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无论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告诫着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只有当苏联（俄国）感觉安全并对芬兰委以信任时，才是芬兰可以心安的时候。
1939年之前的芬兰
数千年前，还是史前时期的时候，第一批说芬兰语的人开始在这片大陆安置下来。芬兰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大约1100年，即第一次出现关于芬兰的详细书面记载时，自此之后，芬兰一直是瑞典和俄国的争夺对象。大部分时候芬兰都是处于瑞典的控制之下，直到1809年，俄国吞并芬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沙皇允许芬兰拥有较大的自治权，芬兰可以有自己的议会、执政班底和货币，而且俄国没有强迫芬兰人使用俄语。但是，1894年，尼古拉斯二世即位，成为新沙皇，他把可恶的尼古拉·博布里科夫（在1904年被一名芬兰人刺杀）任命为芬兰大公国总督，俄国开始对芬兰进行压迫性统治。于是，在1917年年未，一战即将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芬兰宣布独立。
芬兰的独立导致了艰苦的芬兰内战。一方是被称为“白军”的保守政府派，由在德国受训的芬兰部队组成，并受到在芬兰境内的德军协助。他们的对手是芬兰共产主义势力所代表的“红军”，以及仍驻扎于芬兰境内的俄国部队。1918年5月，出于巩固胜绩的考虑，白军射杀了近8000名红军，还有20000名红军被困在集中营里，在饥饿和病痛之中死去。要是以一国平均每个月被杀害的国民人数占国民总人口的比例来算，芬兰内战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前，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内战。这场内战很可能会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埋下分裂的祸根，但幸好芬兰国内势力迅速进行了和解，幸存的左翼红军重新获得了完整的政治权利，在1926年，一名左翼人士还成了芬兰的首相。然而，有关内战的痛苦记忆使芬兰对俄国心存恐惧，因此影响了之后芬兰对苏联的态度。
20世纪20—30年代，芬兰始终对由俄国发展而成的苏联感到畏惧。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同：芬兰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则是共产主义国家。芬兰人难以忘记最后一代沙皇治下的俄国对芬兰的压迫，他们害怕苏联会想要重新夺回芬兰。他们在担忧中目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阵阵腥风血雨。和芬兰最直接相关的事情是，苏联开始在其与芬兰国界线以东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区域建设机场和铁路。这些铁路中有一条直达芬兰，终点是没有设置边界的森林中央，除了为入侵芬兰做铺垫，你想不到它还能有什么别的用处。
20世纪30年代，在曼纳林将军的带领下，芬兰开始强化军队和国防力量，这位将军曾领导白军赢得了芬兰内战的胜利。许多芬兰人在1939年的夏天志愿承担了巩固芬兰主要防线的工作，这道跨越卡累利阿地峡的防线被称为“曼纳林防线”，它把芬兰东南部与最近的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分隔开来。当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重整武装，并且与苏联越来越呈现出相互对抗的姿态时，芬兰试图维持一种中立的外交政策，忽略来自苏联的威胁，期盼这种威胁不会变得具体化。与此同时，苏联对它这个在内战中借助德国的力量打败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资产阶级邻居持怀疑态度。
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突然停止敌对，并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一系列举动震惊了芬兰，也震惊了其他国家。芬兰人怀疑，这份条约中包含了分割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后来被证明确实如此），其中德国承认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该条约签署后，德国马不停蹄地对波兰进行了突袭，几周之后，苏联入侵了波兰东部。可以理解，斯大林想要将苏联的国界尽可能地向西推移，以应对德国不断增强的威胁。
苏芬两国之间的秘密谈判从1939年10月持续到11月。芬兰方面同意做一些让步，但远远没有达到苏联的要求，尽管曼纳林将军强烈敦促芬兰政府做出更大让步，因为他深知芬兰军队的弱势，并且（作为沙俄军队前中将）他很清楚苏联方面提出这些要求所出于的地理原因。可是，芬兰政府内部各方势力（包括左翼和右翼，即内战中的红军和白军）一致拒绝做出进一步妥协。1940年7月，英国一些政要支持向希特勒妥协以换取和平的做法。但在芬兰，所有的政党都支持国家政府做出的拒绝向苏联妥协的决定。
