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中国考古精彩纷呈，成果众多。在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即将揭晓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10篇总结性稿件，对去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西周
2019年以西周时期遗存为主的考古工作不多，但如下几项工作可圈可点。
丰镐遗址是西周王朝的首都“宗周”所在地，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在沣河西岸和东岸，分别是丰京和镐京。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丰京故地，集中对西周时期的制陶遗存进行专项工作。2019年度发掘，基本确定了制陶遗址的东北界、西界和南界；同一组陶窑集中分布区内的窑址虽年代同属于西周晚期，但时间上有相对早晚。本年度还发现并非所有陶窑同时烧制陶器。精细化的发掘不但对制陶工艺流程与细节有深入了解，也对于同一个作坊的不同功能区空间分布有了新的认识，确定了沣京制陶的制坯、晾坯与烧制区域并不在一起。同时，根据植物考古初步鉴定结果，发现烧陶的主要燃料可能不是木材。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则围绕官庄村南的夯土基址开展工作，目前该建筑基址尚未能完全清理，但发现了多种建筑构件，其中槽形板瓦的发现填补了学术空白，也为了解丰镐大型建筑基址的布局关系增加了新的资料。
在陕西宝鸡，旭光村一带在多年后再次发现一组规划有序、呈“一”字形排列的墓地。本次发现的5座墓葬，等级相近，墓室面积多在6-10平米之间。虽然等级不是太高，但出土的遗物却十分重要。在编号为M2的墓葬中发现的原始瓷瓿是目前陕西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一件，可能来自南方。M4出土的金箔饰包裹于杖、杆类器物之上，性质特殊。根据媒体已经披露的消息可知该墓地出土了一件青铜簋上的铭文为“（帝+大）伯作宝尊彝”，这暗示旭光村地区可能存在一个类似鱼伯的未知族群团体。
宝鸡旭光墓地出土铜卣
宝鸡旭光墓地发掘现场
根据零散的媒体信息可知，沉寂许久的燕国考古也有新启动。为配合大遗址保护工作、遗址公园建设和董家林、黄土店村的整体搬迁，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在本年度重启工作。年度工作的重点是大面积勘探以深入了解遗址功能区划。经局部解剖，发现了疑似南城墙的遗存，同时，琉璃河遗址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为了解遗址的废弃时代，提供了新资料。为配合基本建设而大规模发掘的大兴旧宫地点，与琉璃河遗址隔永定河相望，获得了较丰富的西周时期遗存。所获遗存年代偏早，包含较多本地土著因素。旧宫的新发现，十分重要，或许为了解西周早期燕国初封的地缘政治环境提供了一把钥匙。
东周
2019年涉及三代时期考古的新发现中，大江南北各东周诸侯国的新发现异彩纷呈，格外突出。以下，我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分别予以介绍。
陇东宁县马莲河、九龙河流域的石家-遇村遗址2019年持续工作。零星的网络报道显示，新工作不但在石家墓地又发掘了数座贵族墓葬，还在遇村遗址新发现了城址线索。这一发现将为了解两周之际周秦势力转换之时的秦、周、戎人关系，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
石家车马坑下的殉人坑
石家M40随葬玉饰件
石家M216随葬铜鼎
石家M218
石家M257随葬金虎
石家MK5
在雍城，春秋时期的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持续发掘。该车马坑位于一号大墓东墓道南侧，平面近凸字形，全长近86.5米。钻探情况显示，该车马坑坑体内有两道东西向的生土隔梁将坑体分割为巷道，巷道内放置车马。坑体西端较浅，可能放置珍禽动物。2019年的发掘，仅向下清理了10.8米，距离坑底尚有4米左右。车马坑被盗严重，但零星出土了不少珍贵遗物。钻探显示出的车马坑布局，为研究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渊源关系极为重要。
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发掘现场
