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传》，[美]戴维· E.卡特赖特著，何晓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8年6月出版，677页，128.00元
至于女人嘛，我还是喜欢过的——如果她们那时也喜欢我就好了！
——叔本华
2015年时曾有过一桩逸闻，昔日哥尼斯堡的康德故居出现了一句涂鸦“康德是个蠢货”，并附上了一朵花和一颗心。在承诺修缮这座危房却多年不曾兑现的加里宁格勒当局调查嫌疑人的同时，却有媒体首先戏谑地将目光锁定在叔本华身上——一位已然故去一百五十余年的哲学家。这样的怀疑当然是站不住脚的，这倒不是因为叔本华必须棺中惊坐起，而是放眼整个十九世纪，几乎没有人比他更推崇康德。
尽管我们可以排除他的嫌疑人身份，但这一指控多少佐证了叔本华的特殊名望。在思想史上，崖岸自高的天才不乏其人，但论刻薄和厌女，很少有人能与叔本华相匹敌。如果说只有最缺情商的人才会在满月酒上说出“婴儿终有一天死去”的普世真理，那么叔本华就是从不会推卸“言说真理”之责任的那类哲学家。
阿图尔·叔本华
“我就把这些马弄死”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很少有中文读者能注意到他并没有中间名，这要归功于他那位自由主义的父亲。来自但泽的叔本华家族从一个世纪前开始就家底殷实，继承祖业的海因里希·弗洛瑞斯·叔本华（Heinrich Floris Schopenhauer）不但拥有经商的才具，还是一位视野开阔的绅士。他在英法居住多年，尤其羡慕英国进步的宪法和公民自由，终身订阅《泰晤士报》。在得知妻子怀孕后，他一度筹划让孩子在英国出生进而获得英国国籍。在最终因妻子的身体状况而作罢后，他将长子命名为阿图尔（Arthur），一个在英语和法语中发音相同的名字，并且没有遵循德意志的传统为孩子取中间名。
当然，绅士的政治信仰不能只停留于折腾妻小。他挂着波兰“宫廷参事”的头衔，却终身未曾使用。腓特烈大帝见他仪表堂堂，曾邀请他来柏林定居，他却断然回绝。他的家族生意受益于但泽在汉萨同盟的自由市地位，与正在蚕食但泽自治权的普鲁士势不两立。早在1783年时，封锁但泽的普鲁士军队驻扎在叔本华家族的庄园中，将军为了表达善意，提出替他免除种马草料的进口关税。弗洛瑞斯礼貌地谢绝了对方的慷慨：“承蒙贵意，如果我的饲料用光了，我就把这些马弄死。”
很多但泽当地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包括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Johanna Henriette Trosiener）。她来自于一个并不那么富裕，却同样开明的家族，接受了比同时代大部分女性都要广博的教育。她的家庭与当地的英格兰圣公会牧师交好，让她从小说得一口流利英语。当她十八岁时，三十八岁的富商显贵弗洛瑞斯上门求婚，她的父母倍感荣幸，可也并未施压。尽管年龄差距有梨花压海棠之嫌，但两人至少在共和理念和亲英心理上没有龃龉。
叔本华家族的座右铭是“若无自由，则无幸福”（Point de bonheur sans liberté）。而弗洛瑞斯也顽固地践行着他们家的生意经。1793年3月11日，普鲁士正式吞并但泽。是年叔本华只有五岁，他那位好斗的共和主义父亲立即举家搬迁，不惜让出十分之一的家产来迁往另一座汉萨自由市汉堡，随后花了三年重振家业。弗洛瑞斯不是理论家，更愿意为追求自由付出代价。
这种持重却开明的作风也体现在他的教育观念中。他当然希望长子继承家业，成为干练的商人。但当十五岁的叔本华体现出学者的天赋以及类似意向后，他也没有强硬施压，而是抛出了选择。他决定带着妻子游历欧洲，如果叔本华一心向学，就留在汉堡学习拉丁语，为文理中学和大学入学做准备。可如果想跟着父母消遣掉这一整年，就要在旅行结束后成为学徒商人。
康德终身不出哥尼斯堡被传为美谈，他的同代和后辈学者很多也只是出身基层公务员和牧师家庭的穷家子。相比西欧南欧各国的厚实家当，德国早期只能诞生出温克尔曼那种以希腊仿品展开脑补的艺术美学。叔本华有机会遍览欧洲风物，自然没有人会苛责一个十五岁年轻人的选择。
弗洛瑞斯固然有诱导儿子放弃学术梦想的嫌疑，在他眼中，学术生涯等于受穷。如果无法忍受物质的诱惑，那么恐怕也无法在研究上有所建树。所有命运馈赠的天赋，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后来供养学者叔本华一生的也不是他的才华，而是父亲的遗产和多样化投资的精明。
当然，弗洛瑞斯的教育绝非无可挑剔，他在见闻和学识上着力栽培叔本华，却在情感上显得疏离。加之他身上来自家族遗传的阴郁性格，让他在长途旅行回来后不久意外身亡——叔本华母子都认为这是自杀。丧夫后的母亲干净利落地抽身而去，留下叔本华继续他对亡父的许诺。
“我必须知道你是幸福的，但却不必见证你的幸福”
寡居后的约翰娜开始展现出她的文艺天赋。她移居到德国的知识中心魏玛，恰巧碰上了法军入侵，因而迅速和共患难的当地名流打成一片。她拾起“宫廷参事夫人”的头衔，成为魏玛最重要的沙龙女主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更重要的是，约翰娜文笔不俗，是十九世纪头三十年最知名的德语女作家。