芬兰人同仇敌忾、拒绝妥协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斯大林的真实目的是要侵占整个芬兰。芬兰人很担心这次要是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将来会没法拒绝苏联更多的要求。如果芬兰放弃了卡累利阿地峡的陆地防线，苏联经由陆路大举入侵芬兰将会变得轻而易举。如果允许苏联在赫尔辛基附近建立海军基地，那么苏联将能够同时从陆路和海路对芬兰首都进行轰炸。芬兰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训，这个国家在1938年被迫将拥有最坚固防线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从而导致在1939年面对德国的全面入侵时毫无防备之力。
芬兰人拒绝妥协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他们对斯大林的误判：芬兰人认为斯大林只是虚张声势，他实际想要的并没有所要求的那么多。同样地，斯大林也出现了误判，他觉得芬兰人也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区区小国竟如此疯狂，欲以蚍蜉之躯撼动人口比自己多出近50倍的大国。苏联的作战计划显示，苏军预备在两周内拿下赫尔辛基。芬兰人拒绝妥协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他们的另一个误判，他们相信传统友国会在芬兰需要的时候提供防卫上的帮助。芬兰拒绝妥协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芬兰部分领导者推测，如果苏联入侵芬兰，芬兰的军队至少能撑半年，尽管曼纳林将军警告他们这绝不可能。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宣称芬兰的炮弹在苏联领土着陆，并炸死了数名苏联士兵。（赫鲁晓夫后来承认，这些炮弹实际上是在苏联内部从苏联的武器中发射出的，是一名想挑起战争的苏联将军下达的命令。）随之而来的战争被称为冬季战争。苏联军队在整个苏芬边界沿线发动攻击，赫尔辛基及其他芬兰城市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在轰炸第一晚，芬兰的平民伤亡人数便达到了其在二战期间平民伤亡总数的10%。
冬季战争
1939年11月30日，当战争爆发时，苏芬双方军力悬殊。苏联当时有1.7亿人口，而芬兰仅有370万人口。苏联“仅”以4支军队对芬兰发起进攻，加起来一共有50万人，另外还部署了一些军队作为储备军力或用于其他的军事用途。芬兰以全部军力抗敌，军队被分为9个师，总共也不过12万人。苏联以数以千计的坦克、现代战机和现代火炮装备其步兵团，而芬兰几乎没有坦克，没有现代战机，没有现代火炮，没有反坦克步枪，也没有防空措施。最糟糕的是，尽管芬兰有一些不错的步枪和机关枪，但弹药的储备十分有限。芬兰士兵接到的命令是，为了节省弹药，在苏联军队靠得足够近之前，不准开火。
让苏联和其他国家都意想不到的是，芬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苏联制订了沿着整条苏芬边界进攻芬兰的军事计划，包括跨过卡累利阿地峡，攻破曼纳林防线，还试图从芬兰最窄点进入该国中部，从而把芬兰“拦腰斩断”。面对进攻曼纳林防线的苏联坦克，缺乏反坦克步枪的芬兰人发明了“莫洛托夫鸡尾酒”，这是一种将汽油及其他化学物品组成的爆炸性混合物装进瓶子而制成的土制燃烧弹，其威力足以炸毁一辆苏联坦克。还有一些芬兰士兵躲在掩体中，等苏联坦克开过来时，将木段塞入坦克的履带，使其不得不停下来。就在此时，几名勇敢的芬兰士兵跑到坦克前面，用他们的步枪分别瞄准炮管和观察孔，把坦克里的苏联士兵击毙。可以想象，芬兰反坦克战队的伤亡率高达70%。
让各国观察者敬佩之意油然而生的，是芬兰国土的捍卫者成功打破了苏联的两个师对芬兰中部发动袭击的阴谋。
冬季战争的落幕
面对苏联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芬兰军队何以顶住攻势，坚守了如此之久？第一个原因是防守的动机：芬兰士兵明白，他们的身后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独立，这些都是他们宁死也要保卫的。例如，当苏联军队挺进冰封万里的芬兰湾时，在此处防守的仅有少数几队芬兰士兵，他们已经得知自己不会得到救援：此时的他们明白自己应当坚守在岛上，在牺牲之前尽可能多地消灭苏联人。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第二个原因是，芬兰士兵早就习惯了在寒冬时节的芬兰森林里生活和滑行，他们对这块作战区域的地形早已烂熟于心。第三个原因是，芬兰士兵提前准备好了应对寒冬的衣物、雪靴、帐篷和枪支装备，但苏联士兵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还有一个原因，就像今日的以色列军队，芬兰军队尽管数量少，但能力显著，比起盲目服从指挥的军队，这支军队灵活性强，强调让士兵发挥积极能动性。
冬季战争中，芬兰招募的士兵不 光有20 多岁的青年，还有年过 半百的男女，以及青少年
