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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波利尼西亚:作为巴黎反面的海外领地

初识波利尼西亚 : 作为巴黎的反面在决定递交申请之前,我并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Moorea 这个地方。搜索出来的中文信息也实在有限:Moorea位于法属玻里尼西亚境内,大溪地的姐妹岛。岛名在大部分情

初识波利尼西亚 : 作为巴黎的反面

在决定递交申请之前,我并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Moorea 这个地方。搜索出来的中文信息也实在有限:Moorea位于法属玻里尼西亚境内,大溪地的姐妹岛。岛名在大部分情况下被生硬的翻成了“莫利亚岛”,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另一个译法“茉莉雅岛”。

上面提到的申请,是马克龙总统就任之后进行的法国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小项目:巴黎的一批优秀院校合并称为巴黎文理学院(Paris Science Lettre, 简称PSL),自2017年开始,为了鼓励跨学科研究,由法国高等实践学院(EPHE)设立在Moorea 的研究中心举办珊瑚礁研究的夏季学校(Summer school)。夏校每年都会在PSL系统内选拔十名优秀的博士生并为其提供机票和食宿,其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男女比例各占50%。 而我幸运地在2018年六月收到这个Summer school的录取通知,成为第二届夏校的学员。

我对玻利尼西亚的向往,或者说对于西南太平洋诸岛的向往由来已久。接触人类学以来,我的灵魂已跟随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畅游了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梦里还参与过“库拉”航行,同原住民交换了一对贝克制成的首饰;读莫里斯·郭德烈(Maurice Godelier)的时候,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巴祜亚部落充满了神往,也亲耳听他讲过部落里神秘的成人礼;2017年自己第一次乘船从厦门去金门时,也颇有几分“大洋洲研究者”(法语océaniste)的兴奋。

准备行装的时候,研究中心的老师发来邮件,叮咛我们记得带防晒用品,太阳镜,护目镜,潜水服和浮浅工具,以及驱防蚊虫的药品,我一一照办。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十年资历的Parisienne(巴黎女性),我还是按照惯例带了应付各种场合的衣服和鞋子。

出发前,我再次在地图上看了一眼波利尼西亚岛的位置,感叹了一句:真是遗世而独立!因为,无论从哪里去都很远。我的老师同学们从巴黎出发,经由LA转机,历时三十多个小时。而我选择了从上海出发,经由东京转机,历时二十小时左右。我非常讨厌搭飞机,如果是五个小时以内的旅程,我一般都会选择高铁。一来实在厌倦飞机复杂的安检程序,二来乘飞机旅行着实局限了窗外的风景。

这趟旅途中有趣的是,在上海跟我同航班的几乎一律是从国内去往大溪地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或情侣,穿着路易威登夹克的漂亮女孩一直反复的强调:“大溪地就是蜜月胜地中的爱马仕!”显然机场的地勤人员没有细看我的签证类别,在成田机场转机时, 温文有礼的日本女生帮我换完登机牌之后居然自然地问了句:“and your partner ?”……我愣了一下。日本女生认识到了误会便连连道歉。我也在微信上跟朋友吐槽被撒了一路狗粮,还要接受地勤人员的“羞辱”:为什么去大溪地的目的一定得是度蜜月而不可以是“科研”? 大部分年轻女性的远行就得跟着一个男性,而不是只用带着自己的大脑?

在成田免税店逗留的时候,巧遇了我以前的同事éric。几年前我曾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短暂的工作过,而那时他是总领事助理。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éric的法语却说得跟法国人一样地道。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了领事馆,我回了巴黎读人类学,他则去了跨国公司,他所在的公司近几年的业务主要是在大溪地投资渔业。他告诉我,他这次去谈的事儿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模最大的海洋合作项目。

我们不由得感叹:法语世界真是小!

