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ovid-19的污名化错在哪？

新冠肺炎暴发已经数月，这个特殊时期，总有人借着Covid-19，不断在人群中制造恐惧与污名。一个月前，特朗普在推特中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一时引发批判。而早在特朗普发言之前，针对亚裔族群的污名化便已存在。

因为Covid-19，对特定群体的污名化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又会给被指涉者带来什么伤害呢？

4月17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刘绍华等学者针对“疫病、恐惧与污名”的话题展开了讨论。

警惕替罪羊机制 对抗社会歧视

除了从事有关中国的疫病研究以外，刘绍华还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她认为，不只是这一次的新冠肺炎，所有的疾病，比如艾滋和麻风病，在命名问题上，都应该要避免对人群和地域造成负面影响。

但有些人却常常很难意识到这种“负面影响”，刘绍华表示，“（这个问题）不是不承担可能的负面影响的人决定的，而应该着重在被指涉者的具体感受”。所以，自以为无关痛痒的称呼，却可能造成无辜者受伤，违背“不伤及无辜”的伦理原则。

对于“西班牙大流感”和“香港脚”这类既有污名的质疑，刘绍华解释道，历史的命名必须要回到历史情境下看待。在现代理性的状态下，国际政治关系友好，人们应该放弃原本带有歧视的思考习惯，“认识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重蹈错误，而不是要服务于偏颇功利的当下主义”。刘绍华强调，用扭曲功利的方式诠释历史是不可取的。

在对“污名化”的分析中，刘绍华提到了“替罪羊机制”。替罪羊机制是一种典型的生物性反应，通过怪罪他人来降低自身面临危机时所产生的压力。通过此机制，人们化解内部原有的紧张，达到对内团结。

替罪羊机制本是人性面对危机时自然的反应，但刘绍华认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来避免其发生，替罪羊机制可能会发展成一个特定的排他性机制，“它并不是新生出来的一种污名，通常是跟既有的偏见与污名结合，达到一种集体情绪的效果”。曾经多元开放的社会理念，将转变成人群区分的污名标签与差别待遇。刘绍华以台湾对大陆和欧美返台人士的差别待遇举例。

疫情初期，中国台湾地区规定，大陆学生在1月26日后进入中国台湾，必须集中监测管理14天，而其他外籍人士只要加强14天自我健康管理。随着国际疫情暴发，虽然隔离政策有所调整，但直到现在，大陆和欧美返台人士的差别待遇依旧没有消除。

这不仅仅引起了刘绍华一个人的担忧。3月初，“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王智明和另一位副教授联合发起“救无别类，应物无伤”联署，呼吁社会对抗歧视。他认为，从甄别到差别待遇，再到歧视，存在一个滑动的过程。人们首先甄别他者是否和自己相同，然后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差别待遇，当差别待遇借助法律或者社会舆论时，就会形成歧视。

台大外文系教授朱伟诚指出这种“建立在区隔他者的自诩进步意识“，存在一个最大的盲点，即认为对方既然是我的对立面，那么对方和他者所做的一切必然都是错的，而且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定不会发生自己身上，“关于这一点的谬误，欧美国家其实已经尝到了苦果。目前的解释看起来是这样，欧美人觉得这个是亚洲人才会得的疾病，或是环境落后，文化上，包括社会环境的问题。欧美国家因为这样的原因，错失了防御的先机，造成了国家跟社会的巨大损失。”

刘绍华也强调，留心“替罪羊机制”不仅仅是为了他人的人权，也是为了自身的福祉保障，因为当替罪羊机制形成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谁将成为受害者。

慢慢死去的多边主义

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歧视与割裂明显与其势相逆。

王智明认为，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有一个想要固着下来的共同体边界，但这个边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流动的人群，比如在欧洲流动的各少数族裔。而一旦这些流动人群进入到共同体之中，共同体内部的人如何看待他们就成为了核心问题。

