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 中古史研究论文集》，胡宝国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版，406页，66.00元
一 现身的太原王氏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东晋初年的会稽（今绍兴），号为“东土”，是中原士族南渡后首选的膏腴沃土、山水佳处。士族们常常在建康（今南京）为官从政，在会稽置产兴业，以致当时的建康、会稽二城，在某种程度上恰似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上海、或者北洋时期北京——天津的共轭关系。
不过到了东晋末年，曾经“群贤毕至”、“歌风蹈雅”的会稽，开始出现一种空心化的趋势，大量的士人或者“季世慕荣”、或者“才为时求”，放弃了在会稽的“幽栖”生活，逐渐移居建康。胡宝国先生的《从会稽到建康——江左人士与皇权》一文，正是针对这一现象的考察。
近日由西泠印社出版的《金陵碑刻精华》一书中，刊录了南京新出的东晋王洵墓志，这是该墓志首次公之于世。志主王洵，是东晋五大门阀家族之一太原王氏的重要代表人物王承的后代。王洵墓志中详细地记录了其家在会稽、建康两地的墓区位置，正可与“从会稽到建康”的历史态势相呼应。
有关江左太原王氏的碑铭，历史文献中曾提及过两例。《世说新语·品藻篇》云：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
可见当时太原王氏（至少“王东海”本人）的墓葬前应当立有碑。这里的“王东海”，即志主王洵之曾祖，墓志中称之为“东海府君承”；“王中郎”则是志主王洵的从伯，墓志中称作“平北使君坦之”。这位“王中郎”本人的《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并序》，也全文收录在了《文馆词林》之中。
在考古实物方面，南京地区出土的东晋南朝士族墓志，向为学界所瞩目。数十年来，在南京象山、石子岗、司家山、郭家山等地，曾多次发现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琅邪颜氏、太原温氏等士族的家族墓葬，并伴随有多方墓志出土。然而门第显赫的太原王氏，却始终没有发现碑志实物。如今，王洵墓志的面世弥补了这一缺憾。
据《金陵碑刻精华》介绍，王洵墓志为砖质，高四十二厘米，宽五十九厘米，时代为东晋隆安元年(397)。为便于讨论，现将墓志拓片及全文迻录如下：
并州太原郡晉陽縣都郷吉遷/里太(“太”字为衍文)前太子太傅功曹王洵，字季/仁，妻阮。以隆安元年九月廿七/日?石子堽北。東北隣梁王司/馬龢墓，相去里餘；西次道/。曽祖墓在?稽山陰縣南郷池/中里地意山。祖、従祖楊州使君述/、従伯平北使君坦之、叔叅軍乂之/墓同在一域内。府君墓别在茅朁/山，在大墓東去里餘，過一垷淂一墓/便是，秦望山在墓之東南二/里。洵是東海府君承之曾孫，郎中/府君延之孫，府君尚書中兵郎/諱寅之。洵是苐三子，兄苐七人，外/氏性阮。
王洵墓志拓片（引自《金陵碑刻精华》）
由于《金陵碑刻精华》对墓志的基本情况介绍较为简单，并未涉及墓志出土的具体时间、地点、墓葬环境等信息，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墓志本身的内容展开分析。
在墓志文体尚未定型的东晋，王洵墓志的行文结构颇为独特。读罢全文，该志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志文中记录了若干的地名，包括志主的郡望、葬地、四代以来亲属的葬地，以及与葬地相邻的地标，这些内容占据了墓志铭的大半篇幅。接下来，我们不妨以这一系列的地名为线索，对王洵墓志及其所处的时代展开考察。
二 消失的吉迁里
志文开头称王洵的籍贯是“并州太原郡晋阳县都乡吉迁里”，作为太原王氏的郡望所在，太原晋阳等地自无疑义，这里提到的基层地名“吉迁里”，却屡见于东晋南北朝各地的墓志中，值得我们稍做分析。
查检文献，所谓“吉迁”并无特殊的出典，可见“吉迁”二字的字面含义，便是其命名缘由。“吉”自然寄托了吉祥的寓意，“迁”在古代则既有迁徙、又有升迁之义。那么吉迁里的命名应当与哪一种含义有关呢？
《邺都里坊补遗》一文曾分析：“吉迁里是北朝墓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里坊名称之一。……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历经近三百年的战乱，北方少数民族轮番入主中原。除统治者为强化治安，有计划地大规模强徙移民外，百姓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寻找安身之地。家居里坊命名为吉迁里，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望。”