可是，芬兰军队的不屈不挠和他们获得的暂时性胜利仅能为芬兰多争取一些时间。随着春天临近，冬天的冰雪消融，苏联最终还是会在跨过卡累利阿地峡和芬兰湾的时候发挥自己在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芬兰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送来的志愿兵、装备和军队上。芬兰的外交战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小的芬兰力抗苏联庞然之躯的举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2000名外国志愿兵受到鼓舞前来助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自瑞典。可是，大多数志愿兵在战争结束前仍未完成军事训练。一些国家送来了军事装备，但这些装备的质量参差不齐。比如，一名芬兰老兵告诉我，有些旧兵器还是一战时期的，被从意大利运来。当发射炮弹的时候，这些火炮的后坐力非常强，因此必须用特别牢固的装备来固定。一般情况下，使用一门火炮不仅需要一名射击手，还得配备一名观察手，在火炮的前方观察弹壳落地的位置，从而校准下一次的瞄准范围。然而，据我的老兵朋友说，这些意大利的残枪旧炮在减轻后坐力方面设计得实在太差了，一门火炮得配备两名观察手：一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炮前观察手，负责观察弹壳的落地位置；还有一名观察手要站在火炮的后面，负责追踪火炮的位置！
实事求是地看，芬兰实际上只能依仗从瑞典、德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获得军队及物资援助。芬兰的邻国瑞典，尽管和芬兰之间有着共同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但由于担心被卷入和苏联的战争，拒绝出兵援助芬兰。德国虽然曾指派军队支持芬兰独立，两国之间也有深厚的友谊和文化纽带，但希特勒还是不愿意为了支援芬兰而违背早前与苏联签下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美国则是鞭长莫及，加上该国自数十年前就开始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国际事务保持中立，因此罗斯福总统对芬兰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于是，芬兰实际能求助的只剩下英国和法国了。英国和法国最终确实答应了出兵支援芬兰。但当时，两国均已陷入与德国交战的水深火热之中，这当然是英法政府的当务之急，其他任何事情都只能往后放。德国彼时从中立国瑞典进口大量铁矿石。大部分铁矿石从瑞典通过铁路被运至挪威的不冻港纳尔维克，然后用轮船运往德国。英法两国派出援兵的真实意图是要控制瑞典的铁矿石产区，并中断从纳尔维克至德国的海上交通。英法两国提出派兵经挪威和瑞典前往芬兰支援，只不过是为达到自己的真正目的的一番托词。
继续战争
1940年1月，苏联终于开始反思自己在1939年12月遭受的惨重的军力损失和军事失利。苏联不再浪费精力尝试把芬兰拦腰斩断，而是转过头来集中火力攻击卡累利阿地峡，那里开阔的地势对苏军有利。经过持续两个月的前线战斗，芬兰士兵已经筋疲力尽，而苏联方面仍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新鲜的后备力量。2月初，苏联军队最终突破曼纳林防线，芬兰军队不得不撤退到较弱的第二防线。曼纳林将军手下的长官纷纷请求他将军队撤退到更远的地方，以获得更佳的防守位置，但曼纳林将军有着铁一般的沉着意志：虽然芬兰军队伤亡惨重，但他拒绝撤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他深知，和谈已不可避免，此时对芬兰来说，最重
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守住自己的领土。
1940年3月，苏芬休战之后，苏联重整军队，并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德国则在1940年4月占领了挪威和丹麦，紧接着于1940年6月打败法国。至此，除了德国，芬兰所有可能的外援渠道都被切断。芬兰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还得到了一批德国装备。1941年，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在某个节点，德国的军事计划员开始和他们的芬兰同行讨论“假设性的”联合抗苏行动。虽然芬兰人不赞同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但他们深切地体会到，要在德苏之战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选边站队是肯定避免不了的。否则，芬兰会面临被苏联和德国中的一方或双方吞并的风险。相比再次经历冬季战争中孤立无援、与苏联单打独斗的痛苦时期，芬兰宁愿选择和纳粹德国结为暂时的同盟。这是“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最不糟糕的一项”，在曼纳林将军的传记中，史蒂文·扎洛加这样写道。苏联军队在冬季战争中的表现让所有的观察者—不仅仅是芬兰，还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观察者都深信，德苏若有一战，胜利的天平将会偏向德国。而且，芬兰人自然想重新获得失去的卡累利阿省。1941年6月21日，德国对苏联发起进攻。芬兰宣布保持中立，但在6月25日，苏联战机对芬兰的城市展开轰炸行动，当晚，芬兰政府以此为由再次与苏联开战。
