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雷家圣著，中西书局2019年10月出版，330页，55.00元
本人撰写的《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以下简称“本书”），认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受到英国牧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影响，向光绪皇帝奏请推行“借才”（重用伊藤博文）、“合邦”（中美英日四国合邦，交出军事外交财政之权）的计划，慈禧太后发现后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阻止了这些计划，挽救了国家的危机。这一结论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因此本书的结论是否成立，也应该接受学术界的批评。张荣华教授《评〈晚清戊戌史事新探〉——“引狼入室”还是古典新绎？》即对本书的观点，提出了相当多的质疑，究竟本书的观点是否合理？张教授的批评是否成立？则应由学术界与读者大众自行评判。本文仅就张文提出质疑之处，略作回应。
一、张文指出：“朝鲜亡国史及甲午战争作为变法运动的背景，已是今人研究的常谈，晚清志士对日本兼并朝鲜也早有警觉和谴责；在‘戊戌史事新探’名下重述朝鲜最后半个世纪史事，不仅无谓，更属文不对题。”“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意见，则必须落实于正文，这是学术论著的基本规范，但后面两章中未曾提及，未作片言只语的史实印证。”
笔者认为，如果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看，朝鲜亡国史与甲午战争的描述确实显得多余，但就一本面对一般读者的历史著作来看，这些叙述仍有必要。朝鲜亡国史与甲午战争的过程虽然今人研究已多，但一般读者对朝鲜/韩国近代史的认识仍然有限。尤其本书将朝鲜甲申之变以来日本在朝鲜发动的历次事件与戊戌政变作比较，因此有必要将相关事件交代清楚，让读者一目了然。
至于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相似之处，则本书第四章有“甲申之变、乙未事变与康有为、谭嗣同之密谋比较表”（245-246页），本书又提到戊戌政变之后，兵部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从前朝鲜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证也。”御史黄桂鋆也上奏：“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智。”（220-221页）都是将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作比较，绝非未曾提及。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一小节“韩国的合邦经验”（233-239页），更将康有为“借才”“合邦”的计划，与韩国史上的第一次韩日协约、伊藤博文担任朝鲜统监、第二次韩日协约作比较，并说明其相似之处。
二、张教授指出：“第四章中有著者代袁世凯思索的话：‘袁世凯只要稍加思索，便可以明白，这些变法派官员，即是中国的开化党，谭嗣同即是中国的金玉均与朴泳孝。如果……则慈禧太后就要成为闵妃。’（198页）这显然已不是在述史了。”
张教授引用的这一段，是本书在分析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动机。关于历史人物作某一事件的动机，难有史料作为佐证，即使有回忆录等文字，也可能是当事人自我回护之词，不可尽信。因此分析历史人物作某一事件的动机，经常必须依赖推论。但推论也不是凭空想象，任由写作者自行编造，而是应该根据当事人经历的经验，进行合理的推论。本书第二章详述甲申之变的过程，叙述袁世凯在甲申之变中的经验，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分析袁世凯此时会有何想法。如果认为历史研究不能有任何“推论”，则许多历史将无法讨论，适当而严谨的推论似乎是有必要的。
三、关于本书第三章，张教授指出：“著者自陈‘尽量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呈现戊戌变法的经过’。撰写新书，无论如何没理由整节挪用既有成果，‘运用’二字也不通。”
本书第三章谈戊戌变法，曾将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的长篇表格，略加删减后放在正文之中（145-153页），对戊戌变法的各种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的改革措施，本人并无太多研究，也非本书讨论的重点，但为求全书的完整性也不能完全不谈，所以只能“尽量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张教授又批评本书“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决策方式”也是病句，认为本书所说“戊戌政变，可以说是由这两种不同的性格所导致的权力冲突”（135页）尤其不通，“政变是性格不合所致还是权力冲突的结果，两说不能并存”。
