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眼中，技术一定会带来“进步”。据说人类创新会带来越来越好的机会，让生活更轻松，压力更小。无数的广告将技术吹捧成引领美好生活的关键。但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是这样吗？
大多数现代人的生活都不是无忧无虑的，他们遭遇混乱、污染、疏离和社会反常。事实上，正如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海姆（Emile Durkheim，1848—1917）所注意到的，现代工业化国家极大地遭受着自杀、犯罪、离婚、破产和成瘾这类弊病的烦扰。技术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愉，但也用现代神话的压力诅咒了我们。
钢铁侠的另一自我托尼·史塔克十分清楚，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他为美国政府制造军用技术，成了敌人的目标，由此被敌人绑架，胸部严重受伤。事实上，史塔克创造钢铁侠不只是为了寻求世界和平，而且是为了保护他受伤的心脏，维持他的性命。然而创造钢铁侠的结果也有两面性，因为史塔克的盔甲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问题和依赖。不仅如此，史塔克自己也时常为个人和情感问题而严重受挫，还有酗酒和抑郁的困扰。
电影《钢铁侠》剧照
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认为，存在本身的问题是如此之大，连简单地相信技术进步或浪漫的过去都是不可能的。现存问题的解决办法会制造新的问题，那些问题常常在意料之外，比起初的问题更严重，让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一样充满了挣扎与缺陷。叔本华嘲讽地抨击自己那个时代流行的乐观主义，为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和索伦·阿拜·祁克果（S?ren Kierkegaard，1813—1855）这样特立独行的哲学家提供了灵感，他们同样拒绝接受进步与倒退的哲学。（叔本华也深刻影响了杜尔海姆的社会学。）到了二十世纪，这种讨论存在固有问题的哲学有了名字：存在主义。
接受缺陷
进步的概念有一个关键元素，就是人的可完美性。这在宗教中常常以“救赎”或“启蒙”的形式展现。用世俗的话说，有时候完美是靠战胜迷信和保持自我责任感来实现的。
十九世纪的悲观主义者认为，不管通过上帝还是通过理智思考，人性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因为人类从根本上永久地存在缺陷。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由一种盲目而不可避免、没有目的的力量驱动的，他将这种力量称为“意志”。同样，人类一直为贪得无厌的欲望所困扰。转瞬即逝的欲望一旦满足，立刻就会有别的欲望代替，将所有人类置于一种永久的沮丧状态中。因此，一种需求或问题只会被另一个所代替，没有什么得到解决，我们永远困在无穷无尽的痛苦问题中。叔本华写道：
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是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这一欲求一经满足也就完了；可是一面有一个愿望得到满足，另一面至少就有十个得不到满足。再说，欲望是经久不息的，需求可以至于无穷。而所得满足却是时间很短的，分量也扣得很紧。何况这种最后的满足本身甚至也是假的，事实上这个满足了的愿望立即又让位于一个新的愿望；前者是一个已认识到了的错误，后者还是一个没认识到的错误。在欲求已经获得的对象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持久的、不再衰退的满足，而是这种获得的对象永远只是像丢给乞丐的施舍一样，今天维系了乞丐的生命以便在明天又延长他的痛苦。
对叔本华来说，唯一解放的人是那些苦行僧，他们意识到存在的虚无性，于是转向内心，从而“否定意志”。通过单纯简朴的生活，这些智者认识到追求欢愉的空虚；通过抑制自己的欲望，他们也抑制了自己的苦难。而由于暂时满足欲望只会制造更多欲望，叔本华相信比起徒然地追求欢愉，过一种相对而言没有痛苦的生活更好。
