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诗：从陶渊明、苏轼到元好问

【编者按】

《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一书将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的诗歌，放在中国诗歌传统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既在微观层面对元好问之生平、著述作细致考证和翔实论述，又以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宏观视野对元好问诗歌进行条分缕析的解读，从古今演变的角度发现元好问诗歌上承下达的作用。本文摘自该书《饮酒诗》一节，由澎湃新闻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元好问的集陶诗《杂著五首》表明，元好问不仅与大多数宋以后的诗人一样熟悉陶诗，而且对陶诗中的饮酒诗特别感兴趣。因此，当元好问自己写作饮酒诗时，不可能不心存陶渊明的饮酒诗，从而受到某种形式和程度的影响。事实上，元好问不仅关注陶渊明的饮酒诗，而且注意到苏轼对陶诗包括其饮酒诗的次韵，并指出苏轼的和诗与陶渊明原作之间的差异。这样，在饮酒诗的写作上，元好问势必要面对如何学习和摆脱陶与苏的问题。

饮酒诗有别于特定场合下写作的应景诗，一般用于日常生活中哲学感悟的表达，相对而言，是比较私人化的话语。当然，饮酒诗在完成以后也是可以与朋友分享的。作为一般情境下的表达，饮酒诗与“咏怀”、“感遇”、“杂诗”属于一种类型的诗歌。《文选》卷三十收入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的“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二首，题作《杂诗二首》。 这也旁证了饮酒诗与杂诗的联系。

正如咏怀诗与阮籍相联系一样，饮酒诗是与陶渊明联系在一起的。但与阮籍咏怀诗较早受到关注不一样，陶渊明的饮酒诗一直到北宋才受到明显的关注。唐代以前，似乎没有出现单独讨论陶渊明饮酒诗的言论，也很少见到有人把饮酒的行为与陶渊明联系起来，这时期代表饮酒文化的是阮籍、刘伶等竹林名士。伴随着陶渊明在宋代的地位日益崇高，陶的饮酒诗才受到特别的注意。苏轼是最早次韵陶诗的诗人，他的和陶诗中最早写作的是扬州任上的和陶饮酒诗二十首。苏轼门人中的张耒、秦观也有和陶饮酒诗。南宋诗人中李纲、王阮也有这类作品传世。南宋诗人乐雷发虽然没有和陶饮酒诗存世，却在诗中说：“和遍陶翁饮酒诗，醉笼天地入鸱夷。”可见，和陶饮酒诗已经是一种风雅的行为，以至于成为一种可以入诗的题材。元好问的老师赵秉文也有《和渊明饮酒二十首》。

元好问显然也是在北宋以来的和陶风气中写作饮酒诗的。他没有选择次韵的方式，如上文所说的，是因为他一向不太支持这种拘束想象力和自我表达的作诗方式。元好问的饮酒诗主要有《饮酒五首》、《后饮酒五首》两组五言古诗。我希望通过比较这两组诗与陶、苏饮酒诗的异同，理解元好问五言古诗的性格。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如其自序所说，是“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并非一个时间里的集中写作。因此，与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一样，这组诗包含了各种类型的题材和手法，如咏物、咏史、寓言、叙事和说理。二十首诗并没有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也不构成规则的排列，在章法上体现出随意松散的特征。这组诗中直接提及饮酒行为或相关语汇（如醉、饮、壶等等）的诗篇，共十首，也就是说二十首中有一半的诗篇离开饮酒的范畴，杂叙身边琐事，追忆过往生活，泛论人生感悟。清人邱嘉穗指出这种现象，但是他的说法有点牵强。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不仅在组诗的章法上不加安排，在每一首诗的结构、句法上也是无意求工。与陶渊明的其他诗篇一样，他的《饮酒二十首》中很难找出刻意煅炼的警句、精心布置的结构和出人意表的构思。陶诗以不假修饰、浑然天成的风格，标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苏轼《和陶饮酒诗二十首》作为唱和诗，在很多方面追随陶渊明的原作，相同的韵脚，多次饮酒之后的写作情境，交代写作情境并与友人分享诗篇的序言，这些都是最明显的表现，而最大的相同点是苏轼的和诗与陶诗一样广泛涉及各种题材。但苏轼的写作显然不如陶渊明那样放松，他自始至终扣紧“饮酒”的题目，在二十首诗中除去第十五首外的每一首诗都要以各种方式兜转到酒和饮酒上来。从表面上看，苏轼的和诗与陶渊明的原作一样，在想象力的延伸和诗材的选取上自由无羁，但事实上，苏轼是以刻意的谋篇布局来造成散漫的章法，以求接近于陶渊明的原作。比如苏轼和诗的第四首，采取寓言的方式，以虫、雀不满足现状而招致灾祸的故事，说明一种生存的哲学。而陶诗的第四首，描述失群的飞鸟栖止在孤独生长的松树上。同样都是动物故事，同样都在组诗的第四首，这明显地表现出苏轼和诗所作的有意的安排。再如苏诗的第八首借“霜松”托物言志，也是从陶诗第八首寓意青松的写法变化而来的。苏轼和诗在组诗的布局上显然受制于陶诗。这也是次韵诗不可逃脱的命运。