本书描述的慈禧太后，确实“果决能断”（但没说慈禧“明辨是非”）；本书描写的光绪皇帝，确实是“轻躁冲动、感情用事”，两人性格确实不同。慈禧在朝廷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光绪则为实际的掌政者，当光绪推动改革出现重大问题时，慈禧是甘守恬退、放手让光绪去做，还是发现问题立刻出手干预（与光绪发生权力冲突），当然与慈禧的性格有关，也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
慈禧太后
四、关于翁同龢被黜事件，张教授指出：“《梁启超年谱长编》附翁致友人信云‘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此函真伪虽尚存疑，但翁荐康之事仍有迹可索。李盛铎从保国会倡议人之一到依附后党，成为荣禄心腹，是学界研究的共识。著者臆断李氏‘非荣禄私人’，只为证明罢免翁‘非出于慈禧之意’，完全无视康梁之外，叶昌炽、金梁等局内人直言慈禧、荣禄、刚毅辈挤走翁同龢的记载。”
本书根据康有为在《自订年谱》中的记载，光绪发布更新国是诏之后，康有为“为御史李盛铎草译书、游历及明赏罚、辨新旧折，李上之”（143页），而不久翁同龢即因李盛铎的奏章而遭到罢黜。除非康有为的记载不可信，否则如何说明“荣禄心腹”“荣禄私人”李盛铎与康有为的关系？至于叶昌炽、金梁等人当时虽在北京官场之中，他们对翁同龢被罢的记载仍应属于传闻证据，其史料价值应该不如当事者康有为的记载更重要、更可信。
五、关于梁启超另两条慈禧阻挠变法的依据“二品以上官员赴太后处谢恩”“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 本书认为“未必出自慈禧之意，也可能是光绪讨好慈禧之举”（165页），张教授“纳闷著者何以这般爱偏袒太后”。
本书的确怀疑两条材料是否可以作为慈禧阻挠变法的根据。光绪下令“二品以上官员赴太后处谢恩”之后，是否有二品以上大员被光绪任命后却被慈禧打回票？慈禧是否利用这一权力干政？荣禄在担任直隶总督之前是担任军机大臣，慈禧若要干预变法，让荣禄担任军机大臣还是直隶总督，哪种做法更好？这都是值得商榷的。
六、张教授指出：“著者‘合邦这一名词源自日本’（170页）‘在中国无此一词，此一词汇系由日本传来’（211页）之说并不准确，其源在《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合和万国’。”
实际上，“宪法”“文化”“政治”“历史”等词汇在中国古籍中都可找到渊源，但现代意义都是来自日本词汇迻译而来。赋予“合邦”以“国家合并”的意义者，确为近代日本。张教授指出本书按康有为《我史》(《自订年谱》)的记载：“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本书177页），批评著者：“认定此合邦就是‘谈中日两国合并’，依据何在？为何不是谈联盟？”
本书附录三已指出：“两国合邦大会议究竟要讨论何事？是不是主张国家的合并？还是康有为误用‘合邦’一词？在以上引文中并无法看出。不过，合邦大会议的推动者，除了康有为之外，还有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矢野文雄应该知道合邦的意义即是国家合并，除非矢野刻意欺骗康有为，否则康有为不会不知道‘合邦’的真正意义。此外，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将《大东合邦论》在中国翻刻出版，并更名《大东合邦新义》，因此康有为、梁启超也不会完全不了解合邦的意义。因此，认为康有为完全不了解‘合邦’意义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314-315页）
《大东合邦新义》
张教授又指出：“如果康意在并合，岂非正中日本人下怀，作为政客的矢野岂有不敢之理？”这一点康有为自己已说：“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张教授引用时似乎遗漏了“而俄人知之”数语，因而有此疑问。本书附录三也提到：“矢野君担心俄国反对，因此未敢实行。”（313页）。毕竟俄国是世界大国，当时占有旅顺、大连，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张教授指出：“康对日本以合邦之名兼并朝鲜的行径多有谴责，甲午后上书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政变后重申日本并合朝鲜的教训：‘当乙未之夏，煌煌然夸诩自立，以为脱中国之轭矣，不及十年，并于日本，乃始悔误听之诡谋。’”前一段是甲午战后康有为谴责日本之语，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指出，康有为在乙未之后受到日本人游说，开始由仇日转向亲日（87-98页）。后一段出于二十世纪以后日本控制朝鲜时，当时梁启超也写了《朝鲜亡国史略》痛骂日本侵略朝鲜。康梁为何自己在戊戌年曾帮助日本推动“合邦”，当日本在朝鲜推动“合邦”时又对日本加以批评？笔者只能说，政客言论前后不一，难道罕见吗？
