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简·奥斯丁学博弈论：她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建立策略思维

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可视作一个系统的研究项目。奥斯丁最终探索了博弈论的新应用，她的结论之一是：策略伙伴关系是亲密关系最可靠的基础。

本文节选自[美]崔硕庸著，游嘉、王苇霖译《简·奥斯丁的谋略》，格致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剧照

再也没有比人类对同类更感到好奇的生物了。一直以来，社会学都在不断地运用更加理论化和专业化的方式去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博弈论是过去50年间，尤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广为接受和最为流行的人类行为动机理论。然而我认为，简·奥斯丁早在约200年前，就已经通过她的六部小说，系统探讨了博弈论的核心思想。

奥斯丁对博弈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独立见解，还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具体研究。她首先从选择（个体行为源于自我选择）与偏好（自我选择源自个体偏好）两个基本概念入手。奥斯丁用“洞察”（penetration）一词指代策略思维，也就是博弈论的核心概念：一个人通过考虑他人的反应来选择是否采取某个行为。她在系统性地分析大量的实例后，认为选择和偏好之间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随后，奥斯丁又对策略思维与影响人类行为的其他动机，譬如情绪、习惯、规则、社会因素及意识形态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此外，奥斯丁还仔细区分了策略思维与另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如利己主义与经济至上，也探讨了策略思维的缺点。通过以上研究，奥斯丁最终探索了博弈论的新应用，她的结论之一是：策略伙伴关系是亲密关系最可靠的基础。

《傲慢与偏见》

奥斯丁的系列讨论具有相当的广度和前瞻性，我认为她也态度明确地表示了应从理论层面而非实用角度来探讨策略思维。她是一名策略思维的理论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imaginist）。奥斯丁笔下的小说并不只是简单地为博弈论提供“案例分析”，它们还是作者的一项志向远大的理论研究计划，具有无法被现代社会科学所取代的见解。

就其志趣而言，奥斯丁独树一帜，但并非个例。比如，非裔美国人的民间故事推崇的是对他人的巧妙操控，我认为这些民间故事的策略思想也被美国民权运动所借鉴。早在博弈论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之前，“民间博弈论”就已被熟练应用到各类情境之中，正如在医学出现之前人们早就靠着民间的方法行医治病。《弗洛茜和狐狸》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如何通过示弱来躲避攻击，与现代社会学中的威慑理论相比，故事的成熟度和复杂性毫不逊色。所以，我们应该去研究民间博弈论中所蕴含的智慧，就像现代医学也需要吸收传统疗法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斯丁的学说、非裔美国人口口相传的那些民间故事，以及世界上的许多民间博弈论传统，都应被视为博弈论真正的前身。

表面看来，通过数学建模的博弈论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奥斯丁的英文小说似乎并无多大联系：奥斯丁的小说是挑剔的、敏感的；而由冷战时期军事工业智库脱胎而来的博弈论却通常被看作是技术的、抽象的。尽管它们有不同的研究方式，但两者都是基于研究策略思维来指导个体行为，殊途同归，也就形成了类似的概念。策略思维兼具很高的技术性和生活实用性。比如，“由于担心你会把所有饼干都吃完，我就把饼干都藏起来了”，就是在实际生活中随手可得的一个策略实例。从策略思维发展出来的博弈论也许并不是研究人类行为的惟一理论或者最切题的理论，但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独立发展起来，也就具备了普适性和通用性。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奥斯丁在博弈论史上的地位？必须看到，在过去50年中，社会学的研究趋势越来越明显地偏向应用数学，这种趋势很大程度上源自博弈论与其前身——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作为近代社会学领域最为广泛研究的议题之一，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具有广大的社会参与度与足够的学术影响力。举例来说，有些人甚至声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由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理性假设造成的（Stiglitz, 2010；MacKenzie, 2006）。

因此，为了正确地理解博弈论多样化、抗争性的历史根源，我们需要认识到奥斯丁在博弈论史上的地位。在奥斯丁所处的时代，女人是男人的附庸；被压迫的奴隶为自由而斗争——可以说奥斯丁与非裔美国的民间故事讲述者都是主流社会的局外人。他们基于策略思维发展出来的博弈论学说并非为了争强夺霸，而是为了帮助自己在社会上更好地生存。主流社会的强势者当然也可以运用博弈论，但由于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其他人已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对博弈论的需求较少。而从依附与被压迫的土壤中开花结果的博弈论，更加倾向为弱势者所用，只要你通过该理论根据情势采取正确的行动，效果就会非常显著：女人可以找到丈夫，奴隶可以获得自由。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博弈论并非是美苏争霸时期的一套话语，而是“弱者的武器”（Scott,1985）。通过还原一部“人民的博弈论史”［people's　history of game theory，借用Zinn（2003）的表达］，我们可以推动它在未来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奥斯丁作品集

