等人。据申葆诚回忆：“梅贻琦去了美国和我们讲，你们的旅费我们给出，并且给你们安排最高的职位。”据台湾国民政府统计，1950年至1954年归台服务的海外留学生及学人共76人，其中自美归台服务者约占一半以上。
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无限希望，以及新中国对滞留在海外的学人高度重视，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召唤海外学人回国，一大批留美学人选择回到大陆工作。据统计，1949年8月至1954年12月自美回国的学人总计有937人。1956年初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引进国外学人的力度，并拓展了工作方式与渠道。
1956年5月2日，为了动员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杨联陞（字莲生）、邓嗣禹、王伊同能够回国工作，受组织方面委托，时任北京大学亚洲史系主任周一良教授曾写过一封长信给这三人。信中除了介绍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合并之后、建国之前回国的，以及原在北大任教的历史学家工作安排情况之外，特别希望洪煨莲、赵元任、李方桂等人也能一同回国工作，信札内容原文如下：
莲生、嗣禹、伊同，兄：
多年不通信了，去年在莱登开会听到一些你们的近况。这封信设法从别处寄出，希望它不至于付诸东流。如果你们看到这信，希望慎重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这是你们在国内的老朋友们（不只是我们夫妇而已）的共同愿望。我们常常想到你们，谈到你们，诚恳地盼望大家都能平安归国，贡献所学，为人民服务。
解放六年以来，我们的国家起了根本的变化。多少新鲜事物真是更难历数，不是我这短短的信所能书其万一。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人民日报》的话，我想一定也能够了解一些。我们常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句话大可概括一切。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和殖民奴役的摆脱，中国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了。近年来，我们在国际事物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取得的胜利姑且不谈，仅以个人而言，我去年到西欧开会便深切感到，过去在外国读书的人吐出了一口气。我们每个人都以作为站起来了的新中国人民而自傲！
此时，邓嗣禹获得傅不来特法案（Fulbright-Hays Act）基金资助，正在日本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美国夫人与两个女儿同行。5月8日，邓嗣禹在日本写信给正在湖南师范学院上学的女儿邓同兰：“初来日本天气很冷。图书馆无暖气，手脚指都冻坏了”，“我们是坐飞机来日本的。五个大箱子，从船上寄来。可惜在路上丢了三个。大概是船在日本或高丽靠岸时，被小偷把锁打开，把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可算是不幸的很”。
邓嗣禹
同时，他在信中也描述了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情况，并提到年底到香港的想法：“在日本做研究工作也不是很满意，设备不完备，助手懒惰只希望拿钱不做事。好些很普通的中国书籍，日本竟找不到。……在日本生活住不惯，生活程度也相当高。我希望今年年底去香港一游。”另外，告知将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翻译成英文，并且快要出版了。询问长沙有无蔡锷（蔡松坡）先生的遗著？
8月中旬，邓嗣禹转接到周一良的来信，所以有意到香港考察、游览一次，并希望通过香港这个门户，了解国内的最新发展现状。原来留美同学现在国内工作、生活的情况如何，也是邓嗣禹希望了解并关注的内容。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周一良在信中继续写到：
再谈谈我们的情况吧。五二年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工科大学，北大、清华、燕京的文理法工院合并为新的北京大学，我们都到了北大，邓懿（周一良夫人）教外国学生中文，我先教中国史，后改教亚洲国家史。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将是我教学和研究的范围。……
