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的黑暗：拥抱不可解之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

“未来是黑暗的，我想，这就是未来最好的样子”。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15年1月18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当时她将近33岁，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灾难性大屠杀，并将持续数年。比利时已被占领，欧洲大陆陷入战火。许多欧洲国家也在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巴拿马运河刚刚开通，美国经济岌岌可危，有两万九千人刚刚在意大利的一场地震中丧生，齐柏林飞艇正要袭击大雅茅斯，开启空袭平民时代的序幕。几周后，德国人还将在西部防线首次使用毒气战。但是，伍尔夫写的可能是她自己的未来，而不是世界的。

就在不到六个月之前，她刚刚因为疯癫和抑郁症发作试图自杀，此时仍然处在陪护的照料看护下。事实上，在这之前，她发疯的过程和战争的日程表类似，但是她恢复了，战争却继续急转直下，还要持续血腥的四年。“未来是黑暗的，这就是未来最好的样子，我想”。这是一句非凡的宣示，断言无需要通过虚假的占卜，或是关于政治或意识形态叙事的阴冷预言，将未知转换为已知。它赞美黑暗，还愿意——正如“我想”一词所传达的——在自己的宣示中保留不确定性。

大多数人惧怕黑暗。对孩子而言是实际的黑暗，而对很多成年人来说，让人恐惧的黑暗是那些不可知、不可见、晦暗难解的东西。可是，那个无法轻易区分和定义的黑夜，同样也是人们做爱的黑夜。在暗夜中，事物融合、变化、着迷、被唤起、被充盈、被拥有、被释放、被更新。

在刚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看了一本劳伦斯·冈萨雷斯（Laurence Gonzalez）写的关于荒野求生的书。其中有一句话很生动：“计划，是关于未来的回忆，试穿现实，看看是否合身”。他想说的是，当二者难以调和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坚持计划，忽视现实给我们的种种警告，因此陷入麻烦。我们恐惧未知之黑暗，在那里一切都晦暗不明，于是我们经常宁愿选择闭眼之黑暗，选择无视。冈萨雷斯还说道，“研究者指出人们倾向于将任何信息都当作对他们思维模式的确认。如果说乐观主义意味着相信我们看到的世界如其所是，那么我们本质上都是乐观主义者。在计划的影响下，我们更容易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和探险家的职责是看到更多，是一场抛开任何先入之见的旅行，睁开双眼，步入黑暗。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和探险家都渴望如此或者能做到。在我们的时代，非虚构作品正在逐渐变得越来越像虚构作品，但这种趋势却并非对虚构作品的肯定。部分地是因为太多作家无法理解过去，就像未来一样，是黑暗的。我们所知甚少。如实地书写一个人生，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母亲的，或是某个名人的人生，书写一个事件、一场危机、另一种文化，都是在不断地接触、尽力理解那些黑暗的碎片、历史的暗夜和未知的场所。它们告诉我们知识是有限的，世上有终极的奥秘。这些奥秘的起点是，我们知道的，只不过是某人在缺乏确切信息情况下如何思考或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无法确知关于自己的事，更不必提去了解那些消逝在过往时代中的人了，那个时代的纹理与映像都和我们的时代截然不同。当我们试图去填补空白，我们就是用自以为全知的错觉来代替我们并非清晰了解的真实。当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无所不知时，我们知道的比我们坦然承认无知时还要少。有时，我觉得伪装权威性知识是一种语言的失败：大胆断言的语言比起微妙、暧昧、充满思辨的语言来，要简单、不费力得多。伍尔夫在后一种语言上无可比拟。

黑暗的价值是什么？在无知中探索未知的价值是什么？我在本世纪出版的五本书中都有提到弗吉尼亚·伍尔夫。《漫游的渴望》（Wanderlust）关于行走的历史；《迷路指南》（A Field Guide to Getting Lost）关于漫步和未知的用途；《反转》（Inside Out）谈论房子与家的幻想；《这么远，那么近》（The Faraway Nearby）关于讲故事，同理心，疾病以及意料之外的关联；《黑暗中的希望》（Hope in the Dark）则是一本关于政治与可能性的小书。最后这本的标题正来自开篇引用的那句话。伍尔夫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颗试金石，我的万神殿，就像博尔赫斯、凯伦·白烈森、乔治·奥威尔、亨利·大卫·梭罗，和其他几位作者。