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可视作一个系统的研究项目，理解这一点就能解读到许多以前没有被审视过的细节：比如，奥斯丁笔下的简·费尔法克斯和约翰·奈特利先生，为什么要讨论邮递员办事可靠是出于自身利害，还是出于习惯？当爱玛·伍德豪斯在绘制哈丽特·史密斯的肖像时，菲利浦·埃尔顿先生表露出欣赏，为什么爱玛认为他爱上的是画上的哈丽特，而非画者自己？为什么范妮·普莱斯没有在埃德蒙·伯特伦和玛丽·克劳福德的项链中选择其中一条，而是决定把它们都戴上？当她们第一次见面时，为什么克罗夫特夫人要问安妮·埃利奥特是否听说她兄弟结婚的消息，而不指明是哪一个兄弟？当然，我不能说自己对奥斯丁大量文学作品的解读是最好的，但借助策略思维，的确可以帮助回答以上问题。

认可奥斯丁作为一位博弈理论家的贡献，不仅仅有助于知识谱系的丰满。她的研究成果卓著，任何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她的作品。

尤其是因为明显缺乏策略思维而造成的我所谓的“无知”（cluelessness，或译“缺乏头绪”“缺乏线索”），在这个尚未纳入现代博弈论研究的问题上，奥斯丁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尽管策略思维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技能，但人们一般并不习惯自发地运用这种思维，甚至偶尔还会主动抵制它。如当爱玛提到“女人拒绝男人的求婚，男人总觉得不可思议。男人总以为女人不管遇到什么人求婚，都应该欣然答应”（E, p.64）时，她认为这正好说明了男人是无知的，他们居然不认为女人也有自己的偏好和选择。无知的人也会倾向于忽略身份的差异：在非裔美国人的民间故事《马力提斯》（Malitis）里，一名奴隶主致力于在他与奴隶之间建立种姓与阶级，却忽略了他的奴隶也会运用策略思维，因此常常被奴隶所欺骗。因此，“无知”并不是笼统地指愚蠢，而是指一种缺乏策略思维的性格特质。

奥斯丁还探讨了“无知”的几种解释。比如，无知的人会专注于数字、视觉细节、脱离具体语境的字面意义，以及社会地位，这些特质通常会被认为是泛自闭症人群的特征，因而奥斯丁提出了一种基于个体人格特质的对无知的解释。她的另一个解释是：不必从对方的角度考虑，是在社会地位上比对方更优越的标志。因此，强者在与弱者相处过程中往往会呈现一种无知的状态，尽管这一点导致了强者无法意识到后者对他的操纵。奥斯丁对无知的解释同样可以适用于解释现实世界的情境，比如美国在越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简·奥斯丁的谋略》

阅读本书并不需要读者熟知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在第2章中，我会从头讲解博弈论，它虽然常常用来解决复杂的情况，但其基本思想是十分浅显易懂的。我将从“选择”和“偏好”的概念开始介绍。我会将策略思维分解为一系列技能，包括换位思考、推测他人的行为动机，以及有意识地操控情势。为了展示博弈论的实用性，我会用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来说明：莎翁戏剧《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和培尼狄克，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自传《黑孩子》（Black Boy）中的理查德和哈里森（Harrison），以及所有反抗强权的人们，都面临着相同的情势。忽略具体情境、技术至上，以及为利己心辩护——博弈论常常招致这样的批评，因而被视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纯粹的形式。而奥斯丁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批判，按照她的说法，女人无需太过在意别人是否会认为她是个自私的人，女人应该为自己而选择。在第2章末，我将介绍一些尝试将博弈论、其他相关概念（比如“心智理论”），以及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工作。

第3章中，在带领读者深入分析奥斯丁的作品之前，我会先探讨非裔美国人民间故事里的策略思维，比如著名的“柏油娃娃”（Tar Baby)的故事。而《弗洛茜和狐狸》的故事会呈现一个关于权力与反抗的简单分析：小女孩弗洛茜不承认自己知道对方是狐狸，有效地阻止了狐狸的攻击。在第4章中我也会通过数学语言来重新讲述这个故事。这些民间故事教会了弱者可以利用强者痴迷于地位差异而陷入无知这一点，这确实是一种能够派上用场的策略。比如1963年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竞选活动中，民权运动的智囊们期待声名狼藉的种族主义警察局长布尔·康纳（Bull Connor）能来点让媒体竞相报道的举动，最后，康纳也确实如其所愿，出动了警犬和高压水枪来驱赶人群。

