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瘟疫的不解之缘

2017年3月于巴黎城市剧院首演的由伊曼纽埃尔·德玛西-莫塔导演的加缪《戒严》剧照

文学中瘟疫的魅影

在数千年的文明史历程中，和战争、饥馑一样，瘟疫如影随形，如一把达摩克里剑不时悬垂在艰难求生的芸芸众生之上。当它突如其来地从天而降，在绝望的人们眼里，它是罕见的黑天鹅事件，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则是潜伏在人们身边的灰犀牛事件，每过一段时间便会大概率地发生，屠戮无数生灵。在医疗技术欠发达的前现代时期，瘟疫一旦光顾，常常是哀鸿遍野，十室九空，在人们心灵上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作为人类情感心理储藏库的文学，自古以来，便与瘟疫有着不解之缘。近日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新冠瘟情，又一次激活了人们古老的记忆，他们争相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寻觅情感的慰藉，安顿惊惶不宁的心灵。

疫情对普通大众无疑是从天而降的灾祸，但有时也鬼使神差地成为文学作品的孵化器。1830年秋，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到波尔金诺的家庭庄园料理家事，不料霍乱肆虐横行，一时间人人自危，各地交通被阻断，他被迫滞留在这个小村庄，一呆就是三个多月。在最初的惊惶过后，他才情勃发，全力以赴投入了创作，完成了诸多诗歌、戏剧、小说作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别尔金小说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部分章节，他这一特殊的创作时期被后世文学史家称为“波尔金诺之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回溯到欧洲文艺复兴初期的14世纪，随着东西方交通日趋便利，商贸交流也日益频繁，由鼠疫杆菌引发的“黑死病”不期而至，短时间席卷整个欧洲，夺去了当时三分之一居民的生命，而哺育了众多艺术杰作的佛罗伦萨也无法幸免，四个月之中就有十多万人丧命，其惨相令人不寒而栗。然而，也正是这个灾难的年代，催生了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一部文学杰作，那便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它是一部由100个故事组缀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大多采自轶闻趣事、东方民间传说、历史事件、街谈巷议，几乎难以找到直接与瘟疫相关的篇章，但作者设置故事框架则是与当年那场大瘟疫息息相关。在黑死病暴发的高峰期，佛罗伦萨城里的七名年轻女子和三名年轻男子相约避居到城外的乡村别墅，他们苦中作乐，以讲故事为消遣，熬过那段至暗时光，而书中相当多的篇章是薄伽丘在瘟疫横行之际写就的。

文学作品中涉及瘟疫的事例可谓纷繁众多，不胜枚举。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父与子》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是个出身平民家庭的医科大学生，他秉持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态度，想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社会，但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在解剖伤寒症患者的尸体时不慎受到感染，当年尚无有效的药物能制服伤寒杆菌，年轻的巴扎洛夫不久病逝，抱恨终天。在这部作品中，传染性极强的伤寒病虽然没有成为情节发展的主导因素，但却导致了主人公的夭折，体现出命运的无常和人在面对疾病时的孱弱无力。

瘟疫的全景图

而在近代欧洲文学中，对瘟疫的惨状和疫情时期的众生相做出较为全面展示的，当推以《鲁滨孙飘流记》名闻遐迩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他晚年创作的《瘟疫年纪事》对1665年疫情围城中的伦敦作了详尽的描述。疫情暴发之际，笛福尚处幼年，不太可能对当时的场景有清晰的记忆，后世学者认为他写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他叔叔亨利·笛福日记中的记录。尽管采用了虚构小说的形式，但书中对当年的实景悉心作了还复，甚至哪个街区、哪几所房屋发生瘟疫都有明确的指认，因而还被后人当作真实的文献来引用。

在涉及瘟疫的作品中，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这部以194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阿赫兰城暴发的鼠疫为背景的小说，对当时的疫情作了近乎全景式的扫描，被人视为同类作品中的扛鼎之作和难以逾越的典范。它1947年问世后两年内销量便达到20万册，跻身于畅销书的行列，到上世纪末各个语种版本的销量逼近500万册。今年新冠疫情席卷欧洲之际，它在法国本土的销量又一次猛增，再一次显示出它恒久的生命力。

