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米兰·昆德拉出版了移居法国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笑忘录》，他自称这是一部变奏曲形式的小说。在第七章（亦即最后一章）第二小节的开头，他轻轻地荡开一笔：“在过去的二百年里，乌鸫放弃森林，成了城市里的鸟。”这是老昆惯用的离题手法，乍一看让人不知所云，细读之下才明白其实不然。“波西米亚是由凯尔特人还是斯拉夫人占据，比萨拉比亚是被罗马尼亚人还是被俄国人征服，地球才不在乎呢。但是，乌鸫一反常性地追随人类来到人为建设并违背自然的人世间，这才是改变着地球组织结构的一些事情”。
意味深长的是，昆德拉将这最后一个“变奏乐章”命名为《边界》，不少读者竟以为这是一个多余的章节，实在是辜负了昆氏的良苦用心。不论是男女之爱，还是一个玩笑，抑或人与自然的共存，一旦越过了边界，一切就堕入了无意义的境地。“然而，没有人敢于把过去的两个世纪解释成乌鸫侵占人类城市的历史。我们总是囿于自己对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固定理解。我们带着焦虑的目光盯着重要的事物看，可是在我们身后，微不足道之物正偷偷地发动着游击战，它最终会使世界悄然改变并在我们头顶突然爆发。”放在全球抗疫的当下语境中，昆德拉的这段文字简直就是现实版的警世通言。人类中心主义的情结根深蒂固，就连一个虫子也要区分为益虫和害虫，殊不知在大自然的眼中万物是无差等的，一旦有了分别心，人类就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智者说，一把刀的锋刃难以越过。有时，边界就像刀锋一样薄，一个细微的扰动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带着一贯的狡黠目光，昆德拉如是总结：“人的生命的所有秘密就在于，一切都发生在离这条边界非常之近甚至有直接接触的地方，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以公里计，而是以毫米计的。”这个毫米级的存在，可以是一只蝴蝶的翅膀，一把刀片的锋口，或者一根发丝的末梢。1976年，几乎就在昆德拉写作《笑忘录》的同时，美国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出版了让他声名鹊起的作品《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人类社会全都处在“微寄生”和“巨寄生”间的危险平衡之中（“微寄生”是指各种致病微生物，“巨寄生”则指寄生于人类的统治阶级等）。是的，一旦平衡关系被打破（即越过边界），历史或将迎来重大转折，而其迅疾和威力或远甚于一场战争。
《笑忘录》
曾几何时，人类的历史观难逃地理、技术和思想的三元框架。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将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段：长时段——地理环境、中时段——社会经济结构、短时段——帝王将相的历史，他在《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一书中言之凿凿地写道：“讨论历史，就是讨论空间、土地、气候、动植物等地理环境是如何被人类所利用”。后来，人们逐渐跳出地理决定论的窠臼，认识到观念和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同样深远。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观念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一书中提出透过思想或生活态度，观念会对历史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如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变成沾满血渍的武器，摧毁了欧洲的旧体制。同样地，马镫、轮子和火的发明，其价值不亚于相对论的创立，正如复杂性科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在《技术的本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一书中所言：“是技术将我们与我们拥有了五万年甚至更久的那种生活方式分开了。技术无可比拟地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它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存在方式。”
然而，在地理环境这一“大海的潜流”（布罗代尔语）背后，还有着一股更深的潜流，它比地理环境更深邃，比思想观念更精微，比工具技术更犀利。回望历史，无论是雅典的衰落荒芜，还是罗马帝国的轰然倒塌，乃至整个美洲文明的彻底消失，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的背后，都有着同一个令人恐惧的幽灵般的身影，它就是——瘟疫。进而言之，人群的迁移、文明的荣枯、社会的盛衰、宗教的沉浮、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科技的发展——历史上一切的一切，都绕不开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致病微生物。瘟疫，尽管是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却很少有人关注它对文明的影响。其实，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是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的副产品之一。
1347年10月，一艘破旧的热那亚军舰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停靠，登岸的不仅仅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溃兵，还有几十只携带着鼠疫病菌的老鼠。从此，这个可怕的幽灵——“黑死病”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短短三个月内，欧洲最繁华的都市佛罗伦萨就有一半的人口感染瘟疫死亡。患者感染后，甚至在与人交谈时会突然倒地死亡……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铛到处喊：“收尸了，收尸了”。此时，家家户户会把尸体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人们把患者家的门窗都用木板封死，许多人活活饿死。甚至只要身上出现了一个肿块，或者出现了一点点的皮疹，都有可能被拉去活埋。不仅如此，兄妹之间、夫妻之间也互相抛弃，更有甚者，父母弃孩子不顾。
《中世纪盛期的欧洲》
据“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一书记载，在短短几年间，黑死病致使近2500万人殒命（成为全球流行病史的死亡数之最），现代医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它的影响于人类相当于核武器的毁灭力量。在世界末日的阴影下，欧洲人普遍认为生活已经堕入无限绝望的深渊。但意味深长的是，这场史上最惨烈的瘟疫过后不久，欧洲却开启了近代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华丽转身——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兴起、工业革命……由此一举执掌世界文明发展的牛耳。人们慢慢发现，肆虐的瘟疫使得宗教、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巨变，在其背后似乎存在着一个显著的悖论——瘟疫既是人类的敌人，也是文明的推手。
最显著的变化当然是人口的锐减。中世纪的欧洲乡村，农奴依附于地主开垦耕作。但瘟疫让一整片土地上的劳动人口全部灭绝。黑死病肆虐之后，幸存下来的劳工变得极为珍贵，如果不想让土地彻底荒废，封建地主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花大价钱雇佣自由劳动力，要么把土地出租给邻村幸存下来的农民。而领主们一旦这样选择，相当于正式签署了中世纪庄园经济的死刑审判书，从此再也没有可能回到从前的状态。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无情而清醒地指出，“任何推动死亡率上升的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均财富”。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不足，使得社会财富被重新分配以节省人力为目的的新制度与新技术得到空前的重视。到15世纪末，没有国王的敕令，也没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仅仅凭借着无孔不入的瘟疫的强大余威，曾经禁锢整个西欧的农奴制彻底崩溃了，大量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已经做好准备，只等着工业革命的一声召唤。