这些人脉和声望自然都在叔本华后来的生涯中发挥了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长期的夫唱妇随让约翰娜知道过一种与自己天性背道而驰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她提议无休止地抱怨商人学徒生涯的叔本华转行，并在他同意之后，果断向学徒师傅去信，永久地阻断了儿子从商的退路。“没有用于后悔的时间”，她移居的决定拯救了自己的后半生，也希望这一次能拯救叔本华。
天赋异禀的叔本华在学业上迅速进入正轨，却也立即显露出性格中的棱角。他不仅继承了家族里不近人情的基因，更早早暴露出毒舌的潜质。在随父母环游欧洲时，他就常常取笑所见的贵胄名流其貌不扬，形同贩夫走卒。到文理中学就读时，他又写了一首打油诗嘲笑教师，被校方开除。
叔本华的锋芒不问亲疏。如果说他的一大优点是热爱真理的话，那么他的第二大优点就是不顾一切地表达出来。在数次造访魏玛的经历中，他始终在为母亲添乱。他对亲密关系的求索从来没有被满足过，又渴望扮演父亲的家长角色，对母亲的私生活指手画脚。又一次，约翰娜决定从叔本华家族的男人中拯救自己，与亲生儿子断绝关系，双方至死都没有释怀。
可以说，叔本华终其一生都很难找到和人交流的合适频道，他与歌德的来往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这位德国文艺界的绝对王者一度因色彩理论乏人问津而急需盟友，向哲学博士叔本华抛出了友谊的橄榄枝。据叔本华的妹妹所说，诸事繁忙的歌德像很多大教授一样，信手翻阅叔本华的论著，出于客套恭维了两句。叔本华却对这些场面话信以为真，逐字逐句地给歌德挑刺，为求歌德青出于蓝的认可，不惜催逼歌德放下庶务为自己背书。受人栽培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因为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负起教导的责任。像很多导师一样，歌德需要的是信徒，不是急于把他踩在脚下的后来者，更不会搭进自己的精力。可叔本华从不体恤旁人的生活节奏，因为在他眼里，世界理应不顾一切地折服于他的智慧。
笃信自我的叔本华没有亦步亦趋的耐心。他刚进哥廷根大学时注册的是医学专业，后来受到舒尔茨（Gottlob Ernst Schulze）感召才倾心哲学。他为了费希特而转学到柏林，并迅速洞察了后者学说的缺陷和讲义的重复，进而对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二把手弃如敝履。传记作者详细考证他的课表和笔记，发现叔本华对自然科学兴趣甚笃，哲学倒更多出于自学。
对德国哲学，他从一开始就是个自学成才的局外人。不止费希特，他对大部分师长都评价不高，只看重自己与康德的精神对话。他的博士学位甚至是在本人缺席答辩的情况下获得的。叔本华当然认为这得益于自己在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Ue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nden Grunde）中显露的无上智慧，但更现实的原因还有在拿破仑入侵后日渐凋敝的耶拿大学看重他缴纳的答辩费用和其母在魏玛的声望。
象牙塔外的人可能觉得宝相庄严的学位和职衔是智力的通行证，可对教育从业者来说，这些都是工作形式。叔本华后来人生中的数次求职都没有到场，只有书信往来，外加熟人牵线搭桥，这在学界从来不是个例。所幸，他人生最具有戏剧性的关系还是留下了当面交锋的记录。1820年3月13日下午一点，叔本华在申请柏林大学编外讲师的试讲中遭遇了黑格尔——
黑格尔：“当一匹马卧倒在大街上时，其动机究竟何在？”
叔本华：“是那身处其下，与这一疲劳的马容易出现的倾向息息相关的大地。如果它所占的地方濒临深渊，那它就不会卧倒在地了。”
黑格尔：“您认为动物的技能类似于动机？因此说，心脏的跳动、血液的循环等都是诸多动机的结果？”
叔本华：“这些不叫动物的机能，在生理学中，人们将它们称之为动物身体的有意识活动。”
黑格尔：“但人们并非将其理解为动物的机能。”
到此为止，叔本华的友人、生理学家利希滕施泰（Martin Heinrich Lichtenstein）因打断了争执，声称叔本华的术语准确无误。很难说谁真正占到了上风，因为这类学术对谈总有自说自话的成分。叔本华认为他揭露了黑格尔对科学的无知，可他把黑格尔视为宿敌完全出于不自量力。声望正隆的黑格尔忙于《法哲学原理》的扫尾和与施莱尔马赫的办公室政治，不可能与走过场的大学临时工一般见识。但叔本华还是要求和黑格尔同时开课，开启并终结了自己应者寥寥的教师生涯。
“老妇死，重负释”
除了数次迁居和两本留名思想史的著作，叔本华鳏寡孤独的后三十年没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以至疏于考证的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必须在《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时代》（Schopenhauer und die wilden Jahre der Philosophie. Eine Biographie）中用一些德国思想史的宏大叙事来填充版面。不过老实说，这些精神和观念的变迁和叔本华都没有太多关系，他对充足理由律的研究始于英国经验论传统和康德的关系，不属于之后的观念论体系。对后一传统下的同行，叔本华总是一视同仁地予以鄙夷。