乍看之下，《鼠疫》这样一部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既没有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浪漫激越、凄婉动人的男女之情，更缺乏华美修辞的作料，它通过里厄医生的视角，以编年史的笔法，将那场侵袭阿赫兰的鼠疫的全过程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从4月16日里厄在诊所附近发现死老鼠，中经封城、疫情全面肆虐，历经大半年磨难到次年2月疫情平复。里厄医生无疑是全书的主角，但细察之下，这一形象其实并不丰满感人，甚至有些干瘪枯涩。显而易见，加缪将他作为其反抗哲理的形象载体。他不信上帝，但心中对人充满爱意；他虽深知医学力量有限，但在咄咄逼人的瘟疫面前忠于职守，不辞劳苦与危险，为救治病人四处奔波。从精神气质上看，里厄与加缪的哲理随笔《西西弗神话》中遭受神谴的西西弗一脉相承。西西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巨石推上山顶，但石块一次又一次滚下山坡，他并没有在这一荒诞、无意义的劳作中绝望沉沦，而是以罕有的英难气概，一次次地将石块推上山顶，藉此反抗荒诞的世界。的确，在小说的叙述中，人们看到的里厄医生是一个近乎神灵的完美人物，在疫情臻于高潮之际，他也显现出疲惫，但在精神心理上仍是金刚不败之身，焦虑、困惑、绝情等负面情绪在他心灵上找不到憩息之地。试想一下，在这一非常时期，他对自己的情感控制得如此之完美，远远超越在凡夫俗子之上。

如果粗读全书，你也许会觉得里厄医生是个单身汉，在整个疫情期间陪伴他的是并不是妻子，而是他的老母亲。纵观加缪的全部创作，描绘男女之情从来不是他的长项。因而，在《鼠疫》全书开场不久，作者便将里厄的妻子推向幕后，成为一个隐形者。她到全书结尾前再也没有机会露脸，在全城解封前便因病与世长辞。而在大半年时间里，里厄医生很少惦念她，更不用提热烈地期盼与她重逢。

纵观加缪的创作历程，里厄医生这一形象与其成名作《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在《局外人》里，背景同样设置在毗邻地中海的阿尔及利亚，小职员默尔索因一起偶然的命案陷入到世俗观念、意识形态与司法的罗网之中。他尽管位卑言轻，但以一种傲然的姿态超然于世俗世界之上，以一己之力对抗围裹着他的荒诞世界，他不愿屈服，为此献出了生命。到了《鼠疫》中，里厄医生要面对的已不是无处不在、带有抽象意味的荒诞，而是具体可见的瘟疫。他像默尔索一样，奋起与瘟疫抗争，但他已不是孤身作战，而是从个人的反抗走向了集体的反抗，在鼠疫这一共同的敌人面前，人们应携手团结，才能有效地遏止其蔓延的势头。在里厄医生这一形象中，加缪寄寓了对人类集体反抗荒谬世界的期盼。

相形之下，聚拢在里厄这一圣徒般的主角周围的人物身上大都有着各式各样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念的化身：因憎恶死刑愤而离开家庭、四处漂泊游荡的塔鲁，滞留在围城内的记者朗贝尔，在布道时宣称瘟疫是上帝正义惩罚的帕纳鲁神父，兢兢业业、私下醉心于写作的小公务员格朗等，而全书中塑造得最有声有色的莫过于柯塔尔。疫情之初，他因犯过罪案，曾上吊自寻绝路。他被人救下后正值疫情一浪高似一浪，正常的生活秩序变得支离破碎，则柯塔尔在这至暗时刻反倒如鱼得水，干起了走私的营生。而当疫情减退之际，他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发了疯。这一形象极有立体感，触及到人性深处的黑暗，展示出人性深处潜藏的恶在灾难年代会畸变到何种程度。而从文学史谱系看，它让人联想起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卓夫兄弟》中杀死父亲老卡拉马卓夫的斯梅尔佳科夫，在父亲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争女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之际，作为私生子的他潜伏在暗处，偷偷杀死了父亲，并栽赃于哥哥。

正是通过柯塔尔这一形象，加缪对鼠疫的审视和反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仅仅是外在的物理与生理意义上的灾变，而且它能渗入到人的心灵深处，蜕化为精神病菌，在柯塔尔这样的原本具有反社会人格与行为的人身上引发精神上的瘟疫——柯塔尔在惶恐中最终发疯，躲在楼里对着外界疯狂开枪扫射，这一结局可谓精神瘟疫的一个醒目的例证。加缪借塔鲁的话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点：“每个人身上都带有鼠疫，世界上没有人是清白的。”联系到加缪创作这部作品的年代，它也是对当时横行全球的法西斯瘟疫的一个隐喻。而里厄医生悉心守护的便是一种闪烁着地中海阳光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他们的真正故乡全都在被封锁的疫城城墙之外，在芬芳的荆棘丛中，在山岗上，在大海岸边，在自由的国度里，在有分量的温柔之乡。他们想去的地方正是他们的故乡，正是他们幸福之所在，而对其余的一切，他们都嗤之以鼻。”