正是由于如此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悲剧性，祁克果才认为我们能去除幻象，真正自由地活着。生活或许残忍而不公，好人经常遭遇坏事，坏人身上也会发生好事。尽管如此，正是从这种不安全的状态中，我们才能培养一种目标感，不为在这不公的世界上徒劳地寻求正义所束缚。讽刺的是，只有意识到自己身陷束缚，你才能获得自由。
尼采同样认为人类的状态有着悲剧性的缺陷。大多数人都是墨守成规的可悲傻瓜，注定碌碌无为。唯一的希望在那些敢于强盛和伟大的“超人”（übermensch）身上。但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即便那样鼓舞人心的英雄也是有缺陷的。超人的最终结局是死亡。对尼采——还有乔恩·邦·乔维（Jon Bon Jovi）——都认为最英勇的行为便是在“荣光中”逝去，面对世界和它恐怖的矛盾。
由此，对十九世纪的悲观主义者来说，即便是英雄也值得同情。真正的英雄并不是一个通过遵从纪律克服了自身弱点的完美人类（因为这种壮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古怪之人，勇敢地接受了自身与世界令人痛苦的缺陷。听着很像托尼·史塔克吧？钢铁侠不像近乎完美的超人，或者畏惧自身邪魔、不断斗争以克服它们（来达到完美）的蝙蝠侠，他是一个学会了在不完美状态中生活的反英雄。
有缺陷的英雄
不同于更传统的英雄，钢铁侠充满了性格缺陷。比如他沉溺女色而且酗酒。他发家致富的方式很有争议，因为他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是销售军火给军方而获取的。即便在他想做好人的时候，他也远远比不上圣徒的高度，常常无意间伤害好人，有时还帮助了坏人。确实，机智善变的小罗伯特·唐尼在好莱坞电影中活灵活现地扮演了托尼·史塔克，这位演员本身也是一位康复的瘾君子。
就像所有好的存在主义英雄一样，史塔克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受伤的心。身穿钢铁侠盔甲的他看似无敌，然而在那令人生畏的金属壳之下，他的身体和情感都饱经风霜。他的心脏受过重伤，不得不经常维修保养，让知道他秘密的敌人很容易攻击他。然而他的感情生涯也坎坷不平：他的恋爱关系常出故障，功能失调，比如他与贝瑟尼·凯布（Bethany Cabe）与滕川留美子动荡的恋情；他的友谊也紧张不安，比如他与美国队长和“罗迪”詹姆斯·罗德斯时断时续的搭档关系。就连他相对健康的长期关系也充满了模棱两可、悬而未决的焦虑，比如他与私人秘书“小辣椒”波兹和私人司机哈皮·霍根的关系。
事实上，史塔克企图表现得战无不胜，不过是对他弱点的过度补偿罢了。他猖狂地玩弄女人，实际却是想挽救自己的男子气概，生怕自己在科学的压力下失去发明家的角色，或是在大型企业的威胁下失去史塔克企业总裁的身份。玩弄女性也可以反映害怕去爱的受伤个性。他与许多超级英雄一样，年幼的时候便父母双亡（死于车祸），情感上习惯了孤独。正如电影和漫画都表现的那样，他畏惧与“真爱”“小辣椒”波兹的亲密关系，由此避免在任何关系中展现脆弱。
要是对史塔克脆弱的情感还有疑惑，只需在故事“瓶中魔鬼”中进一步观察他与酗酒的痛苦斗争即可。他利用酒精逃避他父母的悲剧回忆，摆出一副鲁莽自大的样子掩饰自己的不安。斯坦顿·皮尔（Stanton Peele）强调，酗酒者和其他成瘾者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治疗创伤的受害者，错误地利用那些物质以避免面对痛苦。性、赌博、软性毒品和酒精常常被“妖魔化”，被认为是成瘾的罪魁祸首，然而实际上根源却在于创伤性经历没有解决所带来的痛苦。根本而言，魔鬼并不在酒瓶中，而在成瘾者身上。
我们知道，钢铁侠的传奇故事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剧。史塔克在他超级英雄角色的意义中挣扎。起初，他为自己武器开发商的身份而骄傲，认为自己保护了美国。后来，他甚至做了国防部长，想保证自己的武器合适地运用。然而其他时候，他的自尊心也会受到伤害，比如美国政府宣称钢铁侠危害社会时。因此，他最初爱国的自豪感被许多问题复杂化了，比如美国的敌人获取他的技术，面对越南战争和其他外国战争的复杂性，尤其是他对制造武器这种行为本身的怀疑。当他质疑用超级英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的时候，甚至好几次让钢铁侠“退休”过。有一次，他的宿敌间谍大师（偷窃了史塔克的钢铁侠技术）企图利用史塔克对钢铁侠的矛盾态度，让整个超级英雄团体退休。
