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是个拟声词，是物体快速移动时发出的嗡嗡声或者蜂鸣声。Zoom那种可以“一键登陆”或“用后即弃”的速度或许是其得名的原因。当然，Zoom也有摄影时镜头“放大”或者“缩小”也即“变焦”的意思，只是，这个“变焦”已经是“数码变焦”了。
时至今日，因为新冠所导致的百业萧条之中，除了各种相关的医疗产品之外，在网络公司中，可能只有Zoom逆势而行，股票暴涨不说，短时间内其日使用人就达到了让人震惊的三亿人，由此可见其影响一斑。眼下Zoom（或许可以翻译成“入幕”）几乎已经成为网络视频会议的代名词，无人不晓。
也许正因为这样，“脸谱（facebook）”公司赶紧也增开了“Messenger Room”来分一杯羹。当然，“脸谱”此举大概有点吃相难看，受到了很多人的讽刺，如有人就认为“脸谱”不过是故伎重演，因为他们善于山寨别的公司的成功的产品，这次的举动也在意料之中。但“古狗”也不遑多让，立即就把过去的“古狗吊膀子”（Google Hangouts）改为“古狗遇见”（Google Meet），准备隆重推出。显然，这两个网络巨鳄都盯上了视频会议市场的大蛋糕。而在国内，为广大中小学生喜爱的阿里巴巴的钉钉和公司人员喜欢的腾讯会议也都努力在国内市场圈墙占地，从而平分秋色。
不过，可能是Zoom先声夺人的缘故，对于很多人来说使用Zoom处理工作已经成为常态。工作日如果问朋友们在哪，借用那句“不是在喝咖啡，就是在去喝咖啡的路上”的话，他们十有八九都会说，他们不是在Zoom上开会或者上课，就是在打开电脑登陆Zoom的过程中。这让人感到Zoom和微信等社交工具一样，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
然而很少有人探究Zoom为何选择Zoom这个单词作为这个在线会议工具的名字。Zoom是个拟声词，是物体快速移动时发出的嗡嗡声或者蜂鸣声。也许，Zoom的便捷，那种可以“一键登陆”或“用后即弃”的速度是其得名的原因。当然，Zoom也有摄影时镜头“放大”或者“缩小”也即“变焦”的意思，只是，这个“变焦”已经是“数码变焦”了。而Zoom的“数码变焦”带给人们的还远不止“一疫之间”就让人家喻户晓这么简单，它还带来了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一、去空间化的“空间”：“透明”的“房间”
其实，Zoom并不神秘，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人在网络上提供“云视频会议”的支持，登陆Zoom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随机分配的“虚拟”的“房间”（room）来举行人数不等的视频会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Zoom就是“room”。有意思的是，Zoom与room的发音也非常接近，两者皆可以读为“入幕”，而room或许是zoom的另一个最容易让人联想起来的单词了。事实上两者也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登陆Zoom后，就可以立即“入幕”（room），进入一个非邀请不能入内的“会议室”里开会，成为“入幕之宾”，或畅所欲言，或垂“幕”而教，可以说便捷之至。
当然，Zoom的受人追捧，除了使用便捷且功能强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与其所具有的网络特质相关，那就是可以“去空间化”。因为新冠的传染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社交时不得不受限于空间的隔离，而Zoom的“去空间化”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可以克服掉空间的阻隔，让人们可以进行“网交”。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交流不管是线下的“身交”还是线上的“网交”，都需要“空间”的存在。
但是，在Zoom这个去空间化的“空间”里，虽然具有一定的空间安全性或私密性，如参会人“非请莫入”等，可因为Zoom空间的数码“寄生性”，使其可以随时被数码“透视”，也更容易被“监控”。这也许是近来Zoom公司在业务火爆的同时紧急加强其安全设置的原因。在大学里，Zoom“教室”的进出权限属于学校有关部门，而教师本人却没有“把门”的权力。这使得教学督导人员的“出入”更加便捷。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进入Zoom之中，导致教师的教学本身变得更加像是一场场“表演”或者“公开课”，而教学本身所需要的相对封闭且不受打扰的“空间”的效果大打折扣。