读者无需担心自己对奥斯丁的作品不够熟悉，在第5章中，我会对奥斯丁的六部小说进行一个归纳总结。读者可以了解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如何逐步学会用策略思维来思考的：《诺桑觉寺》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必须学会在一系列越来越重要的情境下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爱玛》的女主人公爱玛·伍德豪斯意识到，为自己的策略技能沾沾自喜，可能也是一种无知。奥斯丁让我们看到，人们在成长为独立成年人的过程中，是如何学会运用策略思维的。

第6章至第12章是本书的核心，在这七章中我会对六部小说进行整体分析，从而整理出奥斯丁的小说与博弈论之间的紧密联系。奥斯丁十分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认为任何阻碍个人选择的企图都应当受到谴责。奥斯丁一贯喜欢探讨截然不同的感受可以如何相互补偿，比如她将心碎的痛苦和烤火取暖的愉悦放在一起。可以把复杂多样的感受还原为单一的“净感受”的这种相通性，正是博弈论数值“收益”形式的偏好背后的基本假设。奥斯丁有时甚至也开玩笑说，感情可以用数字来表示。一个人的选择揭示了他的偏好，就像经济学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告诉我们的一样。比如，伊丽莎白·贝内特认为，需要克服的困难越多，说明达西的爱越强烈。

奥斯丁小说中采用了几个固定词汇来代表策略思维，比如“洞察”（penetration）和“预见”（foresight），她的六部小说还包含了50多个具体被称为“计划”（schemes）的策略操作。对于奥斯丁来说，“盘算”（calculation）一词并不表示纯粹技术主义或机械主义。对像詹宁斯太太这样的对策略思维一知半解的人物，奥斯丁则毫不留情进行了嘲讽，认为他们的举动充分表露出他们策略技能的匮乏，其操作大错特错。有策略头脑的人会非常仔细地观察别人的眼神，不仅是因为“洞察”和“预见”是对视觉的类比，也因为人们的眼神会流露出他们的偏好。

奥斯丁在用一种轻松的、不带教条的方式来解释博弈论。她倾向于从选择、偏好和策略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情绪、直觉和习惯等其他角度，她也大方承认其重要性。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即便在情绪激昂之际，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连脸红这种貌似情绪化的反应，也至少部分地是一种选择。至于本能和习惯对选择的影响，奥斯丁从不否认，却并不喜欢：在她看来，基于本能做出的决策往往都很糟糕；而从习惯出发所做的选择，比如范妮·普莱斯选择了顺从，威洛比选择了懒惰，却通常饱含痛苦或导致毁灭。奥斯丁曾两次明确地将习惯性选择与偏好性选择进行对比，并认为偏好对选择的影响更重要。奥斯丁允许人们在选择时遵循规则或坚守原则，而不只是下意识地行动，但她也指出遵循规则本身就是一个选择。

奥斯丁承认嫉妒、责任、骄傲和荣誉等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但总体上对其持批判态度。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这些社会因素，而是因为摆脱了这些因素的束缚。例如，当范妮·普莱斯面对亨利·克劳福德的求婚时，她的亲戚们纷纷用社会阶层、顺从、责任和感激等理由来强迫她答应求婚，但范妮听从自己内心的意愿并勇敢地做出了选择。因此，奥斯丁认为，社会因素只能影响到你的行为，却无法影响独立思考的过程。即便面对最严格的社会约束，一个人也可以运用策略思维去应对和周旋，事实上，这些约束反而能促使你更好地将策略思维学以致用。

奥斯丁还注意区分了“策略思维”与其他容易混淆的概念。策略思维不同于自私，如范妮·达什伍德在自私的同时也犯了策略性的错误；策略思维不同于“你应该做什么”的说教，就像玛丽·贝内特虽然遵循了教科书上的社交准则，但从策略思维来看这些举动毫无益处；策略思维与经济至上价值观中的节俭不一样，诺里斯夫人就是在经济上节约但在策略上愚蠢的例证；策略思维也不同于在纸牌游戏这样的人为博弈情境中做赢家，亨利·克劳福德喜欢玩纸牌游戏，但现实生活中他却不能在范妮·普莱斯和已婚的玛丽亚·拉什沃思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一败涂地。