同时，种族问题也和政治身份的建构有关，“黄种人当然也不真的是黄，而是比较的结果和某种历史的意外。在美国的印度人曾经打过官司，说原来我们是雅利安人种，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被当成白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案例”。

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倪世杰认为，新冠引发的歧视现象已经不局限于中国或者亚裔群体之中。印度总理穆迪，针对境内的穆斯林群体，提出了集中看管的歧视性政策。他也认同刘绍华的观点，认为现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延续着以往隐而未显的歧视线路。

2008年，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国曾通过G20峰会，促进多边协商共同解决全球性危机。但是12年过去，当世界再次面临集体性的危机时，WHO却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讨论。

倪世杰认为这不是WHO主席谭德塞的问题，而与当下特定的政治背景有关——疫情带来了“慢慢死去的多边主义”。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2年里，民粹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悄然崛起，倪世杰认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最著名的民粹主义者，而特朗普则比较轻微。新冠疫情爆发后，德国和法国很快关闭了边界，这是对欧盟一体化一个极大的反讽。

在这样充满压力的国际环境下，人们变得恐惧、不安和愤怒，对陌生人产生高度的戒备心。

他也指出，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和公共卫生条件之间存在一个有趣的关联性。在欧洲黑死病之后，由于公共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西欧因此发展出比较开放的文化。对外来者持开放态度后，人们学习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交易到过去所没有的货物，从而构筑了开放的政治文化。而在公共卫生条件恶劣的地区，由于对外来疫病不具备抵抗力，所以会对外来者更有戒心，从而更倾向于集权，崇拜威权。

刘绍华也同意医疗的专业性难免被政治绑架，“公共卫生本来就是跟政治密切相关，它从来就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范畴，但公共卫生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跟政治并行去维护人类社会福祉，这个却是可以商榷的。”

“你不同意我，我就霸凌你”之谬

荣格是瑞士心理学家，他在分析二战时期希特勒拥趸的心理状态时提到，他们的潜意识层面有一种黑暗，就像北欧神话中的神怪，虽然沉睡了许多年，但是随时都会被唤醒。在《为什么要和阴影搏斗》一文中，荣格将这种人格中卑劣的部分称为 “阴影”。

而“阴影”被唤醒的条件，就包括城市化的进程。因为脱离了土地，人们从事的工作，使人们逐渐丧失本能，甚至没法自我保护。当自我保护的本能丧失后，人们就开始产生对国家的依赖。

但这种依赖本身就是问题。每个人都积极地抓住彼此，人们似乎感觉到了安全感，华人心理治疗基金会王浩威解释道，“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因为我们抓住一万个人，可是这一万个人还是悬在半空中。每个人都可能变成羊群（的一份子），如果你依赖某一个牧羊人，（就在）牧羊人的手上慢慢变一体化了”。

王浩威表示，面临新冠疫情，人们又很容易陷入原来的一个状态。他认为，在集体灾难到来时，这个状态永远都会出现。

朱伟成也强调，不要让“自诩进步”变成压迫他者的工具。在这次疫情中，很多人并不是用劝解的态度，而是你不同意我，我就霸凌你的模式，“因此总是觉得当代西方帝国主义霸权最糟糕的一件事，把所有的文明价值转化成歧视、压迫乃至于统治别人的依据”。

1930年左右，弗洛伊德出版了一本回顾一战时期的欧洲的书籍。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文明，而文明又是如何跟人们的潜意识相关。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就是自我压抑欲望的产物。他在书中不断强调，文明并不一定给人们带来快乐，可是唯有如此，这个文明才能够持续下去。

王智明引用弗洛伊德的观念，认为人们需要抑制比较激烈和具有破坏性的想法，才能维护一个文明主体的秩序，“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说，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世界各个不同的纷争能够通过沟通来解决，而不是吵架。”

刘绍华呼吁，当危机过去，大家应该反思在抗疫过程中，不同群体付出了什么样不同的代价，并用什么民主和公开的方式来回应和弥补这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