七、张教授批评笔者“不去切实爬梳伊藤、矢野等日方当事人的文献档案”。在《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中，伊藤博文与矢野文雄书信往来密切，唯独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后到戊戌政变这段期间没有书信资料。试想伊藤博文正要出发到中国游历，对在中国担任公使的老朋友矢野会没有任何书信吗？笔者曾委托日本友人查阅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相关资料，却无所得；茅海建教授《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收于《戊戌变法史事考》）一文也说日本使馆对戊戌变法时期各种新政，都向外务省做了详细的呈报，但是日本政府反应冷淡，没有具体的指示。此外，笔者为了撰写日本兼并朝鲜的过程，又查阅了国立公文书馆《韩国并合ニ关スル书类》，阅读之后的感想：“韩国是自愿与日本合并的。”如果完全按照“被整理过”的档案史料说话，不作任何分析，得到这样的结果，张教授能接受吗？张教授认为：“著者严斥伊藤、矢野等在戊戌年即着手实施一举吞并的合邦计划，这一判断非同寻常，却未能提供任何文献证据，只是辨解说‘我们不能因为日本的档案之中没有合邦的内容，就认为当时不存在合邦的计划’‘我们无法确知日本在合邦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这不代表合邦这一阴谋不存在’（260页），同一段落之上，著者曾宣称‘检验事实要依靠证据，但证据只应问有没有，不应问多与少’（259页）”，因此认为本书“自相矛盾”。
这两段文字皆出于本书结论，“检验事实要依靠证据，但证据只应问有没有，不应问多与少”是指康有为的合邦计划，有《自订年谱》、杨深秀奏折、宋伯鲁奏折等证据，已足以证明其事；这种宫廷密事，无法像社会史研究一般，列出数十、数百条证据作为佐证。“我们不能因为日本的档案之中没有合邦的内容，就认为当时不存在合邦的计划”等语，则在说明虽然日本资料有限，尚不足以完全证明日本政府参与“合邦”计划，但康有为接受李提摩太的建议，让杨深秀、宋伯鲁向光绪提出“合邦”计划，则是完全可以确定其存在的。
张教授又指出《台湾日日新报》所载《游清纪语》内容与《我史》所记“见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相符合，笔者未能从中发现预期的内容，失望之余遂无端致疑：“《游清纪语》的内容，可信度令人质疑。”“康有为与伊藤博文见面，对话内容仅仅如此而已吗？”（208页）笔者确实对《游清纪语》的内容提出怀疑，当时变法派官员不断上书主张重用伊藤博文，康有为与伊藤谈话完全不谈到这些事吗？这应该是合理的怀疑吧。
八、关于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张教授指出：“两折皆康有为草拟，杨《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将合邦涵义限定于折文征引的洪汝冲‘联结与国’、李提摩太‘联合英、美、日本’、伊藤博文‘联结吾华’诸说中，等同于联合结盟，因而表示‘勿嫌合邦之名不美’。著者认定其义非结盟，‘杨深秀所主张之合邦，实际上是与英、美、日本三国合并’（212页）。莫非忘了自己说过合邦是中性化名词、兼有结合之义吗？”
实际上，本书认为“合邦”为一较中性的名词（176页），是指与“兼并”“并吞”相比，“合邦”可以包含两国自愿合并，故为一较中性的名词，但“合邦”的意义就是国家合并，绝非“联盟”。本书已提到洪汝冲主张“联结与国”的奏折中，主张中国与日本“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洪汝冲并引用瑞典挪威联邦、奥匈帝国、意大利、德国的例子，讲的就是国家合并（180-181页）。杨深秀奏折中提到李提摩太“联合英、美、日本”、伊藤博文“联结吾华”等事，日本学者宫古文寻已指出杨深秀将“联合”“联结”“合邦”不加区别地使用。本书也指出，单单只根据杨深秀的奏折，无法完全判断杨深秀是否误用了“合邦”一词，也很难看出李提摩太的“合邦”策，究竟是军事结盟还是国家合并（317页）。
九、关于宋伯鲁的奏折，张教授指出：“宋《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折》，交待前一日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分割图，并转述其‘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云云，但上疏的关切点在摘由所示‘结连与国以安社稷’。同时《国闻报》‘要闻’栏报道李提摩太进京将‘瓜分中国图’递交总署，主张‘为今之计，须与英、美、日三国定一确实联邦之约’。”张教授批评本书对宋伯鲁奏折的解释：“不仅认定宋伯鲁支持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更引申作‘可见当时变法派官员所谓的合邦，的确并非只是外交上的结盟而已，而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214-215页）。能这样率意在结连、联邦和合并之间划等号吗？”