临潼秦东陵一号陵园内偏南的ZM1数年前被盗，本年度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由于该墓规模宏大，2019年的发掘仅以探方法清理该墓地面部分。清理与勘探显示该墓为“亚”字形的四出墓道墓葬，各墓道有台阶与耳室。墓室以上的部分未经夯筑，亦未见祭祀建筑遗存。南墓道以南20米处，发现一处建筑基址，不排除为陵园内的祭祀建筑。ZM1的发掘工作为秦公陵园埋藏制度、封土制度的演变及陵园内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最新资料。
在前几年工作基础上，关中东部的澄城县刘家洼遗址经调查勘探，新发现了一处中等贵族墓地，墓室面积皆在15平方米以下，2019年工作的核心即围绕该墓地展开。新清理的墓葬葬俗与之前芮国的墓地较为接近，随葬品组合亦相类，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晚。M2发现的方形山子形盖簋，形制较罕见。这处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为了解刘家洼芮国城邑内的人群等级分层和城邑布局结构，至关重要。
在一河之隔的黄河东岸的山西闻喜邱家庄墓地，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有了令人惊艳的发现。抢救发掘的战国早期墓葬M5001，虽然墓葬被盗状况惨烈，但发掘所获信息已堪称惊人。该墓无墓道，但墓口东西宽14.3，南北长13.5米，面积达193平米左右，规模宏大。墓内分四层台阶逐层构筑，墓室的木椁外另外积石积炭防护。作为山西省已发掘的最大东周墓葬，该墓的体量在国内也可数得上号。在已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该墓的墓口面积接近曲沃柳泉的两座晋公大墓墓室面积，接近中山王墓的椁室，小于新郑胡庄的韩王陵和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如此大型的墓葬，发掘者推测为战国初的晋公室高级女性贵族墓葬或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期王室贵族墓葬，皆有墓道，而该墓没有墓道，故对墓主的性质推测似应更谨慎为好。
该墓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墓室墓口以上，发现有东西宽21.6米，南北长26.6米，面积达574平米以上的建筑基址，基址的外围再用板瓦和筒瓦组成的散水类护坡。这样罕见的墓上建筑，不由令人想起三晋公室大墓亦曾发现过墓上的建筑基址，比如与魏公室有关的固围村M2、赵王陵和新郑胡庄大墓都有类似的建筑。而中山王墓兆域图的发现暗示，邱家庄M5001很可能就是另一例墓上的“堂”、“寝”类建筑。这为研究周代墓祭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邱家庄M5001墓室
M5001出土玉器
在河北，行唐故郡战国遗址继续发掘。综合媒体零星线索可知，本年度该遗址南北向积石墓的新发现为判断该遗址的延续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此类墓葬目前数量极少，但随葬仿铜陶礼器鼎、豆、壶、匜、球腹壶等，年代当较之前东向墓葬略晚。
河南省的两周考古工作重心仍在城邑。
新郑郑韩故城去年的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仓城路小学基建项目发现一处大致呈西北-东南向的大型夯土，其性质可能为隔城墙的南段，也可能是仓城城墙或者大型建筑。在夯土外，发现了与夯土同样走向的相互叠压的几条东周道路。郑韩路东延基建项目，发现有一处大型夯土，推测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坊房基。
在荥阳官庄遗址，以既往数年工作的铸造作坊南北两侧为2019年的工作区。在北区，发现早晚两座房址，晚期房址是长期使用的作坊，早期房址则可能是一座高等级建筑。南区发现两条道路，表面可见车辙。
夏庄墓地的发现在秋冬之际曾引发媒体的关注。该墓地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龙窝村夏庄小组东北，已发掘的29座墓葬全部是其南侧大墓“不见冢”的陪葬墓，除3座墓道被破坏以外，其余全为甲字形岩坑或土坑竖穴墓，有的带有车马坑。说明陪葬墓墓主生前地位较高。当地媒体和部分先秦史学者推测这批墓葬与“王子朝携周典奔楚”的事件有关。但媒体披露消息中尚看不到较为确切的证据。
安徽寿县西圈墓地的考古工作新发现，是在学术与工作指导思路转换后的产物，体现了工地主持人的学术敏锐性。近期的新发现为研究寿春地区州来、下蔡和楚寿郢的时空关系、城邑地望提供了新的线索。新发现的南北向墓葬，出土“蔡侯产”戟和原始瓷，为研究吴、蔡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东西向楚系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寿春城战国中期遗存的空白，为探索寿县地区战国早中期的政治格局变迁、文化面貌更迭、地权与功能转换拓展了认识。