你们一定关心很多老同学和史学界的人物，让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了发展历史学，科学院在这方面有三个所，第一所管上古到南北朝；第二所管隋唐到鸦片战争；第三所管近现代史。各地大学和师范大学、师范学院设有历史系。……陈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待遇极为优厚，因眼睛不好，在中山主要为高年级的同学开课，仍不断写文章，最近还在中大学报上发表了《论王導之功业》。向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兼北大图书馆长同时，又是历史第二所所长，很忙碌。北大历史系里你们认识有张政烺、余逊、邓广铭、邰循正、杨人鞭、齐思和、张芝睽。齐思和因为世界史方面的需要，现在主要是教外国历史了。为了加强南开的历史系，所以从52年起，郑天挺、雷海宗都到了南开教书，分别主持中国史和世界史方面。莲生认识的丁则良，他现任东北人大历史系副主任。侯仁之专搞地理去了，现任北大地质地理系主任。
聂崇岐在科学院第二研究所与门搞史料编辑工作，最近我们标点重印通鉴，他担任了总校阅，这都是他最擅长的工作。傅乐焕继续搞辽金元史，王锺翰继续搞清史，冯家昇搞维吾尔史，都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朱士嘉在历史第三研究所，也继续他的方志工作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邓之诚先生已经退休，仍住在中老胡同的北大宿舍，领全薪。最近《骨董琐记》由三联书店再版。他还出版了一本《桑园读书记》。孙毓棠在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门搞他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从上面名单的报告，你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专家们今天不但继续在岗位上工作，而且是比以前安排得更恰当，更能发挥了他们的长处。
北京史学界有两个人没有完全回到本职岗位，因为实际需要，继续作政府工作，他们就是副市长吴晗，和教育局长翁独健。但是吴晗同时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公余之际还写文章，修改《朱元璋传》已经快要出版。翁也兼着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还有谭其骧是你们熟悉的。他原来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前年因改绘杨守敬历史地图，把他调来北京。搞一套历史地图是老谭多年来的愿望，只有到今天才实现。他现在指导着一些人在工作，这部地图出版后，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将有很大帮助，远比箭内（按：日本学者箭内亘，著有《中国历代疆域读史地图》）的书要详细可靠的多。
再报告一下剑桥的朋友们的情况吧（这里的剑桥，用哈佛大学所在地指代）。吴保安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已经好多年了。高振衡任南开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冯秉铨任华南工学院教务长。陈新民、黄培云任华东冶金学院的副院长，陈标生在清华，陈振汉、任华都在北大。严仁庆在北大经济系，同时是我们的副教务长，张培刚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当总务长，史国衡在清华当总务长。总之，这些人所学的，有用的东西都发挥了作用。
以上所谈的（事）可能都是你们想知道的事，从这些情况你们可以了解历史科学工作也正如祖国其他事业一样蓬勃开展中。无论什么人都在发挥潜能，剑桥的老朋友们都没有辜负所学，他们的工作成绩也都得到了人民的认可。
1981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邓嗣禹（左二）与周一良（右一）合影。
在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的方式上，1956年以前主要以中央为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委会）经过协商讨论，组成一个以马叙伦为主任的“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称办委会）。办委会隶属于文委会，主要有四项任务：（一）调查尚在国外的留学生人数，动员其早日回国。（二）对留学生回国前后的宣传了解及教育。（三）留学生回国后的招待。（四）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还有一些因经济困难无力回国，办委会也积极给予帮助，向文委会申请了四万美金作为接济之用，并出台接济返国旅费的暂行办法。其中，第7条明确说明：“接济留学生之旅费数目，以其距离远近及实际所需而决定之。据目前所知，由法国至香港之四等船舱票约为170元美金，三等舱约为280元美金，故接济之款项每人应以美金500元为限。”为1956年后期，进一步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奠定了基础。
但是，当时这项“暂行办法”仅仅是一个宏观的意见，并未能见到具体操作细则。周一良在信中不仅告知了操作细则，还说明了具体注意事项：
