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中央财政物资管储机构

一宗突如其来的偷盗案件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高宗李治刚刚登上皇位，就遇到一起不大不小的刑事案件。这天，一名低级武官——左武候引驾卢文操翻越左藏围墙，偷盗财物被当场抓获。

唐高宗

左藏，是唐王朝设立的国家财政中枢机构，史载“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旧唐书·杨炎传》），可以说性质敏感、地位重要。而左武侯负责的就是京城治安防御，现在竟“乃自为盗”，这还了得？高宗皇帝痛下杀手，直接“命诛之”（《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皇帝下令诛杀一名犯罪的官员，按理说并不是什么大事。但联系当时的朝局，就能看出其中的微妙之处。

虽然李治在国舅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辅佐下顺利登上帝位，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相比英明神武、内外宾服的唐太宗李世民，相对仁弱的李治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主少国疑”的想法，还在相当一部分臣民中存在。对父亲唐太宗俯首帖耳的官僚集团是否会继续向自己效忠？高宗李治心中并没有十足把握。他急需一个机会，改变人们对自己“仁柔懦弱”的刻板印象，用杀伐决断、说一不二的帝王手段证明自己是太宗李世民当仁不让的继承人。

面对高宗的处决命令，官僚集团迅速做出了反应。谏议大夫萧钧上奏：“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还发表了一大套说辞，认为如果杀了卢文操，则“天下闻之，必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旧唐书·萧钧传》）。

话是说得重了些，但萧钧身为谏臣，职在匡正朝失，所持论据也是入情入理。更重要的是，他是太宗朝著名宰相、萧梁皇室后裔萧瑀的侄子，不仅代表官僚系统，也代表贵族和功臣集团利益，让李治不得不三思而行。考虑之下，李治醒悟到重典治下确实操之过急，还须从长计议，因此准其所请，“遂特免其死罪”，还不忘安抚一下犯颜直谏的忠臣：“卿职在司谏，能尽忠规。”这件事才算作罢。

除了还没有十足的底气和太宗一手历练出来的官僚体系抗衡，李治之所以没有坚持己见、一意孤行，还因为太宗一朝相对还是形成了诤臣进言、明君纳谏的良好风气，李治也不好太过执拗。然而，无论是“主弱臣强”，还是“君明臣贤”，至少在这件事情中，左藏被盗一案还是在法制的框架下得到了圆满解决。左藏作为国家最高财税掌控机关的地位最终得到了捍卫。此后虽然屡有波折，但在高宗朝，还是大体执行了高祖、太宗以来修养民力、健全制度的施政措施，为盛唐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则凤凰降世的弥天谎言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唐玄宗主导“开元盛世”的到来，事情却慢慢起了变化。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围绕左藏，又一件奇事发生了。相比之前的官员翻墙偷盗，这件事更具传奇色彩。

这年八月，宰相杨国忠上奏说，他在左藏库的屋顶看到了神鸟凤凰。为证明宰相所言非虚，出纳判官魏仲犀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亲眼看见一群凤凰聚集在左藏库西的通训门上。听闻此语，唐玄宗李隆基龙颜大悦，没有任何怀疑，立即宣布将通训门改名“集凤门”以示庆贺，并把魏仲犀提拔为殿中侍御史。杨国忠本来就取代权相李林甫位极人臣，如今已是赏无可赏，但他的一干属吏还是“率以凤皇优得调”（《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

如此拙劣的谎言却能让宫廷喋血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唐玄宗李隆基深信不疑，这又是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玄宗本人好大喜功、乐听阿谀。李隆基成长于武则天女主临朝、专横暴虐的特殊时期，从小就饱受磨难历练，培养了当机立断、果敢有为的性格，这为他成为中兴帝王，迎来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时局的好转和政权的稳定，玄宗“太平天子”骄奢淫逸的本性逐渐暴露了出来。

唐玄宗

从太宗到玄宗，持续一百多年的大体稳定和经济发展，为唐王朝积累了巨量社会财富，也成为玄宗为代表的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纵情享乐的最大资本。史载“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宰相杨国忠此时权兼太府卿事，为方便玄宗挥霍用度，奏请将各地征收的粮食、丁税卖出换成钱帛等“轻货”运往京师左藏，然后吹嘘“帑藏充，古今罕俦”以邀功。