《鼠疫》尽管有着强烈鲜明的哲理意蕴，但依旧保留了写实小说的外观，作品中的人物、场景均经得起现实生活的检验推敲。或许是意犹未尽，在《鼠疫》问世后一年，加缪完成了三幕剧《戒严》。虽然这次他采用的体裁是戏剧，但其主题依旧是瘟疫及疫情中人的生存状况，因而可以视为《鼠疫》的姐妹篇。从某种意义上说，《戒严》的文学性远在《鼠疫》之上，加缪自己也认为它是“最具个人风格的一部作品”。它完全摆脱了写实框架的束缚，天马行空，肆意构造出一个现代的神话。从戏剧形式看，它也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实风格迥然不同，而是“将戏剧的所有形式熔为一炉，从抒情独白、哑剧、普通对话、闹剧、合唱，一直到群体剧，无不包容在内”。它以西班牙加的斯城为背景，令人惊讶的是，瘟神和披着他女秘书面目的死神直接现身舞台，紧密地参与到剧情的进展中——单就这一点，全剧的超现实主义的幻想色彩显露无遗。此外，剧中合唱队和不少人物的台词铿锵华美，铸造出一种雄奇瑰丽的风格。

《戒严》中的主人公是青年医生狄埃格，他和里厄一样，冒着危险救助众多病人。和《鼠疫》不同的是，加缪为他设置了一个女主角，法官的女儿维克多丽雅，他们俩倾心相爱。两人面对瘟神和死神的淫威，一度有过动摇绝望，但最后舍身一搏，带领人们奋起反抗。在黎明到来的前夜，狄埃格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情人维克多丽雅的复活与全城的解放。

同样是洋溢着集体反抗的信念，《戒严》在《鼠疫》的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它进一步凸现出了勇气的重要性。绝大多数人在灾难面前丧失了勇气，而勇气恰恰是宇宙间不可摧毁的生命力的象征，人们只有克服恐惧，鼓起勇气，不向荒诞世界屈服，才能与瘟神与死神抗衡，连死神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有一个人战胜恐惧心理，起而反抗，就足以使他们的机器吱咯作响”。虽然这还远谈不上胜利，但已打开了通向胜利的路径。

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这一勇气实则衍生于人内在的自由意志。对勇气的歌颂也是对人追求自由意志的颂扬。正是在这点上，《戒严》与萨特根据古希腊悲剧改编的《苍蝇》异曲同工。俄瑞斯忒斯回到故里，想为被母亲杀死的父亲阿伽门农复仇，但如何下手，一时间里他犹豫再三。当自由意志在他心中觉醒，他便义无反顾地实施了复仇。连主神朱庇特也感受到了自由意志的巨大威力：“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中暴发，神明就对这个人无能为力了。”而《戒严》中的狄埃格正是这样一个自由在其灵魂深处觉醒了的人。

中国当代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也是一部全景式展现疫情的作品。它以1910至1911秋冬之际东北地区暴发的罕见的鼠疫为背景，聚焦哈尔滨傅家甸的芸芸众生在瘟神的威压下的挣扎与痛苦。和加缪的《鼠疫》相比，它没有哲理的沉思和隐喻，没有对人们反抗意志的颂扬；和迟子建的其他作品一样，它着意展现那片黑土地上人们具体的生活情态，他们枝枝节节、琐琐细细的爱恨情仇，以及与扎根于大地那股丰盈旺盛、不可阻遏的生命活力。作者以满怀悲悯的笔调，展示出了一幅百年前哈尔滨日常生活的浮世绘：王春中、秦八碗、傅百川、于晴秀、周济一家三代人、陈雪卿、谢尼科娃等人物跃然纸上，构成了一组参差错落的群像图。他们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鼠疫打断，死神在他们头顶盘旋，光傅家甸一地疫毙者就有五千余人。而全书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篇章莫过于焚尸扬灰那一幕：为了阻断疫情，二千多具安放了疫死者的棺木在空旷的坟场上被焚毁，众多亡灵在冲天的火光和刺鼻的焦糊味中袅袅飘向苍穹，犹如一场盛大的祭典。