和农奴制度一同风雨飘摇的，还有欧洲天主教会的权威和信誉。黑死病的后果不仅是大量神职人员的丧生，更是宗教信仰上的重创。麦克尼尔写道：“当黑死病暴发把濒临死亡的恐惧植入整个社会时，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人们开始蔑视教会和国家权威，寄希望通过苦修‘赎罪’，无数人用皮鞭或铁镣鞭打自己，却根本无济于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教堂的钟声不停地为新的死者哀鸣，虔诚的人们开始怀疑，尽管光荣与苦难都是上帝的意志，但如果连上帝最忠诚的子民——教士与修女都不能幸免，那么听从教会的指导，真的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吗？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的诗人彼特拉克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活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正是这样的疑问、困惑和呼喊，撬开了中世纪铁幕笼罩下的第一道曙光，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思想在佛罗伦萨被点燃，也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埋下了关键伏笔。
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
正所谓“不破不立”。随着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宗教信仰的动摇，市民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公民自治组织的兴起为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建立提供了重要铺垫。当黑死病开始袭击沿海时，拥有30万城乡人口的佛罗伦萨，为保障市民的安全需求，议会马上紧锣密鼓的制定应对之策。佛罗伦萨牵头组织防疫委员会，颁发健康证、建立隔离区、记录死亡人数、组织慈善活动、丧葬事宜和城市治安。市民卫队负责密切监视边境上的外邦人，努力杜绝更多感染群体渗入……看似势单力薄的独立城邦，在面对危机时却发挥了比封建大国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创造了罕见的免疫孤岛。欧洲史学者朱孝远在《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死病是欧洲历史的耻辱，因为它暴露了封建政府一切的涣散，当时欧洲的人们除了逃离，几乎没有能力来克服危机……黑死病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居于危巢之中的本质。”
与市民阶级一同兴起的还有各地的大学。黑死病之后，原先全欧洲的30所大学有接近一半彻底消失。隔离和防疫封锁等举措限制了学生前往外地求学的机会，本地的大学便应运而生。包括博洛尼亚大学在内，几乎每个主要新兴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大学。各地新建的大学（主要由富商捐资兴办）一方面削弱了巴黎、剑桥等几大传统教育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学制以及课程改革（神学的地位大大降低），授课语言也趋向于用本地方言（意大利语）取代艰深的拉丁文。随着神权桎梏的解放、人身关系的自由、市民阶级的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崭新时代蓄势待发。可以说，黑死病的结束成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它彻底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进程。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像中世纪黑死病这样影响甚至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事件绝不仅仅只是个案。公元前4世纪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战胜雅典夺得霸主地位，不只是由于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政体差异和用兵策略，一场让雅典陆军折损近1/4官兵的瘟疫也居功甚伟。1520年，西班牙侵略者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手下，却征服了拥众数百万人的阿兹特克帝国，立下头功的不是代表欧洲文明优越性的马匹、火枪乃至《圣经》，而是中美洲居民从未接触过、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天花恶魔——它和后来的肺结核、麻疹、猩红热等“生物武器”一道，不仅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可能与之生死相搏的印第安人，也最终摧垮了他们的作战意志。1529年“汗热病”（Sweating sickness）的严重暴发，直接导致了两位宗教改革死硬派人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茨温利（Zwingli）在马尔堡的会谈破裂，他们没来得及达成共识，就提前从传染病的危险中匆匆逃离，路德教派与瑞士教派（即后来的加尔文教派）自此丧失了合作的可能性，欧洲之后的历史和现实都因之受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另外，欧洲近代史上因王室家族血脉断绝而引发的继承战争、盟约破裂、版图重画等等重大事件，也同天花和梅毒这两大“致命杀手”息息相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全球性蔓延，让人类文明再次走到了历史转折的临界点上，也给予了每位公民重新思考和审视个人历史观的绝佳契机。40多年前，麦克尼尔和米兰·昆德拉在各自的著作中为先前遭到忽视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赢回了它们应得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打破了历史决定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观点，也为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看待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和视角。麦克尼尔写道，“我们都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过去数千年中，那些更明确、更直接也更容易受人类意志左右的因素——如政治事件、经济体制、文化氛围甚至英雄人物的作用——被当作历史发展的关键一再书写，甚至固化在形形色色的教科书中，而席卷全球的疫情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微史观”，这不能不视为令人恐惧的瘟疫留给世人的珍贵的副产品之一。
《鼠疫》
有了这样的“微史观”，加之以往的“大史观”，我们在阅读诸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这样的历史著作时将更有心得，像病菌、动植物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背景板”，如今已成为文明史舞台上的主角。漫长的历史上，人类在同病原体的对抗中长期处于下风。直到17世纪后，随着新式卫生学、细菌学和新型药物的出现，人类“被动挨打”的情况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然而，无论技术、知识和组织形式取得了多么长足的进步，人类面对瘟疫时的脆弱仍是不可改变的，这次新冠疫情同样如此。致命的微生物将始终与人类同在，并一如既往，充当着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
1947年，法国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出版了日后享誉全球的长篇小说《鼠疫》，在书中他借患有哮喘病的老人之口，说了一名无比清醒的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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