奥斯丁的研究硕果累累，她为现代博弈论贡献了许多新的洞察。除了上文提及的“无知”，她还在四个方面取得了成果。第一，奥斯丁认为，两个人携手成为策略伙伴，共同操控第三人，是友谊和婚姻最可靠的基础。她笔下的每一对情侣都是因为共同操控或观察第三人，比如某一方那位快要出丑的母亲，而走到了一起。向你的伙伴解释自己的动机与选择，一起进行策略性的复盘，这在奥斯丁看来是最高程度的亲密。第二，奥斯丁认为一个人其实有多个不同的自我，它们之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谈判，不存在谁命令谁的“指挥链”。既然一个人可以预期别人的行为，自然也能预期自己的行动和偏见。而一个人的目标决定了他的自我管理策略。第三，奥斯丁提出偏好也是会改变的，当你对他人心怀感激，或者当一个行为有了新的社会内涵，偏好就会随之改变（比如，当你被追求者拒绝时，你就渴望和另一个人结婚来予以“报复”）。第四，奥斯丁认为，坚定的爱情并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基于对所爱之人心意和动机的理解，而产生的一个主动的、不断调整的策略过程。

奥斯丁还综合考虑了策略思维的缺点。策略思维需要耗费心神，会让人面临更复杂的道德生活，更容易为他人的过错找到理由，也会让人为更多的事情感到遗憾。运用策略思维既不讨人喜欢，也显得没有诚意，人们会认为你早已洞悉一切而失去对你的信任。去冥思苦想他人的算盘会令人痛苦，所以有时候最好是勇往直前，别过多担心人们会作何反应。善于策略思维也会让人陷入傲慢自大的境地：你自认为看到了别人的策略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过度自信也会让你错误地认为他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掌握之下。

我认为奥斯丁有意识地在她的小说中建立了策略思维的理论，因此本书对策略思维的兴趣并非只来自我本人，也来自奥斯丁。虽然我没有给出直接证据（比如，奥斯丁在一封信中直接表露她的目标），但这些观点都有可靠的间接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奥斯丁的小说与博弈论之间，存在着大量紧密的联系。比如在她小说里，孩子要么是在学习如何运用策略思维（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借助不停地哭泣来吸引大人的注意，并得到止哭的糖果），要么是别人策略行动中的一枚棋子（爱玛在与奈特利先生争吵之后，抱着8个月大的侄女取乐，借此消除争吵后的不良情绪）。而在亨利·克劳福德向范妮·普莱斯求婚后，奥斯丁给出了至少七个“参照依赖”的例子。所谓参照依赖是指，一个结果是否理想，取决于它与现状的比较。如此众多的重复很难说是巧合或无心之举，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奥斯丁探讨策略思维的明确态度。

也许奥斯丁对博弈论最大的贡献还是她对“无知”的分析。奥斯丁给出了五种对于“无知”（明显缺乏策略思维）的解释。第一，奥斯丁认为，无知是由于先天能力不足导致的：她笔下无知的人有好几种性格特征（对数字、视觉细节、字面意义，以及社会地位的痴迷），这通常被归类于泛自闭症人群的特征。第二，如果你对另一个人缺乏了解，就很难做到换位思考，所以，社会距离和身份隔阂会导致无知，例如性别、婚姻状态、年龄的差异都会带来对对方的无知。第三，过多的以己度人会导致无知，例如你不喜欢某样东西，你就会认为其他人也不喜欢。第四，地位的差异会导致无知：地位较高者无需从地位较低者的角度去考虑，而这实际上是地位较高的标志或特权。第五，大胆做出推断，认定自己了解对方的想法，有时候确实有效：打个比方，如果你能让他人对你产生需要，他之前的动机究竟如何，已经不重要了。最后，我会运用这些解释来分析奥斯丁小说中那些地位较高者的决定性失误。

接下来，我结合现实的例子，又提出了五种对“无知”的解释：首先，无知可以被简单看作一种心智上的懒惰。其次，要进入他人的思想，就要想象自己走进他人的身体，设身处地，透过对方的眼睛来打量世界，然而，因为种族或地位的差异，那些自诩为强势方的人会对这种切肤的换位思考感到厌恶。第三，因为社会地位能把复杂的社交情境简单化和表面化，那些不善于策略思维的人，会更愿意对社会地位进行投资，他们也更喜欢那种由社会地位决定人际互动的社交环境，比如等级制。第四，在某些情况下，无知能帮助你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一旦不去猜测别人会做什么，就可以坚持不做出任何反应。最后，即使策略思维并不等同于同理心（理解别人的目标不代表同情他们），但两者可能会互相转换。比如，无知的奴隶主可能很容易被他的奴隶欺骗，但如果他运用策略思维去思考奴隶们的观点，他可能就不再相信奴隶制了。最后，我用上面这些解释来分析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针对费卢杰的伤亡惨重的军事行动。

回到本书开头：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要回答这个迷人的问题，我们不能局限于小说或数学模型，局限于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局限于过去或现在。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后会感到：奥斯丁这样一位对人类行为有强烈兴趣的作家，会在博弈论领域有所建树，这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