天宝十一年八月，唐玄宗又一次兴致勃勃来到左藏，用国家布帛赏赐随行百官，君臣再一次沉醉在大唐盛世的幻景之中。为了让皇帝更加高兴，几天后，杨国忠就上奏在左藏看到预示祥瑞的凤凰，这才有了本节开头那段“一人见凤，鸡犬升天”的故事。

然而左藏的财富并非无源之水。唐朝君臣无限度的汲取，必然成为万千百姓的沉重负担。以户部郎中王鉷为代表的一干酷吏，敲骨吸髓，“割剥以求媚”，以致“中外嗟怨”（《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横征暴敛使得“民无所诉”，加上天灾频仍，土地大多被官府大户兼并，府兵和百姓衣食无着，只得大量逃亡。再加上节度使权力不断扩大，不知不觉间，整个国家已经悄然坐在了火山口上。

一场王朝兴衰的苦难循环

就在杨国忠上奏左藏出现“凤凰”的三年后，公元755年，堪称中国历史分水岭的安史之乱爆发。

极短时间内，叛军就打到了长安城下。逃亡途中，唐玄宗又经过了他曾予取予夺、大肆封赏的左藏国库。城破在即，杨国忠主张“无为贼守”（《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建议一把火烧掉了事。此刻，唐玄宗算是天良未泯，说了一句：“一把火烧掉是容易，但叛军们来了得不到府库宝藏，更要抢掠于百姓。不如让给他们，还能让朕的子民少受点苦。”

然而唐玄宗虚幻的愿望注定只是一厢情愿。入城后，安禄山叛军将百官和宫中一干人等押送范阳，没来得及逃走的宗室大臣、王侯将相及其家小则被尽数处死，“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偌大长安，已成人间地狱。左藏财物，叛军也全数笑纳，与其他抢掠的财富一起被送到洛阳和范阳，“于是贼势大炽”。

历经八年苦战，安史之乱终于平定。但大唐王朝已是“人户凋耗，版图空虚”。中唐理财能手第五琦筚路蓝缕，创立“盐榷法”，重组帝国财税系统，将左藏之储一点点重新建立起来。但由于战事频繁，诸军将领长期驻扎京师，求取无度、赏赐过滥，让左藏不堪其负。第五琦无计可施，只得上奏，请求将左藏钱帛悉数转存皇帝所属的大盈内库，由宦官掌控。

第五琦的本意是借助皇帝权威，保护左藏不被豪帅们侵夺，但没想到却是前门拒狼、后门入虎，让作为国家公储的左藏沦为皇帝私藏。从代宗到德宗，一方面平叛御寇战事不断，一方面皇帝和宦官的贪欲与日俱增，以至于二十年间，国家财政部门无法掌握国库盈亏多少。而皇帝本人，以及掌握左藏的三百多宦官结成了庞大利益集团，“蟠结根据，牢不可动。”（《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德宗时任命宰相杨炎主管财政。为厉行“两税法”，规范财经秩序，杨炎坚请将左藏从宦官手中剥离出来，重新纳入政府统一管理。爱财如命的唐德宗反复权衡，终于答应，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但他还不死心，继续讨价还价，要求“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旧唐书·杨炎传》），规定了由左藏纳入皇帝小金库的数额。杨炎见目标大体达成，也只得妥协。

唐德宗

然而好景不长，德宗贪财的毛病又逐渐显露。与玄宗一样，他任用宠臣裴延龄为户部侍郎，权领度支，专司管理左藏。裴延龄自问没有理财之能，便和左藏奸滑老吏勾结，用“多张名目”（《旧唐书·裴延龄传》）的方法迷惑德宗。

所谓“多张名目”，就是在左藏之中按照赋税类别，分别设立欠库、负库、耗库、剩库等门类，单账之下再设分账。其实钱帛总数并没有增加，却能让人眼花缭乱，不明所以，裴延龄等人再上下其手，从中渔利，混淆视听。一番操作鬼斧神工，能让皇帝捞到好处的同时满足自己的私欲，裴延龄堪称千古以来用国库“洗钱”第一人。

不仅如此，德宗还动不动就派出中使宦官到左藏和各地藩镇“宣索”，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正是这段时间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中的真实写照。

晚唐以后，国事更不可为。唐敬宗年少继位，专好享乐，公然派人到左藏“宣索”银十万两、金七千两，全部转存内库，满足平时赏赐之用，左藏作为国家赋税机关，到此名存实亡。

到了唐僖宗继位，热衷游宴、纵情声色更是超过敬宗，政事则全部交给权宦田令孜把持，还“呼之为父”（《新唐书·田令孜传》）。唐僖宗和田令孜奢靡无度，用左藏、齐天等库的金银赏赐给歌舞伎，每日巨万，是以“国用耗尽”。