伍尔夫有很多面，就连她的名字也带有一丝野性。法国人把薄暮时分叫做“狼与狗之间的时刻”（entre le chien et le loup）。在那个年代的英格兰，弗吉尼亚·斯蒂芬斯选择和一个犹太人结婚，这举动本身也有点野性，有点逾越她所处的阶级和时代。虽然有很多个伍尔夫，我的那一个，是指导我思索漫步的用途、迷路、匿名性、沉浸、不确定性和未知的维吉尔。我将她关于黑暗的那句话当作警句，推动我写了《黑暗中的希望》这本关于政治与可能性的书。当时写那本书，是为了对抗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之后笼罩我们的绝望情绪。

看，不再看，重新看

我的那本书以那句关于黑暗的引言开头。文化批评家、散文家苏珊·桑塔格的2003年作品《关于他人的痛苦》，则以晚期伍尔夫的一段引言开头。那本书的主题是同理心和摄影，她的伍尔夫并不完全是我的伍尔夫。桑塔格在开头写道：“1938年6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了《三几尼》(Three Guineas)，对战争的根源做了勇敢的、令人不快的反思。”她继而探讨伍尔夫是如何拒绝这本书的开篇问题——“你认为我们该如何阻止战争”——中的“我们”的。对这个问题，伍尔夫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

其后桑塔格对伍尔夫有一系列的辩驳，关于那个“我们”，关于摄影，关于阻止战争的可能性。她的争辩带着尊敬，也承认当时的历史背景现已彻底改变，包括女人作为旁观者的地位，还带有一种伍尔夫所处的那个年代的乌托邦主义，那种思潮曾经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世界。桑塔格不光与伍尔夫争辩，也与自己争辩，反驳自己在里程碑式作品《论摄影》中的早期观点，她曾宣称关于暴行的摄影已经让我们麻木，但我们必须坚持观看，因为暴行不会停止，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接触它。桑塔格这本书的结尾是她对身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肆虐的那种战争里的人的思索。“‘我们’——这个‘我们’是从未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任何事情的每一个人——无法理解。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想象战争如何恐怖，如何可怕，如何变得正常。无法理解，无法想象”。

桑塔格也让我们拥抱黑暗，拥抱未知，拥抱不可知性，不要让图片的洪流淹没我们，让我们误以为我们可以理解，或是令我们对痛苦麻木。她说，知识既可以唤醒感觉，也可以使感觉变得麻木。但她并不认为这些矛盾可以消解。她允许我们坚持观看照片，她也允许照片中的主体拥有这样的权利，即他们经历的不可知性得到承认。她承认，即使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也可能在乎。

桑塔格并未提及的是，我们也无法回应那些不可见的痛苦。即使在这样的时代，每一天电子邮箱里都充斥着有关损毁与暴行的募捐邮件，对战争和危机或业余或专业的记录，仍然有很多是不可见的。政权费尽心思隐藏尸体、囚犯、罪行、腐败：可是仍然，即使现在，也许有人在乎。

以一篇题为《反对阐释》的文章开启公共职业生涯的桑塔格，她自己也是不确定性的拥护者。在那篇文章的开篇，她写道：“最早的艺术体验想必是巫术的，魔法的……”后面又写道，“我们今天处于这样一个时代，阐释的主张主要是反动的，令人窒息的。阐释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阐释令世界贫瘠荒芜。”当然，她接下来的一生是阐释的一生，在其最伟大的时刻，她和伍尔夫一样，拒绝标签化，过度简化或是下轻易的结论。

我曾和桑塔格争辩，就像她与伍尔夫争辩。事实上，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们有过关于黑暗的争论。让我惊讶的是，我并没有输。如果你去看她逝世后出版的最后一部随笔集《同时》（At the Same Time：Essays and Speeches），你会发现其中有一段，她的词句中夹杂了我的想法和例子。当时是2003年春天，伊战刚刚爆发，她在为奥斯卡·罗密若奖（Oscar Romero Award）准备受奖演说词。（当年那个奖最终给了沙伊·梅努钦 ，以色列选择性拒服兵役委员会的主席。）