有笑话说，真正的教学需要全神贯注，摒除一切干扰才能剑气如虹，若是有陌生人贸然闯入围观，轻则导致思想早泄，重则导致患上教学恐惧症。这虽然是笑话，可也让人不禁对使用Zoom产生了隐忧：当大家在Zoom里“云集”时，到底是“入幕之宾”还是“入室之囚”呢？
二、间离效果的产生：让人“出戏”的“僵尸农场”
尽管Zoom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强大的“视频通讯”（video communications）功能，但是，在具体使用Zoom开会或教学时，却产生了一种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的结果，那就是其视频功能常常被弃用而只使用其即时的音频功能。因为人们“入幕”时可以选择不打开视频只进行语音交流，也就是说在Zoom上不必显现自己的“面容”，所以如果没有强制的要求，除了会议的主持人一个人在Zoom上“揽屏自照”外，大多“入幕”的人都会选择“匿脸”状态，有时甚至会议的主持人也选择“匿脸”。
正因此，在大家“入幕”后，Zoom上所显现的只是一堆账户名称。这些名称丰富多彩，有名字，有数字，有小猫小狗，有卡通人物，有风景，有名人头像，还有一些只有自己知道含义的东西。而由于人们在“入幕”的同时因为“变脸”而处于“匿脸”状态，变成了一具具符号的“僵尸”（zombie）。因此，每个人也都犹如置身于“僵尸农场”（Zombie Farm），前后左右都被符号的“僵尸”所包围和环绕，陷入无人之阵中，在符号化或物化自己的同时也把他人物化了。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在Zoom上交流时，不仅看不到对方的脸，也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只能看到跳动的符号和似乎从符号后面传出来的颤动的声音。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戏剧家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distancing effect）。为了防止演员和观众“入戏”太深，被虚假的舞台幻象所控制，忘记人生和社会的疾苦，布莱希特主张演员在表演角色时有意与角色保持距离，不要因融入角色而“忘我”，同时，他还主张打破横亘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刻意让观众从戏剧所营造的似真似幻的感觉中抽身，以保持冷静的批判目光，不被“第四堵墙”后的演员的表演所制造出的戏剧幻觉所麻醉，从而丧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勇气。简单说，布莱希特的这个理论就是让人在“入戏”的同时也要“出戏”，而使用zoom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间离效果”，因为“匿脸”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使得人们在“入幕”时常常“出戏”，不能如置身于真实的会议室那样完全“入戏”或者“沉浸”其中。
而对于之前置身于真实的教室中的老师们来说，他们在日常教学中就如布莱希特所批评的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所要求的那样，以追求教学“戏剧”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和“共鸣”为目标。所以，老师们大多是将自己主动融入教学的情境之中，希望以此带动学生的“共鸣”，在如痴如醉中达到春风化雨的效果。但是自从老师们开始使用Zoom教学以来，那种追求斯坦尼斯拉夫表演风格的将个人与角色融入的教学方法已不再可行，“眉目传情”式的“入戏”的“共鸣”教育难以为继，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所导致的“出戏”却成为常态。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出戏”让一切都“陌生化”了，不仅老师很难像过去一样融入老师的角色，讲课时经常有卡啦OK之感，或者有网红直播和带货之感，也让学生们由坐在讲台下的被动的听众一跃而为坐在高高的观众席上随时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给老师的单口相声式的教学“点赞”和“打赏”的“观众”，而各种教学的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因此也常变成了各种“笑果”。好在看过梅兰芳演出的布莱希特认为中国古典戏剧表演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演员善于制造“间离效果”，所以，对于中国老师来说，尽管对此怨声载道，可真的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的难度似乎也不大。