我们非常盼望你们，以及尚在美国的其他一些朋友们好好考虑一下回国问题。如果旅费有困难，特别像你们这种全家在外的，可以到华盛顿，印度驻美国大使馆领取路费——这是我们政府和印度政府协商好的。如果图书仪器之类怕国内没有，影响工作，也可以由印度领款购回到国内再报账。人民政府说到哪里做到哪里，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回国工作无问题，找到恰当工作以前的一切生活费用，政府也负担。钱学森回国后政府如何对待他，你们或许听到了吧？洪煨莲、赵元任、李方桂诸先生，我们也都欢迎他们回来。请将此信先给洪先生一阅，将来我还要给他写信。因不知嗣禹兄地址，故一并寄到剑桥，请杨、王助力转达。卞学璜兄夫妇，陈观胜兄夫妇，如尚在剑桥，也希望给他们看看。
一良 五六年、五月二日
懿附笔问好
1956年以后，国务院文委会根据已经回国的留学生反映，尚在国外的相当多的留学生主要存在两大顾虑。一是对新中国缺乏了解，思想上尚有若干顾虑——由于留学生多数是在解放前出国的，大多数人都离开祖国有六年以上，因此对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他们或多或少受了一些美国及台湾国民党当局宣传的影响，还有建国以来开展的“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也让留学生在回国问题上存在很多顾虑，许多人担心回国后会被“洗脑筋”，受政治迫害。二是存在一些具体困难，比如有些人工作合同未满，有些人妻子生小孩不便远行，有的怕申请回国后不能马上回国，又因此失业而生活无法维持等。
因此，为了做好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中央决定转变争取工作的重心。中央专门成立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工作组之下，由内务部、高教部、公安部共同组成联合小组，负责进行留学生家属工作”（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让己回国的留学生给尚在国外的同学或是亲朋写信，信件内容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为主，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告诉他们，呼吁他们放下思想顾虑，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二是让留学生家属给在国外的亲朋子女写信，以亲情感动留学生，让他们早日回国与亲人相聚；三是让已回国的留学生给他们的外国友人（比如导师、同学、著名的科学家等）写信，利用他们亲身体会动员舆论，协助留学生回国，也是可能起相当作用的。为防止粗暴生硬作风，中央要求在写信时要多为留学生考虑，不能因为留学生迟迟不归或是犹豫不决就去批评责难，要“设身处地的多为他们着想”，要相信“他们暂时不回国，一般是迫不得己，或是一时受了蒙蔽”，耐心地为他们答疑解惑，因为这些留学生“终究是愿意回来的”。同时，强调应当使留学生感受到祖国亲人的温暖，而不是一味地责难、怪罪，要谅解留学生的困难和处境，给予他们同情与关怀。（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
9月初，邓嗣禹抽出空余休息时间，到东京、北海道等地游览。
9月10日，印第安纳大学因急需寻找中日文图书编目人员，邓嗣禹在日本仍然为此事操心，故致函钱存训：
讲学荣归，理当接风。敝图（书馆）中日文编目员，时到现在，仍未能获得合适人选。袁守和先生曾介绍蒲友书君（附原函），蒲君文翰最佳，满望可以来此就职，无需面谈。但因从未习日文，婉辞。吾兄可以与蒲君接洽。
吴光清介绍一人，中英文皆不通（请守秘）。在台大专修改历史，来美改习化学，后又改习图书馆学。敝处因为找不到人，嗣禹又不愿此职位为日本人夺去，故在无办法中，仍请此君来此试作1-2年，但尚未回信。有一日本人，现在东京，愿重返美国工作，曾在哈佛工作1-2年。裘先生表示移民局手续麻烦特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被迫返国。
梅贻宝先生云，有一女士在芝城City Library 工作，可否请兄电询。否则，编目部现任（老处女）将要自杀矣。因为找了数月未能成功。一笑即清。
钱存训
9月28日，在给女儿邓同兰的家信中，他再次提到聘请的两个日本助手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日本助手工作了七八个月，然京都大学的东方学者尚未做完。……只好大小粗细事，皆由自己动手”。“日本的图书馆管理不善，书籍杂志散布各处，我得从楼上跑到楼下，从史学系跑到文学系、哲学系等等，到处找书籍杂志。每天从早上八时以前出门，晚六时才回家，东跑西找，累得不堪。希望能够将《日本东洋学者与中国学者名鉴及其著述》一书，在圣诞节之前编成。”
12月初，在东京飞机场，写信给女儿邓同兰（应该是在购买机票之后）：
我临时决定，飞游南洋各国。十二月二十四日飞抵香港，停23小时；飞至秦国，停九日；飞新加坡又停九日；飞西贡，正月十五日；返香港，住至正月十九日。你如能来香港，父女团聚甚佳。
但不必过于勉强，致于国法。如不能来，请告知需用物品，如能寄，皆当寄来。我常照有颜色照片，所以无黑白照片相赠。一年前，抵达东京时，朋友摄一全家福，虽小聊甚于无。即祝。
父嗣禹匆匆习书于东京飞机场