鲁西南地区的东周时期考古工作近几年喜讯不断。滕州大韩墓地在2017至2019年间持续发掘，共清理东周墓葬195座，其中，小型墓葬149座，大中型墓葬46座。该墓地以土岗顶点为中心，呈放射线状分布，在同一墓地中墓道朝向迥异的布局和长时间的延续使用，使该墓地的学术意义重大。邹城市邾国故城发掘的战国大墓，为研究邾国文化遗存及其与越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资料。
大韩M64
大韩M39
大韩M43
2019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西侧夯土基址进行发掘，重要考古发现为一处与铸钱相关的夯土基址。该基址南北宽约12-13.5米，东西揭露长度43.5米。在发掘区西北部发现集中出土的齐刀币范残块，总数达1300余块。还发现有大量的流渣、坩埚等遗物。这是齐故城所见较大的一批战国时期铸钱遗存，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长江流域的东周考古工作令人惊叹不已。这其中，长江中游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和长江下游安吉八亩墩墓地的发掘尤其惊艳。
随州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时期曾国贵族墓群。2018年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发现墓地5座“甲”字形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该墓地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共发现青铜器铭文近6000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4座大型墓出土88件编钟、60件编磬和1件陶埙，部分中、小墓出土的不同数量组合的小钮钟近70件。枣树林墓地的新发现，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材料的空白。继曾侯乙墓之后，新世纪以叶家山、文峰塔和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贵族墓葬的发掘为中心的曾国考古，不断以考古发现更新认知，完全由考古新发现构建起了目前周代诸侯国中最长的世系关系，并以其铭文确定了族属，是中国周代考古中最为系统的资料。2019年的发现，也最终确定了国名，了结了聚讼纷纭的“曾随”学术公案。春秋中期是中国东周考古中最缺乏高等级贵族墓葬资料，枣树林墓地的发现，对研究春秋时期礼制变革、墓地营建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曾国地缘位置的特殊性，这批资料不但可以用以观察黄河流域周代贵族墓葬礼制的变革，也可用以推测尚未发现的同时期楚国葬制。
枣树林墓地发掘现场
同样与曾国有关，京山苏家垄墓地南侧的罗兴居住址、矿冶遗址点在2019年分东西两个发掘区进行了考古工作。东区可能是与墓地同时的居住址，在春秋时期文化层中发现四件铜器残碎片，可见遗址规格相对较高。西区有限揭露的面积内发现3处窑址、1处房址，富含炭粒、草木灰、陶片的黑灰色文化堆积、石、铜质工具等迹象显示该区域极可能为一处制陶作坊区。
在荆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纪南城大遗址保护项目，对楚纪南故城东垣南门以北城垣及护城河解剖。从东垣南门的规模形制来看，东垣南门应是纪南城的一个主通道。但城垣外侧没有护城河，相反有居住遗迹。发掘者推测东垣靠近庙湖，城内龙会桥河及南垣外古河道直通庙湖，整个城址东南部借用了自然湖泊的防御功能，在靠近湖边设置码头。城垣解剖目前发现墙体呈台阶状，逐级夯筑而成。
荆州博物馆则继续对熊家冢楚王陵的祔冢殉葬墓地进行发掘。2019年共发掘祔冢殉葬墓10座。研究发现，墓地营建之前，这里是一处春秋时期的小型遗址。主墓埋葬时，主墓南边的24排92座殉葬墓及其西边的一号（大车马坑）、二号车马坑同时埋葬。祔冢埋葬时，祔冢北边的12排46座殉葬墓同时埋葬。祭祀坑分布于主冢和祔冢的南侧及车马坑区的西北部，共有250多座，是楚王及王后埋葬后继任历代楚王长期举行祭祀活动的结果。大车马坑西边的38座小车马坑，排列没有规律，推测也应是带有祭祀的性质。
荆州龙会河北岸墓地出土战国楚简324枚，是一项令人惊喜的偶然发现。这批竹简中载有东周时期10余位楚王、楚国高级官员以及西周武王、周公旦的相关事迹，预期披露后将引起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界的聚焦关注。
