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随着世界各地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历史叙事的空间不断扩大：从民族国家历史到区域史，从区域史到世界史，从世界史到全球史。一方面，历史叙事空间的拓展，体现了人类对于宏观历史研究的强烈兴趣，以及对于宏大叙事的不断追求；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愈发专业化，学者们对于小而专的问题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他们醉心于探微索隐，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历史学家似乎普遍缺乏一种看待和思考问题的长远眼光，仅仅满足于近期的事件和短期的效应，历史学也因而经受着“短期主义”的困扰。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很难把握和解释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在面对未来时，由于缺少对重大问题的宏观考察和反思，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在近年来的持续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研究中所出现的碎化问题的一个纠正，它同时也表明，从联系和互动的角度去研究历史，是人们认识自我和理解他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
世界史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出现以及世界史学科的形成，主要发生在美国，它们与20世纪美国史学界的两次重要转折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二战的结束及随后发生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使西方开始重新审视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步认识到后者在塑造当代世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些历史学家因而强调，必须以一种世界眼光而不是欧洲视角，才能洞察当代历史的发展趋势与本质。正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在1956年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能够打破欧洲历史的束缚，将我们的思想从只关注西方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会做到更好。因为那样的历史只会加深我们的偏见，强化我们对自我传统和价值优越性的信念，并让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实际权力分配，以及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力量产生危险的误解。”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1917-2016）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该书突破了传统世界史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局限，将重点放在了不同社会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交往与接触，尤其是技术与工艺的传播上。一般认为，《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写就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给后来的世界史和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另一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的世界日益呈现持续交往的图景。面对这一现实，历史学家试图提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框架，对过去和现在的人类历史进行全新的描述。关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成为这一时期世界史研究的重点。与第一次转折相比，这一次转折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编纂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环境的变迁、物种与疾病的扩散、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跨文化贸易、经济波动、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的传播等一系列主题都被纳入历史学家思考的范围。由美国世界史协会创办于1990年、杰里·本特利（Jerry HBentley，1949-2012）任主编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即体现了一些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志向与抱负。
二战及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变固然是世界史研究兴起的根本原因，但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的迅速发展，主要与美国的政治现实、美国历史学家的努力，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出于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需要，美国调整了其外交政策，加紧了与第三世界的合作，学术界也随之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及至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普通民众也有了了解域外文化的需要。这就促使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运用全球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而落实它的有效办法就是调整美国中学，特别是大学的课程设置，用世界史来代替旧有的西方文明史教学。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此做过这样的评论：“这个时候，我感到需要以一种全球视野来开设另外一门课程。这种感觉在朝鲜战争期间加强了，当时我们许多学生离开校园前往远东，但对他们将要面对的国家，却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了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1899-1975）、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威廉·麦克尼尔、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1922-1968）等学者的不懈努力，直到1982年美国世界史协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WHA）的成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大学里得到极大推动。针对这一变化，时任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主席的卡尔·戴格勒（Carl NDegler，1921-2014）在1985年说道：“即使是最保守的院系，包括那些教职员工人数有限的院系，都表现出一种不断增长的超越欧美视野的意识。”同一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理查德·苏利文（Richard Sullivan，1921-2005）教授参加了国会的一场辩论，主题是大学历史入门课是讲授西方文明史还是世界史。参加完辩论后，苏利文教授总结道：“我预测，传递给全国高校的一个基本信息是，有必要，或许是非常有必要考虑用世界史课程来取代西方文明史课程。”