除了上述虚构的人物之外，《白雪乌鸦》中还出现了若干真实的人物，像东北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外务部高官施肇基（此公日后曾出任驻美大使）、北洋医学院法藉首席教授迈尼斯。伍连德与迈尼斯间的冲突饶有趣味，里面还涉及防疫期间要不要戴口罩的话题。这一冲突缘于两人对疫情性质的不同判断：伍连德认为应将患者采取隔离措施，呼吁民众佩戴口罩，而迈尼斯拘囿于先前的经验，觉得应将防疫重点放在灭鼠上。两人相执不下，最后狂妄自大的迈尼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巡视病房时，因没有戴口罩而被感染，不久病重身亡。

当年伍连德在哈尔滨采取的防疫措施与当今也有几分相似之处：傅家甸被封城后，划分为四个区域，居民凭佩戴在左臂上的证章出入其间。同一区内的人可在本区内自由活动，如要去外区，则要申请特别通行证。证章颜色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人们最喜欢红色，它显得喜气，能祛除晦气；拿到黄色的心里也平添几分安慰，因为那是富贵色：而蓝色就不太合人心意了，它是天空的颜色，似乎喻示着快要升天的厄运：最让人讨厌的是白色，它让人联想到办丧事时用的招魂牌，太不吉利。

有关中医的话题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涉及。疫情之初，傅家甸的各路中医曾云集商讨对策。他们都不曾有过应对鼠疫的经验，几番争执后，最后确定了一种有14味药的方子，供百姓煎服。更绝的是，他们还推荐一种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排毒法，即用生锈的铁钉煮水喝。人们在惊惶中纷纷将家里的门框、桌椅和箱柜上的铁钉拔出来扔进锅里烧煮。在面目狰狞的瘟神的威压下，其效果可想而知。

在《白雪乌鸦》中，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物要属翟役生。他是一个极致化的人物，从生理上看，他少年时便阉割进宫做了太监，后因得罪了大太监而被逐出宫，流落到东北。这样一个生理残损的人内心充满怨毒，在疫情期间他可谓是仅有的感到快乐的人，他所敌视的一切在疫情中纷纷殒灭。他躲藏在天主教堂内，外面死的人越多，他越开心；他还盼望整座哈尔滨成为死城，盼望鼠疫蔓延到关内，让紫禁城也沦为死城，“当人类灭绝的时候，他会敲响钟楼，振臂欢呼”。从这一点上看，他与加缪笔下的柯塔尔在精神气质上有共通之处，而翟役生由于生理的残疾，其心理变态程度远超柯塔尔。迟子建虽然并没有刻意开掘人性深处的黑暗，但通过这一人物还是鲜明地展现了人性在瘟疫横行时期产生的如料未及的畸变。

瘟疫与命运的陡转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作者虽然没有展示瘟疫流行时期的全景图，但疫期在其笔下人物的生活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改变了其命运的走向。英国作家毛姆的《面纱》便是其中的一部。

毛姆的小说一向以可读性著称以世，数十年来多种作品长畅不衰。乍看之下，《面纱》有两大看点，一是背景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读者眼里散发着浓浓的异国情调；二是男女三角关系，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其吸引眼球的力度可想而知。书中的女主人公凯蒂年轻貌美，但性情虚荣轻浮。她嫁给了木讷古板的细菌学家瓦尔特，随后一同来到香港。凯蒂与丈夫貌合神合，不久便与殖民政府的高官查理有了私情。瓦尔特察觉隐情后，痛不欲生，自愿去中国内地霍乱盛行的湄潭府从事医疗救护工作（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自杀行径），凯蒂不得已与他同行。在深入疫区后，尤其在与修道院忠于职守、虔诚的法国修女接触后，她的人生观发生了蜕变，灵魂得到了净化。丈夫染病身亡后凯蒂回到英国，鼓足勇气，决意开始新的人生，陪伴年老的父亲去巴哈马群岛。在作者的笔下，通过诸多人事沧桑，凯蒂悟到了“道”，那是“修道院里那些可敬的修女们谦恭践行的人间大道——它是一条通往平静与安宁的康庄大道”。