通观上表所列的二十余处“吉迁里”，目前所知较早的例子，出自东晋中期，且东晋南朝的吉迁里，全部是南渡侨民对北方原籍地名的追忆。除了刘怀民墓志外，其他墓志的出土地也全部位于南京。同时期的十六国北朝墓志中，则未见有吉迁里字样，刘宋后期以降，吉迁里也不再见于南朝墓志中。也就是说，早期自称为某某吉迁里人的墓主们，皆是江左的流寓侨民。可见“吉迁”的命名，应当确与人口迁徙有关。
中原的原籍本是侨民们背井离乡的起点，而非南渡后的终点。按照逻辑，祈望乔迁大吉的“吉迁里”之名，出现在南渡后的新家园才比较合理，可事实上，吉迁里却全部出现在大迁徙前的中原故地，实在颇为蹊跷。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侨民故乡的所谓吉迁里，最初未必是真实存在的地名，或许只是侨民后代们追述原籍时，日渐趋同的符号化表述？恰如明清至民国时期，普遍存在于各地的“大槐树”、“枣林庄”、“杨柳巷”等原籍记忆，如同滚雪球一般扩展到各地家族的族谱中。经过百年以上的时代积淀，吉迁里在河北、关中的部分地区逐渐化虚为实（事实上，山西洪洞“大槐树”也经历过“从无到有”的实土化转变）。因此到了北朝后期，才开始出现零星几处以“吉迁里”为卒、葬地（而非原籍地）的记述。
不过，各地的吉迁里也未必全部实现了实土化。一个颇为有力的证据是，就笔者所知，数量远超南北朝墓志的唐代墓志中，竟无一例出现过“吉迁里”之名。如果吉迁里真的是遍布于全国各地的真实地名，它们又是如何凭空消失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恐怕是，真实存在过的吉迁里，原本就不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复杂混乱的南北大迁徙不复存在，失去社会心理需要的吉迁里之名也就此消失于碑志之中。
三 藏宝图式的墓志
王洵墓所在的位置“石子岗北”，即今南京雨花台附近的丘陵地区。自孙吴以来，这一带便是建业（建康）重要的墓葬区。《三国志》记载：“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可惜王洵墓志出土地的具体位置不详，无法进一步缩小其范围。根据东晋士族在建康聚族而葬的风气推测，晋末开始活跃于建康朝廷中枢的太原王氏，应是将王氏家族在都城的墓区确定在了石子岗。
墓志中，该墓“东北邻梁王司马和墓，相去里余”的标识，不禁令人想起曾经引起巨大争议的鲁潜墓志。在当年的曹操墓真伪大辩论中，这方对曹操高陵身份的确认起到重要作用的鲁潜墓志，成为正反双方皆引为己用的论据。鲁潜墓志的镌刻时间是后赵建武十一年（345），与王洵墓志相差约半个世纪。当时有人质疑鲁潜墓志为伪刻的理由之一，便是该志通篇皆是地标参照，似乎是“留给别人的路标牌”。王洵墓志的出土，可与鲁潜墓志的写法相对照，且二志形状也基本相同。如此，或可为鲁潜墓志的考辨提供一例同类旁证。至于梁王司马和，为晋元帝曾孙，其卒年为太元十七年（392），去世时间仅早于王洵五年。因此当王洵下葬之时，将新修成不久的梁王墓作为附近地标，亦属自然之事。
鲁潜墓志（引自《文化安丰》）
除梁王墓外，王洵墓还有一处位置参照，即“西次道”。这里所说的“道”，结合地理环境来看，应当便是从石子岗以北的朱雀航直通建康西南各地的大道。因六朝时期的长江岸线距石子岗丘陵很近，山水之间，仅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出现在墓志中的地标性道路，当无其他选择。此道北接建康宣阳门、大司马门之御道，南通渡江要津采石矶。梁代还曾在越城与石子岗之间的路段上修建过“国门”，以壮观瞻。王洵墓位于石子岗北，应当距梁代国门的位置非常近。
2018年，南京西街小学考古工地发现一处环壕高台遗址，这里被推测为是越城的旧址，越城东南方向还发现了一条南朝道路遗址，呈东北——西南走向，保留有当时的车辙痕迹和东侧路沟。而梁代的国门正在越城东南，所以这处道路遗址，很有可能便是王洵墓志中提到的道路之孑遗。
南京西街小学考古工地出土南朝道路遗址的位置（根据“天地图”卫星影像改绘）
接下来，王洵墓志中详细列举了自曾祖以来家族成员在会稽的葬地位置。回顾前代，与王洵同族的西晋太原王浚之妻华芳墓志中，也记述了王氏旧“墓在本国晋阳城北二里”；其祖“墓在河内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比从曾祖代郡府君墓，南邻从祖东平府君墓”；其父“墓在洛阳北邙恭陵之东，西比武陵王卫将军，东比从祖司空京陵穆侯墓”。不难看出，华芳墓志详细记述了王浚父祖葬地、以及重视附近地标的写法，与王洵墓志可谓如出一辙。王氏之外，小有名气的东晋泰宁元年（323）谢鲲墓志中，也有“在阳大家墓東北四丈。……旧墓在荥阳”等语，可见这种墓志书写的习惯早已有之。且王洵与华芳等人的一个共同点是，本人与父祖未能葬于一地，华芳葬于远离祖辈的幽州，而王洵可能也是王承直系子孙中，第一位没有归葬会稽的成员。所以标记、区分新旧墓葬的位置，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家族记忆。