地狱之路
天哪，就连史塔克良好的意图也常常造成悲剧性后果，就像漫威“内战”过后的美国队长之死。史塔克只能尽量利用这个混乱而难以预知的世界。叔本华曾经说过，每个自愿行为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事实上，地狱之路正是由良好意图铺就的。
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难免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的发明也一样。根据叔本华、祁克果和尼采这样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当代理论家专门关注了技术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当代社会评论家不注重生活的混乱与人性的缺陷，而是以存在主义的世界观为出发点，评估科技的社会和道德影响。
到了二十世纪，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将十九世纪悲观主义的传统命名为“存在主义”，这种世界观既表达了宇宙的固有混乱性，又肯定人们可以自觉地经营它。 虽然存在主义者否认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人的完美”，他们却依旧视自己为文艺复兴时期起“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如果人们不可避免不完美，他们依然能够充分利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事实上，萨特甚至用“谨慎乐观”来宣扬存在主义，因为它宣称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自身的环境和经历。
正是通过这一视角，二十世纪诸如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马丁·海德格尔、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沃尔特·瓮（Walter Ong）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这样的学者提出了强调技术“双刃剑”性质的理论。他们认为，每种技术都同时“给予和夺取”。不管我们的意图有多好，一切技术都依旧有副作用；就算我们的意图不良，即便最具破坏性的发明也能被改造成好技术。科技似乎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却必然让其变得乏味；科技把我们从过往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却创造了新的依赖。科技的这种“双刃剑”性质一直以来都是《钢铁侠》的主题，我们接下来会讨论。
钢铁侠盔甲是隐喻
钢铁侠盔甲隐喻了技术本身，它解决了问题，却也创造了新问题。每当钢铁侠似乎“成功了”的时候，他就会被迫面对自己作为的意外后果。举个例子，在1963年《悬疑故事》第39期钢铁侠的起源故事中，制造军事武器让史塔克富有而出名，得以享受无忧无虑的花花公子生活；然而他制造的武器却落入了敌人之手，让他受了致命伤害。
电影《钢铁侠》剧照
为敌人所捕获和囚禁后，史塔克在狱友何寅森的帮助下发明了一块磁力胸甲，吸附弹片远离他受伤的心脏，从而救了自己。不幸的是，胸甲必须每年充电，这在他回到史塔克企业后，给他的职业生涯和爱情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破坏。寅森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他也秘密地帮助史塔克制造了钢铁侠盔甲，帮助他逃脱于捉拿者。但是，天哪，尽管史塔克企图救他，寅森还是死了。而且如我们所知，那身盔甲必须反复修改和重制，解决史塔克遇到的新问题。
这些技术问题又因为“神经机械”技术独特的优势和问题而变得更为复杂，那种技术以貌似天衣无缝，本质上却很有问题的方式与人体组织连接在一起。史塔克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与自己的技术融为一体，他越来越依赖钢铁侠盔甲。他的军事武器本质上已经“成为”他，让他不得不全力对付自己身体内的技术，同时对付身外的技术和官僚结构。