与陶诗无意求工的句法相比，苏轼的和诗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巧妙和刻意，如苏诗第二十首“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二句。民国年间沈其光在批评苏轼和陶诗“处处运巧使才，机锋横出”后，说这两句诗“太火”，与澹定的陶诗迥异。元好问晚年也指出，“东坡和陶，气象只是坡诗，如云‘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独恨‘空杯亦尝持’之句，与论无弦琴者自相矛盾。别一诗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为佳。”（《遗山先生文集》卷四十《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元好问的态度是褒是贬，并不明确。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是说，陶渊明写不出苏轼那样的诗句，这样说来，似乎陶渊明也有不如苏轼的地方。然而，陶渊明已经是公认的经典诗人，甚至是诗歌的标准，而苏轼只是后来者，元好问指出二人的差异，更像是在说，苏轼还没达到陶渊明的境界，所以学得不像。陶诗以浑然一体、不可句摘而备受称誉，元好问特意指出苏轼和陶诗的警句，貌似欣赏，却似乎暗含着有句无篇的批评。

正如不少批评家所指出的，苏轼的和陶诗完全是他自家的面目，并且元好问也深知这一点。那么，苏轼之后，元好问的饮酒诗与陶诗、苏诗相比又如何呢？

西郊一亩宅，闭门秋草深。床头有新酿，意惬成孤斟。举杯谢明月，蓬荜肯相临。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

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余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复成祸根。名虚买实祸，将相安足论。驱驴上邯郸，逐兔出东门。离官寸寸乐，里社有拙言。

万事有定分，圣智不能移。而于定分中，亦有不测机。人生桐叶露，见日忽已晞。唯当饮美酒，傥来非所期。

此饮又复醉，此醉更酣适。徘徊云间月，相对澹以默。三更风露下，巾袖警微湿。浩歌天壤间，今夕知何夕。———《饮酒五首 襄城作》

少日不能觞，少许便有余。比得酒中趣，日与杯杓俱。一日不自浇，肝肺如欲枯。当其得意时，万物寄一壶。作病知奈何，妾妇良区区。但愧生理废，饥寒到妻孥。吾贫盖有命，此酒不可无。

金丹换凡骨，诞幻若无实。如何杯杓间，乃有此乐国。天生至神物，与世作酣适。岂曰无妙理，滉漾莫容诘。康衢吾自乐，何者为帝力。大笑白与刘，区区颂功德。

容从崧少来，贻我招隐诗。为言学仙好，人间竟何为。一笑顾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与尔同归。

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此语谁所云，吾友田紫芝。紫芝虽吾友，痛饮真吾师。一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九原不可作，想见当年时。