张学锋先生曾分析：“洛阳周围出土墓志的西晋墓，其墓主人没有一个是洛阳本地人。同样，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带有墓志的西晋墓，其墓主人的籍贯也多不在墓葬的所在地。”东晋南渡后，情况依然如此，“迄今为止江南地区发现的六朝墓志，除苏州张陵山吴郡张镇墓志等极个别的事例外，志主均非葬地的土著，只是到了南朝时期，才出现了个别江南土著的墓志。从这些现象来看，墓志形成时期的墓志，标识墓葬以便今后归葬故里的意义依然是主要的，换句话说，在随葬墓志尚未成为葬俗的一部分之前，不需迁葬的坟墓是不需要墓志的。”（张学锋、陈刚《孙吴、东晋的都城空间与葬地》）这正是王洵墓志们对旧墓位置记录甚详的时代背景。
从王洵墓志的叙述可知，自王承南渡后，其家族的墓区分为两处：一处是王洵的曾祖王承、祖父王延、从祖王述、从伯王坦之、叔王乂之等人所葬的地意山墓区，另一处则是王洵的父亲王寅之所葬的茅朁山墓区，两处墓地相距仅一里余（志文中所谓“大墓”，或指曾祖王承墓），其间相隔一座小山（若墓志中“垷”字识别无误，当为“岘”之通假，岘即小山，至今仍为浙江常见的山名用字）。
另外，据正史记载可知，归葬会稽的太原王氏并非只有王承一家。《晋书·王恭传》记载了王蕴在会稽，王忱（志主王洵的从兄弟）前来拜墓之事。可见与王洵同宗的王蕴的祖墓也在会稽。
查检地志，墓志中出现的三处山名地意山、茅朁山、秦望山，前两处皆无迹可寻，唯有秦望山的位置十分明确。传世文献中，秦望山之名首见于晋宋之间孔晔的《会稽记》，与王洵墓志大体同时。郦道元《水经注》抄撮该书，对秦望山如此描述：
秦望山，在州城正南，为众峰之杰，涉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悬隥孤危，径路险绝。《记》云：扳萝扪葛，然后能升。山上无甚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礁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馀之旧都也。
作为会稽山中最为显目的山峰，自唐以来，历代文人对秦望山吟咏不辍，其地名未曾转移。至于地意山和茅朁山，依据王洵墓志对里程、地貌的描述以及秦望山附近的山势，笔者推断地意、茅朁二山的位置大致如下图所示。
地意山、茅朁山位置推测（根据谷歌地形图改绘）
结语 谁是凶手？
通读王洵墓志，其文体结构不同于后世的成熟墓志，措辞中充斥着口语化的表达，志砖的书法、刻工也略显粗糙，文中甚至出现了衍文（“前太子太傅”之前的“太”字）和错别字（“外氏性阮”的“性”字）。总的来讲，王洵所处的时代，墓志的物质形态与文体尚未定型。
虽然这方草创期的墓志对王洵本人的生平介绍甚少，但是“隆安元年九月”的葬期，却让人不禁联想到当时风云诡谲的建康时局。
王洵虽出身于太原王氏，但自其祖、父、叔父以来，三代人皆不见于正史，与其从祖王述、王坦之、王国宝一家的历史出镜率相比，判若云泥，可谓是强宗之中的弱支。不过，作为会稽王妃的同辈兄弟，王洵最终以太子太傅（即会稽王司马道子）功曹之位终其一生，可见其生前的政治立场，和他那位以“谗谀”著称的从兄弟王国宝一样，属于司马道子一派。王国宝“参管朝权，威震内外”之际，史称其“兄弟贵盛，当时莫比”，同宗同党的王洵，想必也借此形势，鸡犬升天，走上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隆安元年四月，在桓玄、殷仲堪等实力派的支持下，太原王氏中另一派的王恭以讨伐王国宝为名，剑指金陵。为求自保，司马道子迅速变脸，把旧日亲信王国宝当做了挡箭牌，付之廷尉赐死。国宝从弟王绪，亦被斩于建康市。同样是国宝从兄弟的王洵，恰巧也死于当年。暗潮涌动之下，谁是凶手？究竟是司马道子对国宝余党的清算？还是王恭、桓玄一派的政治操作？抑或仅仅是偶然的时间巧合？恐怕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了。
王洵死后第二年，兵败的王恭也被斩于建康。王洵死后五年，权臣桓玄将王国宝遗留的家属悉数发配到烟瘴之地交州。王洵死后七年，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者刘裕登场了。桓玄被刘裕击败后，“中兴第一名士”王承在江东仅存的嫡系王愉“既桓氏之婿，父子宠贵，又尝轻侮刘裕，心不自安，潜结司州刺史温详，图谋作乱，事泄被诛，子孙十余人皆伏法。”江东太原王氏的时代，落下了最后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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