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先生印象记

2020年4月21日夜，由南开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方克立先生过世了。方先生门生故旧众多，尤其是，南开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几乎是他一首开创的。所以，如今在他离去之际，相信其门生故旧会以各种形式表示纪念。方先生是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前辈，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但我与他却谈不上有任何私交。不过，由于我较早直接接触到现代儒学尤其海外新儒学，并一直将现代儒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之一，而方先生则是大陆地区现代新儒学研究最早和最为有力的推动者，所以，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名字是我一直在我心中的。此外，他和我之间，也的确发生过一则故事。如今听闻他故去，不由想起；对他的若干印象，也浮上脑海。就让我趁热打铁，记下过去发生的那件故事以及我对他的印象。在想必会随之而来的其门生故旧的各种纪念文字之外，我从个人角度写下的印象记，或许可以聊备一则客观的补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大陆地区开始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国家重大课题，是方克立先生一手推动建立的。如果我们去各大高校图书馆查阅有关的文献，相信立刻可以看到。当时最初在大陆地区开始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是方先生那个课题组的成员。当然，后来课题组成员由于价值取向不同，逐渐分化。加之那种课题组集体创作的模式，也越来越为现代学术个体化的研究方式取代。方先生主持的那个“现代新儒学”团队，也已成为历史的一个环节。

方先生那个课题组成员的分化，与其一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做批判性的研究这种价值导向有关。我大学时代已经直接接触到现代新儒学的著作，虽然当时也看方先生那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但我对现代新儒学的了解和判断，并未由其转手而来。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尽管由于现代新儒学的缘故，我很早知道方先生的名字，也很了解其主持的庞大的新儒学研究团队及其各种成果。但是，由于我既可以由直接阅读现代新儒学的各种著作入手，无需取道方先生组织其课题组成员选编的那些二手资料，对于某种被认为具有普遍解释效力的理论，也一直未得其门而入。因此，方先生所主张的立场和方法，我是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乃至自觉保持距离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未想过和方先生会有直接的交流。

不过，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让我和方先生有了面对面的接触。还记得当时方先生的一位博士生举行开题报告，他点名要我参加。这是陈来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当然，这表明他之前已经对我有所关注。不过，我相信他从我的文字之中，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取向和他主张的立场与方法之间应该说是“所同不胜其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不拘一格（我是2008年评的正教授，2005年还是副教授），邀请我和陈来先生一道，担任其博士生开题报告的委员会成员，恐怕不能不说足见其人有不落俗套的一面。

当时那位博士生的论文题目，是打算写陈荣捷先生与北美的中国哲学研究。就此而言，方先生请我担任其开题报告的评审委员，自然是因为知道我对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状况比较了解。想必他也知道我2004年底刚刚结束了夏威夷大学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和哈佛大学秋季学期的访问研究。因为那位开题的学生，之前曾赴北美搜集材料，与当时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我，还曾在夏大哲学系我的办公室见过一面。我想，他多半跟方先生也提起过。

开题报告那天，我是和陈来先生一道去的望京，记得方先生是在户外迎接我们的。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所在，虽然当时方先生好像已经不再担任院长一职。那位学生报告完毕之后，方先生请我们提问。陈来先生讲完之后，方先生就请我讲。我因的确对北美中国哲学的情况较为熟悉，认为除了陈荣捷先生本身之外，要想连带也把北美的中国哲学研究做一番较为深广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当即就表达了这一看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陈来先生还曾示意让我不要说得太多。显然，那是因为陈来先生考虑得比较周到，担心我对那位学生过于认真的陈词，或许会让方先生有可能产生不快。不过，至少就我当时情境下的感觉来看，方先生应该是完全没有不快的。如果我的感觉不对的话，那只能说明方先生的喜怒不形于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至于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我因与方先生素无往来，对他的个性全无所知，实在不敢断言。但是，我宁愿相信我的感觉是对的。

开题报告结束之后，应该是大家还一起吃了饭。但饭局的一切，如今我已经完全没有记忆。唯一的印象就是方先生似乎始终一副笑眯眯的面孔。而除此之外，就是他在开题报告期间给我的印象了。自始至终，方先生说话都很少，都是让评审委员畅所欲言。无论对那位学生说的是什么，肯定也好批评也罢，方先生似乎都是微笑不语。这一点，是那次他点名请我参加其博士生开题报告一事，我与他面对面交流时迄今仍有的最深的一个印象。

那次会面之后，于我而言，方先生似乎又回到了仅仅是我心目中存在的人物那种状态。事实上，如果我所记不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他有过当面的交流。让我再次对他有所感受的，恐怕就是2006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新儒学会议上了。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因故未能与会的方先生，请会议主办方在大会开幕时正式宣读了他给会议的一封公开信。也正是在那封信中，方先生从批评的角度提出了所谓“大陆新儒家”的说法。我因为很早就对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大陆托名儒家的泥沙俱下有所警觉，并在2006年元月借编辑邀稿之便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儒学复兴的省思”一文，所以对于方先生信中所说，有深刻的印象。还记得我在会上曾引“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及“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两句诗，来形容儒学那种表面上的风起云涌以及真伪莫辨和浮泛。当然，我和方先生对于“大陆新儒家”一说的看法，虽然未必不可以说没有“同工”之处，但各自完全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足以够得上“异曲”了。不过，方先生虽然是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大陆新儒家”一词，那些被他批评的人却不以为忤，反而欢欣鼓舞，立刻接过了这顶帽子自置顶上，彷佛终于得到了认可一样。这一点，大概是方先生始料未及的。至于后来国学益热，越来越多各种人士粉墨登场，自领封号，恐怕就更要出乎方先生的意料了。

方先生看待儒学的立场和方法，如前所说，是我一直都不敢引为同调的。但是，他能将其立场和方法贯彻始终，不随世俯仰，显然说明他对于自己的立场和方法，是来自于一种真实的信仰。较之那些惯于见风使舵、任何立场和方法都可以在审时度势的情况下予以取舍的人来说，方先生始终坚持其立场和方法的真诚，仅就此而言，便足以令人敬重。这些年来，国内主义纷呈、冠冕竞赛。表面上针锋相对，争论得好不热闹。但仔细观察，却往往难脱王阳明所谓“扮戏子”之讥。惟其如此，更可见真诚之重要与可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尽管我与方先生毫无私交，只是因他的辞世而让我想起多年前我们之间唯一的故事，我也愿意以一个局外观察者的身份，记下曾经的往事和我对他极为简略的若干印象，聊作一个中国哲学研究后进对于前辈的一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