不难发现，在毛姆的笔下，霍乱疫情在凯蒂的生活中提供了一个机遇，使她得以摆脱偷情导致的诸多困扰，反思人生的意义，寻求新的路径。与查理的私情，让凯蒂愈加觉得与难以继续与瓦尔特生活在一起；她期望查理能离婚后娶她，但不料查理出于种种顾虑，回绝了她的请求。她在绝望中只得跟着丈夫前往疫区。正是在中国内地的这段经历，将她从原本狭隘的生活圈子中解救了出来，看到了更多的人间世象，看到了法国修女那般虔诚为善的人们。这对于她贪图享受的人生观无异是一次震撼。在此作者触及到了人生之道、爱、宽恕、灵魂不朽、责任等严肃话题，但作者的处理略嫌轻飘，没有将女主人公内心复杂的精神撕裂与搏斗充分展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则展现了20世纪初风光旖旎的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遭遇到的一次霍乱疫情。盛夏时节，瘟疫从天而降，来势汹汹，人们一旦染上，致死率可达80%。疫情之初，威尼斯当局担心旅游业受损，刻意隐瞒，但真相浮出水面后，游客惊惶四散逃去。但有一位游客却从容淡定，长久滞留在滨海旅馆中。他便是作品的主人公、德高望重的德国作家阿申巴赫。他之所以对猖獗的疫情毫不在意，并不是他有着百病不侵的金刚之身，而是他陷入了一场不可遏止的恋情。且慢，托马斯·曼在此展现的并不是一个年过五十的中年作家与一个纯情少女相恋的狗血情戏，阿申巴赫迷上的是同住一家旅馆的14岁的波兰美少年塔齐奥。由于塔齐奥的出现，他改变了原有的旅行计划，在威尼斯无休止地逗留下去。这真是一场奇特的恋情，在阿申巴赫眼里，塔齐奥成了古典美的化身。从始至终，他没有和塔齐奥正面交谈过，只是每天按时来到海滩上，凝视着他的身影，以此为乐。疫情开始后，塔齐奥一家没有离开，阿申巴赫为了他心目中的偶像，留守在疫区，还经常在威尼斯迂曲的小径上尾随着心爱的美少年，直至他不知不觉间染上了疫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呆在海滩边痴情地盯视着塔齐奥。

阿申巴赫可谓是为美而死，威尼斯的疫情使他的生命猝然间划上了休止符。联系他以往严谨自律、苦行僧般的生活方式，他的悲剧真有点匪夷所思。他在公众眼里是一个具有道德上非凡勇气的作家，能在苦难面前表现出坚忍不拔的高贵品性，他的格言便是“坚持到底”。但无奈晚节不保，长年蛰伏在肉体深处的狂放不羁的感性冲动蠢蠢欲动，他感到疲惫之至，决意出门放松一下，没想到就此踏上了不归路。塔齐奥的出现唤醒了他的感性欲望，使他长年恪守的戒律和价值观瞬时间土崩瓦解。他耽溺于对美少年狂热的情欲中不可自拔，一点点滑向毁灭的深渊。正是这股激情使他丧失了理性，彻底变了一个人，流连于疫城，在他心目中，“因为激情像罪恶一样，与既定秩序和千篇一律、平淡而舒适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他那见不得人的情欲飘浮在威尼斯迷宫般的水道上，与四处游走的霍乱病菌融为一体，最后将他置于死地。

这部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12年，一发表便轰动全欧洲，成为托马斯·曼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品，不少读者在读到这部作品后便料定作者日后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意大利大导演维斯康蒂晚年还将它搬上了银幕，他将阿申巴赫的职业从作家改成了作曲家，而对于威尼斯的民风民俗的精彩展现则远远超越了小说原作。这部作品文本貌似简单，人物也不多，但对其意蕴极为晦涩复杂，一直是众说纷纭，连托马斯·曼自己也承认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结晶品……从许许多多的晶面上放射出光辉。”有研究者追根溯源，发现主人公阿申巴赫身上有着奥地利大作曲家马勒的影子，还有人察觉他在很多方面是托马斯·曼自身的写照。

熟悉历史的读者会发现，这部作品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年，在某种意义上它像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浩劫大灾难唱出了一曲天鹅之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情调幽深而雄浑，感伤又辉煌，真挚又颓唐绝望，那哀婉的旋律对欧洲古老、行将入土的旧文明唱出了一首深情的挽歌。通过对阿申巴赫悲剧的展现，《死于威尼斯》又是一曲艺术家命运的悲歌。在赶赴威尼斯前，阿申巴赫在创作中陷入了瓶颈，原本坚毅的意志悄然涣散，他生命中隐藏着的、不为其察觉的原始的生命力冲跨了理性的堤坝，但一时间无法在创造性活动中得以升华，它反过来吞没了艺术家本人，瘟疫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托马斯·曼对狂放不羁的感官欲望和恐惧瘟疫也抱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在他眼里，阿申巴赫的心灵在痛苦和受难中获得了“超越一切文明生活经验的生命感觉的提升”。这无疑是一种回避价值判断的审美主义姿态，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这一姿态在他日后的煌煌巨著《魔山》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阿申巴赫死了，他死于威尼斯的瘟疫，更是死于艺术家内在生命的一次系统性的紊乱与失调。 

（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