这场继冬季战争之后的第二次苏芬战争被称为继续战争。这一次，芬兰调动了其1/6的人口投入这场战争：这是二战期间参战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放在今天的美国，这就相当于筹备一支超过5000万人的军队。直接在芬兰军队中服役的是上至50岁出头下至刚满16岁的男性，加上一些靠近前线的女兵。所有15～64岁的芬兰人，不论男女，如果不直接参军，就必须服务于军工行业、农业、林业或者其他国防所需的行业。青少年则要在农田、锯木厂和防空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正当苏联军队忙于应对德军的进攻时，芬兰迅速地重新占领了原先属于芬兰的西卡累利阿，并且试图越过原有边界，将位于苏联境内的东卡累利阿也纳入版图（这一行动引起了颇多争议）。可是，芬兰的作战目标依然十分局限，芬兰人不认为自己是纳粹德国的“盟友”，而是把自己称作“共同作战国”。尤其是，芬兰还坚决拒绝了德国提出的两个请求：一是围捕芬兰的犹太人（尽管芬兰确实把一小部分的非芬兰籍犹太人移交给了盖世太保）；二是和德国合作分别从南北两端进攻列宁格勒。芬兰对第二个要求的拒绝拯救了列宁格勒，使它得以在德军漫长的围攻中存活，并且促使斯大林后来做出了一项决定，即没必要占领除卡累利阿之外的芬兰领土。
尽管如此，芬兰和纳粹德国并肩作战是不争的事实。在不了解芬兰境况的局外人看来，“盟友”和“共同作战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二战期间，生长在美国的我当时觉得，芬兰就是除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外的第4个轴心国成员。在斯大林的施压下，英国宣布对芬兰开战。但英国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对芬兰城市图尔库发动了一次轰炸袭击，并且，英国空军有意地把炸弹投向大海中，而不是直接投向图尔库市。
从1941年12月初开始，芬兰军队停止向东推进，在此后差不多三年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继续战争没有出现新的进展。一方面，芬兰在占领卡累利阿后没有其他的目标。另一方面，苏联军队忙于与德军交战，无暇派遣军队与芬兰对峙。当苏联终于把大部分的德军逼出境外时，苏军认为，是时候将注意力转移到芬兰身上了。1944年6月，苏联对卡累利阿地峡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苏联部队迅速冲破曼纳林防线，但（正如1941年2月）芬兰成功地稳住了前线。苏联先是向西推进，后来却又撤兵。一个原因是斯大林有更重要的目标：在美军和英军从西边到达柏林之前，使苏联军队从东边包围柏林。另一个原因是，苏联军队再次遭遇了冬季战争时的困境：要突破芬兰人的抵抗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要和芬兰军队开展森林游击战，还得想好如果真的征服了芬兰，苏联得拿它怎么办。正因如此，就如同在1941年，1944年的芬兰通过抵抗再次实现了一个现实目标，用我的一个芬兰朋友的话来说就是：不求打败苏联，只求令苏联的胜利到来得极为缓慢且成本巨大，令其毫无喜悦之感。结果就是，芬兰竟成了二战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军占领的欧洲大陆国家。
1944年6月，战争前线刚一稳固，芬兰领导者立刻飞往莫斯科寻求和谈，并与苏联签署了新的条约。这一次，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几乎和1941年提出的一模一样。苏联重新夺走了芬兰境内的西卡累利阿，还有芬兰南部海岸的一个海军基地。苏联还提出了一项新的领土要求，即获得芬兰在北冰洋的港口及镍矿山。芬兰还不得不驱逐留在其北部境内的20万德国驻军，否则苏联军队便要长驱直入亲自驱赶德军。芬兰用了数月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在此期间，德军一边撤退，一边在芬兰境内的拉普兰省对视线所及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进行破坏。当我在1959年游历芬兰的时候，我的芬兰房东们还在为这个昔日的盟友与芬兰翻脸并且大闹拉普兰的事情感到愤怒不已。
停战条约中，苏联还对芬兰提出赔款要求：芬兰必须在6年内向苏联支付高达3亿美元的巨额赔款。虽说后来苏联把赔款支付年限延至8年，并把金额降到2.26亿美元，但对当时规模极小并且尚未开展工业化的芬兰经济来说仍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矛盾的是，赔款的压力刺激了芬兰经济的变革，促使芬兰发展包括造船业和出口加工业在内的重工业。（这笔赔款从而印证了中文里“危机”一词的含义，其中“危”表示“危险”，而“机”意味着“机遇”。）这场工业化革命带动了战后芬兰经济的增长，芬兰也因而从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再到如今的高科技产业国）。
1945年之后的芬兰