左藏和内库的钱糟蹋光了怎么办？有办法。除了卖官鬻爵、克剥百姓，田令孜、尹希复等宦官还撺掇僖宗，将洛阳、长安的胡汉各国商人登记造册，让他们把金银财宝全部送到内库里来。同时派使者在他们的柜台茶阁等处实地监视，有敢不交钱者，或者诉冤告状者，一律“杖死京兆府”！

国库被挥霍一空，就明目张胆抢掠天下，唐僖宗君臣的做派实在震古烁今、人神共愤。腐朽统治引发的民众怒火，注定将引发一场冲天烈焰。最终，这条将天下财货一网打尽的妙计还没能实施，唐王朝就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起义。伴随着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僖宗君臣终于迎来了王朝末日。而无论是左藏还是内库，也都成了王朝覆灭的殉葬品。

一头反复伤人的权力猛兽

从建立到灭亡，作为中央财政物资管储机构，左藏伴随着唐王朝走过了近三百年。从王朝建立的白手起家，各项制度初步成型，到王朝中期的变革发展，直到最后的变质毁灭，左藏也和唐王朝一起，走过了一条完整的抛物线。

唐朝初年，凭着开国英主的一统功业和人格魅力，加上前朝隋文帝、炀帝以南北朝各制度为基础，融合创新形成的府兵制、均田制、科举制等制度蓝本，唐王朝只要没有根本方向错误，凭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百姓普遍渴求休养生息的民意支持，以财政为核心的各项制度就可以迅速发挥功效，帮助社会医治战争创伤，重新恢复活力。

幸而太宗皇帝还深刻汲取隋炀帝贪残暴虐、刚愎自用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勤政二十余年，形成了相对宽容和谐的政治氛围。继位的唐高宗只要尊重现状、“萧规曹随”，以制度成法为依归，以克制欲望为己任，自然能够延续初唐以来的稳定发展趋势。

但是，高宗皇帝不甘寂寞，又御臣无术，见一偷盗小吏尚不能诛杀，更无法撼动官僚队伍，便以“废王立武”为契机，引入武则天对付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文臣集团。武则天在皇权和相权拼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之际坐收渔翁之利，轻而易举地推翻唐王朝，建立武周，皇权在这位女主手中开始彰显其强势地位。

其后，李唐皇室和利益相关者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宫廷政变，李隆基成为最终的胜出者，将沾满鲜血的皇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初唐时期臣贤君明、臣谏君纳的和谐政治氛围已经被独大的皇权打破。虽然他可以靠一时隐忍励精图治，重现盛世图景，但是，一俟政权稳定、万国来朝，皇权就会在缺少制约的情况下一度度扩张。

开元年间，唐玄宗以姚崇、宋璟、郭元振、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名臣为相，可谓人才济济、风云际会，但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入相时间都很短，很难对皇权进行有效的制衡。无论是开元时期历任贤相，还是天宝年间任用的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他们更像是皇帝的“打工仔”，是皇帝在不同时期贯彻自身意志的工具和象征。

当唐玄宗需要励精图治、开创盛世时，就有姚崇、宋璟披肝沥胆、理政治国；当唐玄宗要贪图安逸、沉溺享乐时，就会用李林甫、杨国忠搜刮财富、败坏朝政。虽然真实的历史要更为复杂，但突出的属性却并不能改变。宰相和朝臣们，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自主意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才会公然来到左藏国库来颁行赏赐。因为在他心中，国家公库和皇帝内库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区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长于其中的财富自然都属于朕，予取予夺，都要按照朕的旨意来行事。

宪宗以后，随着唐王朝国事日非，以穆宗、敬宗、僖宗为代表，历代帝王没有了前代还残存的责任意识，只剩下畸形膨胀的皇权和“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无边贪欲。他们把左藏真正当成了内库的延伸，甚至干脆用内库吞并左藏，在“化国为家”的同时，也带领着唐王朝这条百年大船，最终滑向历史的深渊。

打造制度的牢笼，驯服权力的野兽，才能让左藏——这一财政秩序的有型基础，得到切实的加强和保障，进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理，历经千载，颠扑不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