伍尔夫去世的时候，桑塔格大约九岁。我拜访桑塔格的时候，她七十岁。在她纽约切尔西区的顶楼公寓，窗外可以看到滴水嘴兽的背影，桌上放着一堆打印出来的演讲稿片段。我一边读演讲稿，一边喝着潮湿的蒲公英根泡的茶，我觉得这些茶可能在碗柜里放了几十年了，不过在那个厨房里这是意式浓缩以外的唯一选择。她的观点是，我们应该为坚守原则而抵抗，即使可能毫无用处。我那时刚刚开始在写作中捍卫希望，我说你不知道你的行为是否无用；你没有对未来的回忆；未来是黑暗的，那是未来最好的样子；以及，最终，我们总是在黑暗中行动。你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效果，你无法预知，甚至无从想象。它们可能会在你去世很久以后才发酵。很多作家的词句正是如此，在他们身后才会激起最深的回响。

毕竟，我们在这儿，重读一个已经去世七十多年的女人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她仍然活在那么多人的想象中，仍然是对话的一部分，仍然是一种具备能动性的影响力。2003年春天桑塔格发表在“汤姆快讯”网站上的那篇抵抗演讲，以及若干年后她出版的《同时》，从中你会读到她提到了梭罗去世后的影响力和内华达试验场（在那里引爆过超过一千枚核弹，也是在那里，自1988年起的若干年内，我参与了反对核武竞赛的伟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同样的例子也被我写进了《黑暗中的希望》一书中：我们这些反核活动分子并没有成功关停内华达试验场，那是我们最明显的目标。可是我们给了哈萨克斯坦人灵感，他们最终于1990年关停了苏联的核试验场。完全未曾预料，完全不可预料。

我从试验场中所学甚多，也从我在《狂野之梦：美国西部的隐形战争》（Savage Dreams：The Invisible Wars of the American West）中写过的那些地方中所学甚多：关于历史的长弧，关于计划外的后果，关于迟来的影响。核试验场，作为巨大的汇合和碰撞发生之地，就像桑塔格和伍尔夫那样的作家一样，教会我写作。然后，若干年后，桑塔格用我们的厨房谈话中我举的例子，和我写下来的细节，充实了她关于坚守原则行动的观点。这是我从未预料到的一个小小的影响，它发生在我们两个都在引用伍尔夫的那一年。在我们各自引用伍尔夫的书中我们共同遵循的原则，也许可以叫做伍尔夫主义。

两次冬日散步

对我来说，希望的基础不过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可能与不可想象之事也时常发生。这个世界的非官方的历史显示，有献身精神的个人和大众运动能够并且已经塑造历史，虽然我们无法预知如何，何时，需要多久才能取得胜利。

用冈萨雷斯引人共鸣的话来说，绝望是一种确定性的形式，确信未来要么就如现在一般，要么衰败恶化；绝望是一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回忆。乐观主义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有着类似的自信。两者都指向不行动。而希望可以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并不具有这种记忆，现实未必会与计划相符。希望就像创造力，可以来自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所称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

1817年隆冬时节的一个夜晚，比伍尔夫在日记中书写黑暗早了一百多年，诗人在回家的路上与几个朋友交谈。他后来在一封著名的信中描述那次散步，“很多不同的事在我脑海中汇聚起来，互相印证，我突然意识到，到底是什么特质能够塑造一个有成就之人，尤其是在文学上？……我指的是一种消极能力，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做到在不确定性、神秘和怀疑中生存，而不是急躁地追求事实和理性。”

济慈的散步、交谈，脑海中许多不同的念头互相印证，向我们展示了信步漫游如何可以带来想象力的漫游，带来一种本身就是创作的理解力。散步将内省变成一种室外活动。在她的回忆录《过去的素描》中，伍尔夫写道，“某天在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 Square）散步时，我在一段感觉很棒、但显然是无意识的疾步行走中想出了《到灯塔去》。我时常这样构思我的书。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从烟斗中吹泡泡的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无数的想法和场景在我的脑海中迅速迸发。走路时，我的嘴唇好像在自动吐出音节。是什么吹出了泡泡？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一无所知。”