推动美国世界史教学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小学世界史教学标准的颁布。1994年秋天，美国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NCHS）在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教育部的资助下，制订了《全国世界史教学标准》（National Standards for World History）。依据这一标准，世界史被分为八个时期，每个时期又配有若干标准，总计39条，内容分别涉及社会、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以第六时期“第一个全球时代的出现（1450~1770年）”为例，其中共有6条标准，分别是：（1）1450~1600年间世界主要地区的越洋联系如何导致全球之转型；（2）1450~1750年间在全球互通时代里欧洲社会如何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转型；（3）16~18世纪间大的领土帝国如何统治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4）1500~1750年间非洲、欧洲、美洲人民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5）欧洲扩张时代亚洲社会的转型；（6）1450~1770年间全球的主要趋势。世界史教学标准的颁布，不仅为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阶段的世界史教学提供了基本依据和目标，也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世界史教学的高度重视，对美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世界史在美国的兴起，最初主要是在大学和中学的教学领域。但随着世界史教学的深入发展，世界史研究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1999年，美国世界史协会设立图书奖，该奖项主要针对并遴选用英文写作并出版的世界史研究方面的顶尖著作。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史著作纷纷获得了该奖项，比如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1929-2005）的《白银资本》，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的《天下之新事：20世纪的世界环境史》、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简·伯班克（Jane Burbank）与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合著的《世界史中的帝国：权力与差异政治》等，这无疑对于世界史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随着世界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空间视野越发扩大，越来越多的世界史研究者选择使用“全球史”这一术语，来表达他们的研究目的和意图，即以全球眼光或视角，考察不同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与互动。一般而言，世界史与全球史并无太大的差异，其共同点都是为了超越西方视野和民族国家视野，强调从大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来研究人类历史中的普遍联系。因此，一些研究者都是在并列使用这两个术语，杰里·本特利就将他所倡导的世界史与全球史并称为“新世界史”。在2006年《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的创刊号上，几位主编也提到了全球史的当前任务是要解构西方元叙事、超越民族国家界线，并提倡采用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法。这些原则可以看作全球史的一般指导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世界史的研究。
不过在某些语境中，世界史和全球史也有着不同的所指。比如在中国，由于世界史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故全球史比世界史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广泛，是一种真正将人类所有社会都包含在内的，因而也更为全面和整体的历史叙事。在欧洲，由于传统世界史更多地指向20世纪之前的那种极具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历史，因此全球史更加强调其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此外，也有学者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试图区分世界史与全球史的不同。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史比世界史更强调空间性，因而可以更为贴切地描述近年来历史研究中所出现的“空间转向”。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史特指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或者仅指全球化的历史。不论对于全球史的理解和界定有何不同，以及它与世界史是一种延续还是取代的关系，全球史在今天确实已经超越了文化与国家的界线，成为一种为全球学术界所共同接受的宏观的历史叙事。
全球史的多重面向
全球史的流行实际上体现了近年来国际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从民族史向跨民族史的转变、从地方视角向全球视角的转变、从单一语境向复杂语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源来自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族国家的性质、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历史书写的当代价值等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如果把历史事件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加以考察，它将获得民族国家视角或任何地方视角所无法展现的意义和价值。或者，历史事件在经过多重语境的解析后，将会展现它与更多空间和群体的关系，以及其自身更为丰富的内涵。历史由此成为一个聚合体，将所有有着不同的叙事、时间能指和意义的个别历史交织在一起，使之分享共有的空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但又不彼此同化对方。这种从全球视角对人类过去的思考，或许正如林·亨特指出的，将赋予历史一种新的目的：去理解人类在一个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里究竟居于何种位置。
不过，虽然全球史的叙事旨在囊括“全球”，但全球史并没有一个全球普遍适用的标准版本。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都有自己对全球史的独特理解，全球史的内涵和意义因而是多种多样的，对之的应用可以有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正如德国全球史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所言：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化世界或全球史，人们必须从地方性视角去理解全球史。所谓超越地方性历史的全球史将毫无意义，相反，全球史意味着从全新的视角去研究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历史。不仅如此，近年来全球史学者更加认识到，全球史不再意味着以往那种目的论上的决定论或不受地方限制的普遍性，对全球史的研究是为了发现全球与地方之间相互交织与纠缠的复杂方式，以及在努力超越历史研究空间限制的同时，去寻找跨越边界的联系。
也正是因为如此，全球史才得以表现出不同的面向。首先，从全球史研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来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全球史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美国无疑是研究全球史的中心，最近二十年来一直引领着全球史发展的方向。从早期威廉·麦克尼尔对人类共同体的全景式考察，到后来彭慕兰发展到顶峰的全球比较经济史研究，再到最近由哈佛大学的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耶鲁大学的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纽约大学的安德鲁·萨托里（Andrew Sartori）等人践行的全球思想史莫不如此。而对于英国学者来说，全球史研究主要是在以往的大英帝国史的框架中进行的。与传统的帝国史研究不同的是，全球史视角下的帝国史研究主要是把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视为一个复杂的权力网络（network），在这个网络中，既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又有各个殖民地之间相互的纠葛，还有大英帝国与世界上其他帝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相比而言，德国的全球史研究在近些年给人一种异军突起的感觉，涌现了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马提亚斯·米德尔（Matthias Middell）、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等众多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全球史在德国的兴起，与德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对德国“特殊道路”（Sonderweg）的修正、对殖民历史的重新认识密不可分。