201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墩墓发掘在多年的持续坚持后，取得了重大学术进展。不但有安吉八亩墩因长期工作的系统性突破，也有其他地区的资料积累。同时，2019年度对于土墩墓年代相同的聚落遗址的发掘，则显示出土墩墓研究学术思路与导向的转变。
本年度，无锡梅里遗址的发掘意义重大。该遗址分布在泰伯庙东、新友路西的伯渎河两岸，面积大约6万平方米，从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和遗物看，遗址时代跨度自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因素兼有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其中还有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这为探索土墩墓的人群和文化因素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安吉八亩墩墓区的发掘长达数年，2019年终于收获回报。墓地位于浙江安吉县递铺街道古城村，是一个要素齐备、相对封闭的高等级越国贵族墓园，也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该墓地外围有人工挖掘宽21-23米的环壕，中心土墩为长方形覆斗状，长56米、宽30米、高8米。中心大墓以外周边有两周等距离分布的小型土墩（陪葬墓）围绕中心主墓。已发掘中心主墓和周边的31座陪葬墓。上述遗存共同构成一个要素齐备、相对封闭的高等级贵族墓园。主墓墓坑墓底有箱式木椁和独木棺遗迹，出土以绿松石为主要原料的玉石类冠饰和服饰，年代属春秋晚期。墓道壁面及底面发现立柱、篱笆和横撑木痕迹，为熟土筑坑找到了关键性证据。墓室与墓道之间还首次发现了草包泥垒筑的封门墙。主墓北侧的器物坑打破封土，长23米、宽1米多，整齐地摆放着数十件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这是迄今为止，已发掘的越国墓葬中最大的器物坑。陪葬墓葬具有不同的种类，但各自为墩，较为整齐地排列于主墓葬外。上述发现，无一不刷新土墩墓的既往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战国时期独立陵园制兴起在南方地区的表现，提供了新的思考线索。
安吉八亩墩墓园航拍与器物坑
安吉八亩墩墓园主墓绿松石饰
浮光掠影地盘点2019年的三代考古新发现，疏漏之处必然很多，但从目力所及的有限项目之内，已经大体能展现出夏商周考古发现的异彩纷呈和整体发展方向。
首先，大遗址的考古工作整体思路已经从“大发现”转向功能和空间布局探索，集中突击转向长期有计划、有目的的持续工作。石峁、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遗址群、纪南城、曲阜鲁故城、秦都雍城、咸阳等遗址的发现无不体现了这种思路。而类似大韩墓地、枣树林墓地、刘家洼遗址、官庄遗址、八墓墩墓园等新发现的遗址也逐步采取这种方式，将墓地当做大遗址来整体规划发掘与研究，因而才能取得不断的新进展。
其次，精细化的操作为全面提取信息提供保障，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项目开始注重合作研究。近年来三代考古的工作，无论是在哪一处遗址，无不是将多学科技术手段引入研究，将实验室前置于田野发掘工地，并且在发掘阶段就深入利用文物保护技术，因而获取了之前不可能第一时间获取的信息。实验室发掘、田野操作精细化手段的运用和与外单位专家进行多学科合作，让类似石峁遗址、洹北商城、丰镐制陶遗址、大韩墓地、枣树林墓地、苏家垄遗址等发掘项目受益匪浅。
再次，学术意识开始引导发掘与调查工作，课题合作制让三代考古研究走上了新时代。无论是在“考古中国”的整体统筹之下，还是对河套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的综合研究，还是对中原与周边地区冶金技术研究的课题关注，还是对早期秦文化与秦戎关系的探讨，2019年一系列看似偶然的新发现，其实无一不是长期课题研究和学术意识更迭的产物。而类似肥西三官庙、阜南迎水寺、郑州商城祭祀遗存的成果，也是在学术思路的指导下，对基建考古工作学术前置的产物。
2019年已经过去了，但三代考古的新时代却刚刚开启。在2020年内，我们一定能见到更多更新更重要的新发现。
（文字资料信息源自《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多家媒体的网络资源以及陕西、湖南、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市考古的官方网站，图片资料亦引自上述网络与相关平面媒体，特此说明）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