在我看来，伍尔夫的某些天才之处就在于这份一无所知，这种消极能力。我曾经听说过一位夏威夷的植物学家，他寻找新物种的小窍门就是在丛林中迷失，越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让体验超越他的知识，选择现实而非计划。伍尔夫不仅利用，更是称赞对于思想和身体不可预知的漫步。她作于1930年的杰出散文《街头徘徊：一场伦敦冒险》，虽然也有她早期作品中的轻快语调，但却是一次深入黑暗的旅程。

仅仅需要戏剧化或虚构一次在伦敦的冬日黄昏出门买铅笔的经历作为借口，就可以开始探索黑暗、漫游、发明和身份的湮灭。身体虽然只是在日常的范围内活动，头脑中却已经进行了一场盛大的冒险。“黄昏时分同样带给我们一种不负责任感，来自黑暗和路灯。”她写道，“我们不再完全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在一个晴朗的傍晚，四点钟到六点钟之间踏出房门的时候，我们把亲朋好友所熟知的那个我们抛在一边，成为由匿名远足者组成的庞大的共和军中的一员。当一个人走出自己独处的房间，会发现这种社会是那么让人愉快。”在这里，她描述的是一种并不强加身份、而是解放身份的社会形式，陌生人的社会，街头共和国，由大城市所发明的匿名与自由的体验。

内省经常被描绘成一种室内的、孤独的活动。僧侣在小室中，作家在书桌前。伍尔夫不同意，她这样写房子，“因为在那里，我们居坐在那些强化我们自身的经验回忆的物件之中”。她进而描述这些物件，然后说，“但是当房门在我们身后关闭，一切都消失了。我们的灵魂分泌出来用来容纳自己，用来让自己看起来区别于他人的壳一样的罩子，破碎了。在所有的褶皱和粗糙之中下面，是一颗叫做洞察力的珍珠，一只巨眼。冬日的街道是那么美！”

我在《行走的历史》一书中也引用了这篇文章，那本书是关于散步的历史，也是关于漫游和思想之游历的历史。房子的罩子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囚禁，将熟悉感和连续型容纳其中，而这些东西在室外可能会化为乌有。在街上行走可以是一种社会活动，甚至也可以是政治行动，当我们在起义、游行和革命中共同行进时。但它还可以是一种引发幻想、主体性和想象力的方式，是外部世界带来的激励与中断，和内心世界的意象与欲望（还有恐惧）组成的二重奏。有时，思考是一项室外活动，一种体力活儿。

在这样的情境下，推动想象力的常常是轻微的分心，而非不受打扰的聚精会神。思考没有明确的方向，通过迂回绕道才能到达那些无法直接到达的地方。在《街头徘徊》中，想象的旅程可能纯粹是休闲式的，但是正是这种无目的漫游使得伍尔夫构想出了《到灯塔去》，以一种伏案写作可能无法达成的方式促进了她的创作。如何完成创造性工作不可预知，需要徜徉漫游的空间，拒绝日程表和条条框框。创造性作品无法被简化为可复制的公式。

公共空间和都市空间，有时候的作用是服务公民，使得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而在这里，它的作用是让人们从个人身份的纽带和约束中脱离出来。伍尔夫赞美迷失，并不是说找不到路那种迷失，而是开放地接受未知，接受物理空间可能带给心理空间的启示。她还写了白日梦，在这里毋宁说是傍晚梦，关于如何想象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是另一个人。

在《街头徘徊》中，她还思索了身份认同本身：

或者，真正的自我是否既非此也非彼？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而是各式各样、徘徊不定的，以至于只有当我们让它随心所欲、畅通无阻的时候，我们才确实是我们自己？社会环境要求一致性，为了便利，人必须是一个整体。当一个好公民在傍晚打开门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银行家、高尔夫球手、丈夫、父亲；而不是一个在沙漠里游荡的游民，某个凝视夜空的神秘主义者，旧金山贫民窟里的浪荡子，领导革命的士兵，或是在怀疑与孤独中哭嚎的贱民。