这使得德国历史学家能够有意识地跳出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历史。正是因为如此，德国的全球史研究才有基于其史学传统的独到之处。比如，在全球史的叙事方式上，德国的全球史与美国全球史的那种统一的、全景式的描述不尽相同。以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为例，作者并没有采取一种历时性的线性叙事，按照年代的顺序讲述一部19世纪不间断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相反，作者将19世纪的历史分成不同的层次——人口的迁徙、生活水平的改善、城市的发展、边疆的演进、帝国与全球体系形成、革命的爆发，以及不同的主题——工业化、劳动、网络、知识、宗教等，力图在每一个分支体系中去展现19世纪历史的全球性，进而形成一个清晰可辨的、连续循环的叙事框架。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能够有效地将全球史的普遍性与地方历史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因为“每一个分支领域都有其特有的时间结构：一个特别的开始，一个特别的结束，还有特殊的速度、节奏和内部分期”。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其次，全球史的多重面向也表现在对于全球史中“权力”问题的解构上。早期的全球史过于强调全球发展的总体性和关联性，其中所蕴含的一个理论预设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是自愿进行交往，主动走向一体。但是，由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在某些历史时期，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往往是那些居于权力中心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往往采用殖民主义、战争等暴力手段，强制性地将“没有历史的人”纳入它们所设定的“历史”中。早期全球史研究中的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其实也是历史进步主义的一种表现——无疑掩盖了历史的公正性。对于这一点，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全球史取径也无法因忽视权力问题而遭到批评。在批评者看来,“全球”一词掩盖了形塑现代世界的社会秩序与权力不均。某些研究的确倾向于将全球关联看作近乎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不是认为它们受到了追名逐利的个人和群体的驱动。这些论述在颂扬关联性的时候，（通常不经意地）用“全球”掩盖潜在的权力不均。
就这一点而言，许多全球性的因素并非自然的和自愿的。全球市场的开放，可能更多的是武力和军事征服使然；普世性宗教的形成，似乎也包含宗教迫害和对异端思想的禁锢。
上述对于全球史的不同理解，以及力图展现全球史多重面向的努力，实际上是提醒我们要注意全球史的特殊性问题，即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都有着自己对全球史的独特理解，全球史的内涵和意义因而是多种多样的，对之的应用可以有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所谓全球史，应当去展示各种地方因素的纠缠，去体现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可能。而要更好地理解全球史的特殊性，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思考全球史与民族国家史的关系。一般而言，全球史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这一点固然不错，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超越并不是要否认民族史的意义和价值。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而言，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一方面，它通过不断纳入新的现实意蕴而努力与变动中的全球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也通过对叙事策略的及时调整而尝试建构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性过去。
对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而言，民族国家依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中占有重要位置，依然是当下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因此，即便是全球史，其目标也不会完全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尔（Thomas Bender）在论及全球化时代美国国家史的书写时指出：“仅仅是为了拥抱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进程，而完全摆脱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编纂并无益处。这一做法必然会带来新的盲目性，甚至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下述必胜信念共谋的危险，这种必胜信念相信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有其合理性。”本德尔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全球史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并非截然对立，尤其对那些民族意识依然盛行于公共话语层面的国家来说，全球史只有与民族国家历史携手共进，才会真正扎根于地方的历史编纂传统，更具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全球史需要吸纳更多的地方经验，而民族国家历史也需要融入更大的叙事空间中。只有这样，两者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性。
全球史：新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史就像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工具箱，任何历史学家都可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所研究的领域加以重新定位；而任何历史都可以放入其中加以包装，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当前的语境中。借用克罗齐的那句名言，说当前一切历史都是全球史似乎也并不为过。不过，这种全球乐观主义正在遭受某种威胁。近年来，一股反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且越来越具有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力。无论是在美国、俄罗斯、英国，还是在波兰、土耳其、日本，本民族或本国优先的论调此起彼伏。与此前存在已久的反全球化运动不同的是，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不是从社会底层发起的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满，而是从社会中间阶层发起的带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且得到政府领导人支持的民粹主义回潮。这股反全球化浪潮从经济领域蔓延出来，逐渐向思想和观念领域扩散，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吁求，对民族身份的强调，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对曾经被视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普遍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形成了严峻挑战。这种情况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担忧，让他们对建立在普遍主义之上的全球史提出了质疑。
2017年3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全球史实验室主任，以研究拉丁美洲历史著称的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在Aeon网站上发表文章《全球史在今天意味着什么？》，结合当前的反全球化趋势，对全球史的未来提出了担忧。阿德尔曼认为，当前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倾向，对全球史的研究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使其前景不再显得那么乐观。阿德尔曼尤其强调，尽管全球史在当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依然面临两个难以克服问题：第一，在学术语言上过于依赖英语，如果没有英语的全球化，全球史的展开便没有可能；第二，在西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研究非西方的学者仍然占据少数，全球史在实践上因而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