这种“连线”的过程是会有大问题的。举个例子，史塔克发现钢铁侠盔甲的电子界面正让他的神经系统退化。不仅如此，他的一位不稳定的前情人伤到了他的脊柱，让他瘫痪了。然后史塔克就用人工模拟重建了他的神经系统，而罗德斯则接手了钢铁侠的职责。即使在史塔克重新做起钢铁侠之后，他也得经常维护和修复他的人工神经系统。那么盔甲感激他的努力吗？不，先生。之后，钢铁侠盔甲还有了意识，想要控制史塔克，甚至杀了他。
像钢铁侠一样，我们创新技术，把我们从体力劳动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但那些技术会不可避免地创造独特的问题，比如技术社会里充满的污染、心理压力和官僚主义的冷漠。即便我们发觉新问题比旧问题更加糟糕，也为时已晚。潘多拉魔盒已打开，我们必须面对新的环境问题，别无他法。
许多次，史塔克都想重新开始，却发现无法逃避自己的过去。他开始质疑军事升级的逻辑，却发现必须解决自己帮助创造的局面。我们上面也看到，他甚至好几次想让钢铁侠彻底退休。然而发现钢铁侠技术为敌人利用后，史塔克必须用他的盔甲与其抗衡，由此不得不找出那些靠钢铁侠技术发展起来的反派并摧毁他们。举个例子，他的商业竞争对手贾斯丁·汉默就用钢铁侠技术来对付他，创造了钢铁系反派来攻击他。不管史塔克多么希望——技术社会中其余的人也一样——他都再也无法“回去”了。
弗兰肯-史塔克
正如霍尔和麦克卢汉这样的存在主义者和媒体理论家所言，我们成为自己的延伸，同时技术也成为我们的延伸。我们与我们使用的物品无缝地、控制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使用工具，工具也使用我们，想想你和你手机的关系就能明白。在改造环境时，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自己。因此，就像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的悲剧怪物，我们被迫面对自己的发明无心造成的结果：不仅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我们。
钢铁侠不像超人或蝙蝠侠，不是一位追求绝对完美和终极正义的理想化超级英雄，而是一位尽力利用不完美境况的悲剧性超级英雄。史塔克选择成为钢铁侠不是出于为世界除恶的无私愿望；相反，他最初创造盔甲只是为了逃脱囚禁者，保证自己的生存。之后他才决定利用盔甲造福人类。而当他随后质疑美国政府和其他超级英雄时，情况更加混乱了。
史塔克这个花花公子酗酒者成为超级英雄，只是因为他拥有惊人的盔甲和超强的智力，但除此之外，无论好坏，他都是一个普通人。他有时无私，有时自大。有时候，他质疑自己的决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大部分友谊和爱情都很不稳定，难以预料。除了波兹和霍根这两位忠实的支持者，他谁也不完全信任；虽然他信任这两人，波兹和霍根却常常质疑他。连他的好伙伴罗德斯也常常让他失望，与史塔克让他失望一样频繁。他与凯布和留美子的恋情也是无可救药地不正常。简而言之，史塔克一团糟。
正如叔本华会注意到的，史塔克的每个欲望，一旦暂时满足，就会创造一批亟待实现的新愿望。他无法满足的“意志”是持久痛苦的源泉，表现在酒瘾和性瘾上。正如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所注意到的，技术本身完全不能让我们对现在或将来持天真的乐观态度。正如存在主义媒体理论家述说的，我们已经成了人类技术的延伸，我们必须面对它的后果，而下一代人也将面对未来技术设备的后果。
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都是“弗兰肯史塔克”，被迫面对自己技术造成的意想不到后果。我们的钢铁侠盔甲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隐形的，对我们的限制却丝毫没有减少。每次我们关掉闹钟，查看手表，用手机接电话，听iPod或（像我在写这章时一样）盯着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我们都不只在“使用工具”，也在窥探我们所成为的。而我们所成为的虽然常常很有意思，却并不总是美丽的！
《<钢铁侠>与哲学：面对史塔克现实》，[美]马克·D.怀特 主编，朱笑昀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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