饮人不饮酒，正自可饮泉。饮酒不饮人，屠沽从击鲜。酒如以人废，美禄何负焉。我爱靖节翁，于酒得其天。庞通何物人，亦复为陶然。兼忘物与我，更觉此翁贤。 ———《后饮酒五首 阳翟作》

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在一篇将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的文章中，解释陶渊明饮酒诗的篇题含义应该是酒后所作的诗，而不是有关酒的诗或者颂酒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陶渊明这组诗有些着题，而有些不着题，也就是章法上的自由散漫。与陶诗相比，元好问的饮酒诗基本上应该理解为关于酒的诗。从《饮酒五首》、《后饮酒五首》各首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两组诗几乎始终围绕着饮酒和酒德的中心。《饮酒五首》其一，写诗人月下独酌；其二，写酒给予人淳真的品质；其三，写虚名招致实祸；其四，写饮酒可以应对不测的世事；其五，写诗人对月酣醉。《后饮酒五首》其一，写生活离不开酒；其二，写饮酒的生理感受；其三，写学仙不如饮酒；其四，写痛饮的友人；其五，写饮酒与交友的关系，兼及陶渊明。

从章法上说，这两组写于不同地方的饮酒诗，也各自体现出完整的结构。《饮酒五首》的第一首和第五首都具有月下饮酒的情节，因此构成一个始于月下、终于月下的环形结构。其他三首因此就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月下独酌的背景。第三首有点例外，没有直接谈论饮酒，但在结构上却是第四首的原因———因为虚名容易招致实祸，所以不如饮酒以应对无法预测的世事。《后饮酒五首》呈现非常单一的结构，组诗中的每一首都集中在饮酒的乐趣和妙理上。其中第五首还提到陶渊明，可以视为对陶渊明饮酒诗的一种回应。

与陶诗和苏诗包含各种题材不一样，元好问这两组饮酒诗专注于讨论饮酒的妙理，在表现手法上也没有咏物、寓言等方式，几乎只是单一的夹叙夹议。对陶渊明而言，饮酒诗与咏怀诗、杂诗一样，都是生活哲学的零散记录；而对元好问而言，饮酒诗只能谈论饮酒生活和酒给人的感受。饮酒诗的传统在元好问这里发生了变化。

元好问饮酒诗与陶诗在章法和表现手法上的差异，说明元好问的思维方式呈现集中、精一和聚敛的特征，而非陶渊明的蔓衍旁及、随意挥洒。而在句法和用意上，元好问饮酒诗也体现出近于苏诗而远于陶诗的特点。

上文说到，元好问指出苏轼的和陶诗具有苏轼自家气象，并认为其中的一些警句是陶渊明所无法写出的。这则材料透露出元好问自己的倾向，他更愿意在表达上追求深刻和曲折，而非陶诗的平淡率意。元好问的饮酒诗确实包含不少精警的表达，如《饮酒五首》其一：“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其二：“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后饮酒五首》其一：“一日不自浇，肝肺如欲枯。”其五：“饮人不饮酒，正自可饮泉。饮酒不饮人，屠沽从击鲜。”可见，元好问虽然屡次推崇陶诗天然平淡的诗风，但是他自己的创作却是明显的刻意求工的结果。

元好问在另一个场合谈到古今诗人写作环境的变化。古代诗人不需要考虑怎么写的问题，只要如实地、自然地表达出内心的想法，写诗是一种无关难易的行为；而后世诗人已经失去这种环境，他们需要考虑诗歌的各种类别和批评家设定的各种规范，需要有意识地远离某些不良风格、追求某些高贵的品质，需要训练有素地掌握各种句法诗律，需要留心前人的诗篇、避免陈词滥调，总之，需要费尽心力地写作，诗歌从此成为专门之学。元好问显然属于不幸的后世诗人，而陶渊明则是逍遥的古代诗人。元好问的刻意求工，并非误解古人的表现，而是作为后来者不得不接受的命运。

《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颜庆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