阿德尔曼的担忧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共鸣甚至争议，在2018年第一期的《全球史杂志》上，伦敦国王学院历史系的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系的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发表《全球史的未来》一文，对于阿德尔曼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德雷顿和莫塔德尔承认，阿德尔曼的许多批评都是中肯的和正确的。比如，全球史在某种意义上是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学家的特权，对世界上许多贫穷国家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依然很难随意飞往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获取他们需要的档案材料。此外，在全球史的各项议题中，西方仍然享有优先权，因此，当前的全球史研究只不过是将“西方的崛起”这一命题放在全球背景中加以深化。但两位作者转而指出，与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历史相比，全球史还是一个小而弱的研究领域，它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病。全球史也不像阿德尔曼所说的那样，只关注大的结构性的问题而忽视了个人，近来的全球史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个人、局外者和下层民众。德雷顿和莫塔德尔试图说明，尽管面临一些困境，但全球史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中最令人振奋的领域之一，它无疑有着可期的未来。
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近期的全球史研究力图在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中去展现全球一体性与地方差异之间的并存关系，这在全球概念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全球概念史是概念史与全球史的结合。概念史主要考察政治、经济或文化概念的产生、演变及影响，尤其注重这些概念在现代性语境中所发生的变化。一般认为，概念史的创始人是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概念史也因此成为德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近年来，在全球史的影响下，概念史也发生了“全球转向”。具体说来，全球概念史关注概念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以及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概念在跨越不同的语境时所发生的变化，或者概念在进入新的语境时所受到的改造。全球概念史另一个研究的重点是概念的翻译，这里面涉及较为复杂的问题，比如选择什么样的词汇去翻译某种外来概念？为什么选择这一词汇而不是选择其他词汇？在翻译的过程中，原初的概念是否发生了变形？以及，如何保证原初的概念和被翻译后的概念在含义上等值？以“封建”这一概念为例,“封建”是对英语“feudalism”的翻译。但feudalism所描绘的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现实，与“封建”一词所描述的中国的历史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用从英语“feudalism”翻译过来的“封建”一词来描述中国的历史，会让人产生很多误解，也不便于对东西方历史进行有效的比较。
全球概念史认为，选择何种本地词汇去翻译外来概念，体现了地方文化的主动性和可选择性，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地方文化对外来概念的改造。全球概念史对于概念迻译问题的关注，修正了之前普遍认为的翻译中的话语霸权问题，强调了地方差异的合理性以及地方对于权力中心的反作用。2016年，玛格丽特·佩尔瑙（Margrit Pernau）和多米尼克·塞克森迈尔编辑出版了《全球概念史读本》一书，该书的第三部分就详细讨论了概念的翻译问题。两位编者指出，概念的翻译尤其能够体现概念史的全球性和跨文化的特征，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2018年，荷兰观念史学家西普·斯图尔曼（Siep Stuurman）出版了《人性的发明：世界历史中的平等与文化差异》一书。该书考察的是“人性”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含义和意义，比如，欧洲人、中东的伊斯兰信徒以及东方人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借以说明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作者进而指出，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人性的建构也更多地体现了文化上的差异，而非统一。不过，尽管作者否定了普遍人性，但他并不否认“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而是在书中讨论了它的可能性。与这部著作在方法上类似，2018年出版的《现代欧洲的民主：一部概念史》，探讨了“民主”这一概念在欧洲的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中的不同含义，涉及的国家有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荷兰、瑞典、瑞士等，时间跨度从1848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该书试图表明，即便在欧洲这种看似具有文化统一性的语境中，地方差异在理解某些重要概念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对于全球史的新的理解和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已经不再仅仅把“联系”（connectedness）和“网络”（network）看作全球史必然而合理的特征。相反，近来的全球史研究越来越重视“权力”“差异”“摩擦”“碰撞”等与全球一体性相矛盾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也是人类交往中不能忽视的，有时甚至是更为真实的一面。所以，只有同时考虑全球史中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才能使全球史更具客观性和展现多维的样貌，才能使全球史在经历当下的考验后，拥有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
早期的全球史研究重在考察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交流与互动，旨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性，其研究领域多集中在经济史、社会史中那些体现着长时段和大范围的社会流动现象，如商品的流动、物种的传播、大规模的移民等。近年来，部分地受到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全球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主要表现在关注个体的全球性经历、个体所代表的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的纠缠，或者个体在跨越不同的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适应与不适。对全球史中个人或个体的关注，反映了全球史近年来的一些新的变化轨迹：从最初的关注跨洲、跨区域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地方性因素在全球史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关注个体的全球性经验，体现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总之，对全球史中个体的考察，开辟了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全球史的多种潜能。
本文摘录自《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 王晴佳/张旭鹏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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