芬兰人把1945—1948年称为“危险的年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芬兰最终熬出了头，可在那些年间，芬兰的前景并不乐观。苏联要求的赔款对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尚未开展工业化改革的芬兰经济来说负担沉重。战争毁坏了芬兰的基础设施：农场被弃置，制造业设备荒废失修，有2/3的运输船队受到破坏，卡车破损不堪、零件缺失，而且芬兰人不得不靠烧柴来弥补汽油的短缺。成百上千名流离失所的卡累利阿人、伤残的老兵、孤儿寡母，都需要住所，需要钱，需要那些尚且完整、健全的芬兰家庭给予的情感支撑。成千上万名被疏散至瑞典的芬兰儿童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此时的他们已满心伤痕，忘掉了乡音，在被疏散的岁月里已几乎记不起父母的面容。
在这个危险的年代，芬兰出台了全新的战后政策。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作“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是因芬兰的两位总统而得名的，他们分别是：尤霍·巴锡基维,执政时间为1946—1956年；乌尔霍·吉科宁，执政时间为1956—1981年。这两位总统制定并且不遗余力地实施这一路线长达35年之久。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联的灾难性政策。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对西方盟友的援手有任何的期待；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且时时放在心上；它必须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对话；它必须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维持苏联给予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兰必须竭尽全力。
巴锡基维和吉科宁均对苏联和苏联人民较为了解。巴锡基维分别在1939年10月、1940年3月和1944年9月代表芬兰与苏联展开和谈，他还曾担任芬兰驻莫斯科大使一职。巴锡基维认为，斯大林在处理与芬兰关系时的主要动机无关意识形态，而是关乎战略和地缘政治因素，具体指的是：苏联重视的是保卫其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免受经由芬兰或芬兰湾发动的攻击，毕竟这种情况曾发生过。如果苏联觉得自己的前线并未受到威胁，那么芬兰也会很安全。但是，只要苏联觉得不安全，芬兰也没有办法安全。说远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冲突都有可能让苏联感到不安并因此对芬兰提出要求，所以说，芬兰必须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巴锡基维和后来的吉科宁成功地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
吉科宁总统在他的政治自传中阐述了巴锡基维和他自己的政策：“芬兰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主导利益之间做出协调……（芬兰所奉行的是）预防性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任务，是在危险降临之前就对其有所觉察，并采取措施规避这些危险—最好是在被尽可能少的人知晓的状态下……尤其对于小国来说，我们对自己的立场所产生的影响不抱有幻想，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对国家未来的军事或政治发展所倚仗的不同因素有及时且正确的力量感知……一个国家应当自力更生。战争年代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吸取了昂贵的教训……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一项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这些要素包括国家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因为芬兰坚定不移地奉行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在过去的70年中对芬兰有所为且有所不为。苏联减少了芬兰需要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在支付时间上给予了宽限。1955年，苏联海军从芬兰的海军基地撤离，还从距离赫尔辛基仅10英里的波卡拉撤走了自己的炮兵部队。芬兰逐渐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合作，同时减少和苏联的贸易往来，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往密切，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这些事情上，苏联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联当然有能力阻止其中大部分的事。如果不是因为信任芬兰和芬兰的领导者，并且有足够的安全感，苏联才不会这般行事。
芬兰化