半个世纪后，反思整个基督教文明的尼采也删去了自己的中间名威廉。他的推崇把叔本华的声望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在哲学史的叙事中，叔本华仿佛属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后一个世代，同时也是为什么叔本华在英文世界有很高的接受度，并不受制于英美和欧陆之间的话语区隔。
不过公允地说，叔本华生前还是收获了一些名望和拥趸。话语即权力，学术之争就是话语之争。除了著书立说，没有机构背书的学者还需要更多的手腕实现弯道超车。征文是比较碰运气的一种，叔本华曾在挪威皇家科学院的征文中获奖，在对丹麦皇家科学院如法炮制时，作为唯一应征者却被断然回绝。训诂考据是比较吃力却有分量的一种。叔本华有幸发现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并说服《康德全集》的编者将第二版的改动降为附录。
当这些努力都于事无补时，翻译则是比较无助的一种。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学还以拉丁文为傲，所以同时代不少大学者虽然涉猎外语，却少有精通者。日本学者就曾考证过黑格尔曾因手头的英国政治经济学译本品质不佳而导致报道出了偏差。实际上直到今天，除了移民背景或比较语言学，文科博士们简历中罗列的少则三五门多至数十门的外语其实可信度甚低。叔本华却是那个年代的少数例外，他小时候曾被寄养在法国，又有长期逗留英国和意大利的经历。
从1824年开始，他先后接洽过休谟《宗教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和斯特恩《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的德译本、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Della causa, principio de uno）的拉丁译本、康德主要作品的英译本等工作，并完成了格拉西安《智慧书》（Oráculo manual y arte de prudencia）的德译本。这些项目大都起于他的一厢情愿，又终于他的得寸进尺，唯一的成品也要等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反而蹭了他的热度。事实上，翻译只是学术的外围市场，除了某些话语空窗期，并不足以垄断解释权。出版行业也有自己的工作规划和盈利方式，青睐物美价廉、用爱发电的译者，很少能满足学者对声望或职称的诉求。
德国哲学的翻译总会给外国读者造成很大的负担，波兰尼就曾在大学专门嘲讽这种故弄玄虚的腔调。叔本华对此持相同意见。他年轻时受过商贸文书的训练，又曾在父母的督促下苦练文笔，形成了相对畅达的文风，虽然还没有到尼采那种诗化语言的地步，但相比宿敌黑格尔晦涩玄奥的话语，他的作品有更强的可读性。当然，这也很可能是叔本华不受他所谓“大学哲学”接纳的一大原因。
在《附录和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中，叔本华一篇名为《人生的智慧》（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的文章因其浓缩鸡汤式的标题而意外出圈。这位厌世者居然一跃成为“人生哲学”的代名词，各种东拼西凑的选集也出现在书摊上。权威译本方面，商务印书馆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Ue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nden Grunde）并不包括叔本华后来加进的第二卷，《附录和补遗》第二卷的翻译也还在进行之中。总之，叔本华对中文读者来说，仍然是一鳞半爪、难窥全貌。
弗洛伊德之前，叔本华是很早频繁谈及性的思想家。尽管他喜欢在给妹妹的信中把自己打扮成情圣，也为女人不惜牺牲在意大利与拜伦见面的机会，但他在女性面前无疑是个失败者。他惹恼了母亲，终身未娶，更因为殴打妇女而吃了官司。如果说他和黑格尔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和女仆的私生子绝对算得上一个。桀骜、刻薄、吝啬、仇女的叔本华获悉他负责供养的原告身故后，记下的那句“老妇死，重负逝”（obit anus, abit onus），反而比很多二手译本更传神地勾勒了这位人生导师的厌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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