12月24日，邓嗣禹抵达香港，拜会香港书店老板徐炳麟等朋友，后至泰国（停九日）、新加坡（又停九日）、正月十五日到越南西贡，及东南亚等地考察后回到香港，再由香港返回日本。
时年，女儿邓同兰正在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就读二年级。接到此信时，正值期末考试前期，由学校特批（校方希望她能动员父亲回国工作），去香港与父亲会面，并一同游览香港、澳门景点，拜会培澳中学校长，约一周时间，并留有香港、澳门等地的留念合影。
邓同兰晚年回忆这段历经，在她的年谱中写道：
1953年，我在湖南衡阳市岳云中学读高中时，岳云中学校长叫去到校长室，拿出我父亲亲笔来信，并说明侨务政策有关情况，鼓励我多与父亲联系，经常通信，宣传祖国情况。此后，我一直与父亲保持通信联系。
1956年冬季，正值我在湖南师范学院期末考试之前，父亲来信说：长期旅居国外，但每时每刻都在想望祖国，思念家乡，想念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妻儿。但是当时，中美两国断交多年，父亲无法回国。因此，要我去香港同他见面。我将父亲的来信给年级辅导员老师看，不久由罗院长代表学院找我谈话，特批我可以不参加学院规定的期末考试，及时去香港探望父亲。同时，要我详细地介绍祖国繁荣昌盛、国力发达、经济稳定的大好形势，力争要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回国，为振兴祖国建设做贡献。
当时，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也很重视这件事，她们为我准备好较时尚的短大衣、皮鞋等物品。我从湖南长沙坐火车到广州，晚上乘轮船从广州出发，次日凌晨抵达香港，由香港万有图书公司经理徐炳麟接站，入住到香港预订的旅馆。父亲同天中午到达香港，我们在徐炳麟的陪同下，共同游览了香港市容、海洋公园，九龙和维多利亚港区，攀登了狮子山、太平山。在太平山上，三人曾兴致勃勃地合影留念。
晚上，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父女之间畅所欲言，我向父亲介绍国内的形势，以及人民的生活现状，公正地评论国内的政治运动情况：如土改中家庭的情况，以及“三反”、“五反”、“四清”运动对于家庭的影响，还介绍了目前家里父母妻儿的现实生活状况等内容。当时，由于父亲在日本的研究助手不得力，他有意要带我出国，给他当研究助手。
邓嗣禹、邓同兰和徐炳麟（自左向右）在香港太平山合影
第三天，我们由香港乘船到澳门，当天参观了妈祖庙、观音堂、白鸽公园等许多著名风景区，并在徐炳麟的引荐下，拜会了他的好朋友，培澳中学校长夫妇，当晚由培澳中学校长作东请客。之后，三人下榻培澳中学附近的宾馆。
邓嗣禹、邓同兰与培澳中学校长夫妇（右一、右二）在澳门合影
1956年邓嗣禹、邓同兰父女在澳门妈祖阁合影
临近离开澳门时，父亲带我到澳门商业街上最大的一家商店，为我买了一条金项链，一个高级皮箱，作为礼物送给我。当时我考虑，国家培养我读师范学院，我还没有为国家做出任何贡献，现在去美国不合适。同时，我按照学院领导的交待，耐心劝说父亲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回国，将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用于国家的发展建设方面。父亲答应我，回去后会认真考虑此事，同时他还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功课，以后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师范人才。随后，父亲离开澳门到达日本，再由日本返回美国。我提着一个空皮箱，顺利通过海关检查，回到长沙。这个澳门的皮箱，我一直很珍贵的保存下来，作为传家宝，在儿子结婚时，我又赠送给他，并鼓励他向外公学习。
回到学校后，学院领导给我安排了一个单人房间，复习备考期末考试的内容。在复习期间，为了报答学院领导的关怀，我起草了一份四页纸内容，关于赴香港、澳门探望父亲的思想汇报材料，考试结束后再次进行修改、完善后提交。对于我的思想汇报材料，学院各级领导都比较满意，鼓励我继续给父亲多写信，早日促成父亲回国的事宜。
此后，邓嗣禹先后于1972年、1978年、1985年，先后三次回国开展学术交流与各种纪念活动。
从1956年周一良给邓嗣禹等人的一封长信，以及湖南师范学院通过留学人员亲属，动员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可以真实看到，当年国家在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一片赤诚之心。
目前，为研究1956年前后国家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历史经验，许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课题都相继聚焦在这些方面，本文反映的真实内幕和一手珍贵原始史料，或可为今后的研究学者们提供更丰富、更详实可借鉴的佐证材料，期待这项研究工作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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