当我在1959年首次到访芬兰时，我对芬兰和苏联之间两次战争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我问在芬兰的几位房东，芬兰为什么要实行那些政策，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质量不那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那么害怕与苏联发生冲突。我告诉他们，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肯定会帮助芬兰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再没有别的话会比我所说的这些更让一个芬兰人感到残忍、无知以及不得体的了。在芬兰的国家记忆里，充斥着这么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无论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告诫着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只有当苏联感觉安全并对芬兰委以信任时，才是芬兰可以心安的时候。
许多非芬兰人本应比我了解得更多，却也怀抱着我当时的那种无知的态度，他们给芬兰的这种政策取了个贬义的代名词，叫作“芬兰化”。《纽约时报》在1979年是这样解释芬兰化的：“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那些斥责芬兰化的人认为，芬兰的政策实质上就是懦夫之举。
确实，芬兰的很多举动吓坏了西欧和美国的一众观察者。在美国或德国，绝对不会出现仅仅为了避免惹怒苏联而推迟总统选举或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样的事情。这些行为似乎违背了民主国家赋予其公民的行动自由权。
在这里，我再次引用吉科宁总统的话：“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面对历史的必然性，芬兰需要比美国或德国屈服得更多些，理由很明显：芬兰是个小国，与俄罗斯共享边界，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这些掣肘。那些对芬兰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们觉得芬兰应该怎样做，是不是应该不顾忌苏联的反应，再次承担与苏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呢？
那些反对芬兰化的人心里存在这样一种恐惧：他们害怕苏联会打起自己国家的主意。不过，其他的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芬兰完全不一样，它们无须面对芬兰的地缘政治困境。吉科宁对芬兰外交政策的辩护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芬兰化不供输出。”
实际上，芬兰对苏联实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错综复杂的。这种政策产生的最终结果是，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芬兰并没有变成苏联或者（现在的）俄罗斯的卫星国。相反，芬兰成功地在和西方加强联系的同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芬兰人深知，际遇无常，因此芬兰要求该国男性义务服兵役，并欢迎女性志愿参军。芬兰人在服兵役时要接受最长一年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为芬兰的期望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具备上战场的能力。经过一年的训练后，芬兰人在30～35岁之前每隔几年就会被召集起来服预备役。芬兰的预备军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15%，倘若这一比例放在美国，那就相当于拥有一支5000万人的预备军。
芬兰是本书中谈及的因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而陷入危机的两个国家案例中的第一例。在下一章中，我会讨论明治时代的日本，这是另一个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和独特语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比芬兰还要独特得多，它经历了更为激烈的选择性变革，和芬兰一样具备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日本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使它可以追求一种比芬兰更加独立的长期策略。
本文摘自《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曾楚媛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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