不过，这种间离效果的产生，却让使用Zoom的人可以“出戏”，通过隐藏自己来逃避“主持人”的权力的直接扫描，以在这个数码曝光太多的世界上获得自我的短暂的自由。比如，学生们就可以在“入幕”后依然故我，或高枕无忧，或吹拉弹唱，因为现在还没有哪个学校颁布“入幕”时的“反匿脸法”，老师们也只好徒叹奈何了。
三、去主体化的影像：存在于“入幕”与“出幕”之“间”
还需要注意的是，Zoom虽然是个“空间”，但是其本质上却是一种“图像”或“影像”（image），这不仅是因为Zoom自身作为一种“界面”（interface）和影像显现于显示屏的“表面”之上，同时，Zoom也把一切都图像化或影像化了。不管是会议的主持人还是参与者，都在“入幕”（zoom in）与“出幕”（zoom out），或者放大与缩小，拉近或推远的“变焦”之间以图像的方式存在于各自的屏幕之“间”。而Zoom的这种图像化的“间性存在”或者“屏间存在”，使得Zoom的参与者“命悬一屏”，在去主体化的同时，也失去了身体在场的可能，从而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的那种亲切感和深入感，只能流于“表面”或者“屏面”的浅层次交流。
当你坐在电脑之前或者抓起手机的那一刻起，也就是说在你面对各种各样屏幕开始启动Zoom之际，一种去主体化就已经发生，因为就在“入幕”的那一瞬间，你看到的“自己”和他人都已经成为屏幕上的影像。是的，亲爱的朋友，你真的可以看到“自己”，但是这个“自己”却有如柏拉图所说的人死了以后会“灵魂出窍”一般，把你可能因为新冠无所事事暴饮暴食发胖的臃肿的身体留在屏幕之外，而把轻盈的“灵魂”独自变成一个影像与其他人一起并排显现在屏幕之上。所以，当你直观自己的去主体化的客体化过程时，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没有一丝“厚度”的“自己”的影像，你可能会在突然之间恍惚不已，到底自己的那个真正的“自己”身在何方？是屏幕之外的自己是“自己”，还是屏幕之“间”的那个影像化的自己是“自己”呢？
而就在这个恍惚之间，你的这个“自己”的主体的特质就像沙漏一样开始流失，主体也因此变成一个能指的影像。并且，这种主体的能指化不仅使得自身失去了其身体特征而蜕变为空洞的影像符号，其生命本身也因之被悬置起来，只能于“屏间”存在。这种去主体化的结果也因人失去了原本的作为人的独特的身体属性，变得“虚拟”起来。
而且，这种数码的“虚拟”是双向的，一方面，那个已经“入幕”的自己因为没有肉身而缺乏生命的气息，另一方面，那个“出幕”的笨重的肉身却因失去了灵魂只能望“幕”兴叹。鲍德里亚在《复印和无限》中曾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同样，这些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被连在他们的电脑上以穿越他们的精神空间。这种‘虚拟人’（L'Homme Virtuel）在他的电脑前固定不动，他通过屏幕做爱，靠电话或者电视会议上课。他变成了一个运动机能有残疾的人——而很可能其大脑也同样受损。”（La Transparence de Mal，Galilée，1990，p.59；中文版见《恶的透明性》，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5页）。显然，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人机一体”的作息模式其乐无穷也后患无穷，不仅使得人的身体的运动机能受损变成个“残疾人”（handicapé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人的大脑的活动，让人变成“脑残”。
也正因此，当人们“入幕”之后，对影像的“阅读”也始终只能停留在其屏幕的“表面”，不能深入“屏面”而直接接触各自的身体的发出的那种本雅明予以神秘化的纯真的艺术品所具有的“气息”或“灵韵”（aura）。因为深入屏幕就像深入镜子中的自己，永远可以看见，却永远无法企及和碰触。而我们每一个都变成了被囚禁在水潭里的坦塔罗斯，虽然很渴，却永远不能喝到近在咫尺的水，因为当我们探头喝水的时候，水面总是随之降低，而我们也永远不能解“渴”。这个“渴”，既是一种“心灵之渴”，也是一种“身体之渴”。当然，人们“渴望”打破的不仅仅有各种现实的“隔离”，还有人们之间所产生的各种屏幕造成的隔离。
也许，就像鲍德里亚说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很可能会变成“身残”又“脑残”的人，难道这就是我们“入幕”后的命运？
2020年5月7日匆草于五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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