她说，但是他是所有这些人。而且那些限制他能够是什么的标准并非是限制她的那些。

不确定性原理

伍尔夫所呼吁的，比诗人惠特曼的“我包罗万象”（I contain multitudes）更为内省，比诗人兰波的“我即他者”（I is another）更为轻透、模糊。她呼唤一种不再强迫统一认同的环境，因为统一性是一种限制，甚至压迫。人们经常注意到她小说中的角色都反映了这一点，但人们较少注意到，在她的散文中，她以一种探究、批判的口吻赞颂、拓展、坚持要求这种多样性，不可消减性，甚至神秘性，如果神秘性指的是事物不断变化、超越、无法限制、不断收容的能力。

伍尔夫的很多散文正是这种自由的意识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宣言，范例和探索。它们是反批评的典范，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批评的目的就是盖棺定论。我以前做艺术批评家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博物馆喜欢艺术家就像标本剥制师喜欢鹿一样。这种将艺术家的开放式、变幻不定、冒险性的作品变得安全、稳定、毫无疑义的欲望，很多为那个被称为“艺术圈”的封闭圈子的工作的人身上都有。

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界，也有一种类似的征服态度，反对作品和艺术家的意图中固有的暧昧不明。这种欲望企图确认无可确信之事、探知不可探知之事，将天空中的飞翔变成盘中烧烤，分门别类，加以限制。那些无法分类的东西则根本无法被察觉到。

有一种“反批评”则试图通过连接、开启多重意义、发掘可能性来拓展艺术作品，让作品比之前的状态更加复杂、更加自由。伟大的艺术批评可以解放一件艺术作品，让它被完整地看见，保持生命，让它参与一场永远不会结束、不断激发想象力的对话。并非反对阐释，而是反对禁锢，反对扼杀精神。这样的批评本身也是伟大的艺术。

这样的批评不把批评家和文本对立起来，不寻求权威。它寻求的是与作品和作品中的想法一同旅行，使它生长绽放，邀请他人参与到本来可能显得不可理解的对话中来，梳理出本来可能未被注意的关联，打开本来可能紧锁的门。这种批评尊重一件艺术作品本质上的神秘性，它的美丽和愉悦之处也部分在此。美丽和愉悦都是主观的、不可复归的。最糟糕的批评企图盖棺定论，让其他所有的人沉默；而最好的批评则开启一场永远无需结束的对话。

解放

伍尔夫解放了文本，想象力和虚构的角色，然后也为我们自己，尤其是女人，要求这种自由。这就是我最佩服的那个伍尔夫的关键特质：她永远在歌颂一种非官方、非体制性、非理性的解放，她的解放是超越那些熟悉、安全和可知的东西，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她要求的女性解放不仅仅是让女人也能扮演男人在体制中的角色（现在的女人已经能做到这一点），而是让女人在地理和想象力的漫游上有全面的自由。

她认识到这也需要种种实际的自由和权力——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已有论述，而这篇文章通常被当成为女人要求房间和收入的辩论，然而其实她还通过一个关于朱迪斯·莎士比亚（Judith Shakespeare）的美妙而悲惨的故事，向大学和整个世界发问。朱迪斯是莎士比亚不幸的妹妹：“她无法在职业技艺上得到任何训练。甚至，她能在小酒馆吃晚餐，或者午夜时分在街头闲逛吗？”小酒馆的晚餐，午夜的街头，城市的自由是自由的关键要素，这种自由不是要去定义自己的身份，而是可以失去自己的身份。也许，她的小说《奥兰多》中的主人公活了好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切换，正体现了她关于绝对自由的理念：在不同的意识、身份、爱情与空间漫游。

在伍尔夫的演讲《女人的职业》中，解放的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她带着一种快意的残忍，讲述了该怎样杀死房间里的天使，也就是那个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和期待而从不为自己着想的完美女人。