本书之所以认定宋伯鲁奏折中所谓的“合邦”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原因在于宋伯鲁奏折中说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214页）四国要选出一百人，专门掌管四国的兵政（军事）、税则（财政）及一切外交等事，等于国家将军事、财政、外交权力全都交出去，给四国共选的一百人来掌管。这已经比现在的欧洲联盟更“先进”，要走向国家的合并了。故宋伯鲁的奏折内容，完全证实了“合邦”不是联盟或合作，而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张教授强调“拿证据来！”宋伯鲁奏折的这段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一合邦计划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然而作为传教士、著作等身的高级知识分子李提摩太，却提出这种完全不可能实行的建议，故本书认为这是外交的骗局。孔祥吉教授《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中也说：“合邦计划的始作俑者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李提摩太。……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康有为在变法事业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请了这样一个充满野心的传教士作自己的顾问，这一举动实在是不明智的，也是愚蠢而又危险的。”（本书253页）康有为接受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派杨深秀、宋伯鲁向光绪奏请“合邦”，难道不该批评？一定要等到国家大权被掠夺，国已不国，才能醒悟发生了什么事吗？
十、张教授指出：“政变后清廷宣布康梁及六君子罪状，却无片言涉及所谓合邦，著者为弥缝此阙，在本章末尾分析慈禧为何避谈此事，对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讳莫如深，主要是顾忌‘变法派在民间的势力，一时之间难以完全根除’。这是不讲理的瞎猜，若真有变法派引狼入室的‘惊天的国际阴谋’，必列为头等罪状诏告天下，藉以消弭变法派的社会影响力，怎会藏着掖着？”
对此，本书已有清楚说明：“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为何不宣布英、日的阴谋，并谴责变法派官员的卖国行为呢？笔者以为，这可能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与英、日的邦交，慈禧自知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英、日两国为敌。英国与日本的军事活动，始终为清朝方面所顾忌。……英日俄开战的谣言，到十一日才完全澄清。慈禧太后贸然于政变时就宣布英、日两国的阴谋，与英、日两国对立，不啻表明了在英日与俄国的战争中，中国是站在俄国这一边，这种表态对中国显然没有好处。”（221-223页）至于“变法派在民间的势力，一时之间难以完全根除”（223页），只是次要的因素。
张教授又指出：“著者笔下，慈禧彷佛成了讲原则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然而扬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不正是老佛爷吗？”
本书已提到：本书无意把慈禧太后描绘为“伟人”“民族英雄”，慈禧太后在掌权的四十多年当中，也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但是在戊戌政变这一个单一事件上，慈禧太后阻止了“借才”“合邦”计划，对清朝有“力挽狂澜”之功，使中国免于瓜分兼并之祸，还是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258页）。本书又指出，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不敢重用主张改革者，大量重用保守派官员，造成了日后八国联军之祸（242-243页）。慈禧在八国联军后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难道她是欢天喜地地说这句话吗？这应是战败之后不得已的无奈之语。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对慈禧的评价是“坏人”，难道她就是一辈子做坏事？她就不会偶尔做对一件事？研究历史不应该先把研究对象贴上“好人” “坏人”的标签，而是要尽量客观地进行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张荣华教授的回应。非常感谢张教授在疫情纷扰之中，耐心把本书看完，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尤其是张教授在书评后半部分所展示的“古典新绎”的解读，也让笔者深感佩服，笔者也在其中学到了不少，并深感洞悉政治人物心态与细绎政治事件的始末实属不易，而历史的诡谲与魅力亦同样在此。作为中国人笔者也希望中国多一些正面典范人物、少一些“引狼入室”之人，但笔者阅读史料后的认知是如此，就应该忠于所见，将自己的看法完整地写出来。本书既已出版，内容观点是否正确，非常欢迎学者专家与一般读者批评指正。最后再次感谢对中国近代史有精深研究的张教授的指正，以及《上海书评》的实名刊登。
2020年4月13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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