我尽全力杀死了她。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为此上法庭，我的理由是，杀死她是出于正当防卫……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是一个女作家职责的一部分。天使死了，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可以说，剩下的简单平常的物体——一间卧室里，一个年轻女人和一瓶墨水。换句话说，现在她卸下了伪装，这个年轻女人只剩下了她自己。啊，可是什么是“她自己？”我是说，女人是什么？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你会知道。

现在你已经意识到了，伍尔夫经常说“我不知道”。

“杀死房间中的天使，”她继续说，“我想我解决了。她死了。可是在那一刻，当我说出我作为肉身的切身体验的真相时，我觉得我没有解决。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个女人真的解决了。她面对的障碍无比强大——却又难以定义。”伍尔夫精彩的语句中传达的是优雅的不服从。声称她的真实必须是切身的，这一点本身已经足够激进，以至于在她说出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她的作品中，比起比方说乔伊斯来，具象化或身体化总是显得更为得体。虽然她也探讨获得权力的方法，但是在《论疾病》一文中，她发现即使是疾病的无力感也可以让人获得解放，让人注意到健康人注意不到的事，让人以全新的视角阅读，让人被改变。这一段非常伍尔夫。在我看来，她所有的作品都构成了一种奥维德式的变形记，其中追求的自由是持续变化、探索、漫游和超越的自由。她是一个逃离艺术家。

在号召具体的社会变革时，伍尔夫也是一个革命派。（当然，她也有自身所处的阶级、地点和时代带来的缺陷与盲点，她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越这些因素，其他方面却不能。我们同样有这些盲点，我们的后代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为此而指责我们。）但是她理想中的解放必须同时是内在的，情感上的，智识上的。

以文字为生的二十年来，我自己的任务是寻找或者创造一种语言来描述事物的核心那些微妙之处，无法计算之处，那些欢愉和意义——这些东西无法归类。我的朋友奇普·沃德曾经谈到“量化的暴政”，可以计量的总是优先于那些无法计量的：私人利润优先于公共利益；速度与效率优先于享受和质量；功利实用优先于那些对我们的生存更有用处的神秘和意义，后者关照的不只是我们的生存，还有自有其目的和价值的生命们，这些目的和价值超越我们自身，让一个文明拥有存在的价值。

量化的暴政某种意义上是语言和话语的失败，它无法描述更加复杂、微妙、流动的现象。它也是那些引导舆论，决定是否理解和看重这些不确定之事的人的失败。评估无法被命名或被描述的事情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任何针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现状的反抗中，命名和描述都至关重要。最终，地球的毁灭部分是因为，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想象力的失败，或是计数系统未能计算真正重要的东西。对这种毁灭的反抗是一种想象力的反抗，它偏爱微妙的事物，喜好金钱无法购买、大公司无法控制的愉悦，希望成为意义的制造者而非消费者，钟情一切缓慢的、漫游的、离题的、探寻的、神秘的、不确定的。

我想以伍尔夫的另一段话作为结束，我的画家朋友梅·斯蒂芬斯（May Stevens）曾将这段话写在她的一副画作上寄赠给我，我也曾在《迷路指南》一书中引用过。在梅的画中，这些长句子的书写方式看起来就像流水，成为一种将我们所有人冲走又浮起的原始力量。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写道：

现在她不必考虑任何人。她可以做她自己，和自己独处。在这样的时刻她最近常常感到需要——思考；嗯，甚至不是思考。而是沉默，孤独一人。一切膨胀的、闪闪发光的、喧闹的存在和活动，蒸发不见了。带着一丝庄严感，一个人退缩回自我，一个楔形的黑暗的内核，某种他人看不见的东西。虽然她仍然坐得笔直，继续编织，但她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感到了自我。而这个摆脱了羁绊的自我可以去自由地经历最奇特的冒险。当生活有片刻的沉没，体验的可能性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之下是一片黑暗，蔓延伸展，深不可测；但时不时我们也会升到表面，那就是你们看到我们的地方。在她看来，她的视野似乎是无限的。

伍尔夫给我们的无限性，无法捕捉，迫切等待接受，像水一样流动，像欲望一样无穷，是一枚让我们迷路的指南针。

本文选自《爱说教的男人》，[美]丽贝卡·索尔尼特著，张晨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