大溪地航空的空乘人员大部分都是男性,登机落座之后 ,他们会先给每一位乘客送上一朵带有幽香的白色小花,就是保罗·高更笔下 “戴花的年轻人”中的大溪地栀子花-tiaré(提亚蕾),整个机舱都弥漫着热带海岛甜腻的香气……

保罗·高更 《戴花的年轻人》

从东京连续飞行十二个多小时,终于抵达大溪地的法阿(FAA’A)机场。航站楼入口处有用大溪地语/法语/英语三种语言写着欢迎的字样。通往行李提取处的道路一侧搭建了舞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原住民组成的歌舞乐团,载歌载舞欢迎游客的到来。因为éric负责的工作是法属玻里尼西亚的政府项目,白人模样的政府官员早早地便在侯在了机场的到达大厅,当地人拿着花环等待着他们的宾客,以便他们出现时,就把花环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借了éric的光,我的脖子上也被挂上了花环。白人官员说:玻利尼西亚地区欢迎人使用鲜花串成的花环,而送别使用贝类串成的项链。我问:“一直都这样吗?”“从前就有这样的说法,近些年因为旅游产业发展而强化了。”机场外的停车场,有穿着白色制服,戴白手套的原住民司机等着,éric要求司机在送他去酒店前先送我到码头。司机也跟我们说法语,但带有明显的当地口音。

我用中文跟éric说:“这一切都太有殖民地特色了。”

éric:“是海外领地,不是殖民地。”

“有什么区别啊。不过是换了种说法罢了。”

……

大约二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达帕佩提码头。之前研究中心的秘书已经交待过因为船票不限制时间,所以可以直接买好往返的船票,每小时一班通往Moorea的船舶。买好船票之后把行李交给工作人员,人要从另一侧的电梯上到一栋塔楼,从塔楼的悬梯登船。我站在悬梯上往下看,地面上的人将行李一车一车的运到船底部的货舱。货舱的口打开,还有办理了托运的人将小型轿车直接开进去。周围还有许多的货船,起重机将各种颜色的巨型货柜装载或卸载, 远一点还有专门停载游艇的码头,这样的场景给我一种déjà vu (似曾相识的错觉)的感觉……

客舱内有普通的落座区,还有专门的餐厅。从法国来的白人妇女也都换上了当地特色的裙装,一侧的耳朵边别着巨大的花朵;男人们依旧穿着polo衫,翻阅当地的报纸,或手捧一本从法国带来的小说;几个金色头发的小孩在客舱内追逐,还有一个神情忧郁的小男孩趴在窗边看大海;船舱内又进来几个年轻的背包客,比他们自己还要高出许多的背包,我觉得好像分分钟要压断他们的脊椎;穿着色彩鲜艳的原住民女人,头顶上带着夸张的花环,端着饮料的托盘在舱内走动…我实在太累了,就在船舶的摇曳中睡了过去。

四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船抵达了Moorea的码头,我下船领回自己的行李。按照实验室秘书的说法,每班船到岸后,都有相应时间的巴士等在码头,分别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因为Moorea 岛中间是大型火山,所以所有居民都是依海岸而居,环岛一周需要一小时所以无论选哪个方向的巴士都可以到我们的实验室,只是时间略有不同。我登上了离自己近的车子,告诉司机研究中心的名字,然后在他身后的座位坐下,方便他提醒我下车。沿路经过了一个希尔顿酒店,一家超市,许多的民居,路旁不时有摆满菠萝和芒果的水果摊……然而直到下车时我才意识到我根本没有钱付给司机,因为当地流通的货币是“太平洋法郎” (太平洋法郎在法国所属的三个太平洋领地流通,一欧元约等于120太平洋法郎),我在上海机场的换汇处并没有换到这种货币,而之前买船票可以用信用卡付。我递给司机两欧元的硬币。他哈哈大笑,说:“没关系,你可以离开。”我坚持递给他,说:pour souvenir. (当作纪念了。)

我在研究中心的门口的牌子上看到了学校的logo,瞬间觉得安心了。牌子上写着 Centre de Recherches Insulaires et Observatoire de l’environnement(环境观测与岛屿研究中心)。负责管理的是一个叫作Elina的原住民女人,五十多岁的样子,黝黑,精瘦,她也在耳边别了一朵白色的栀子花,穿着白色的长裙和人字拖 。人字拖几乎是这里人的标配,大概是为了方便随时下水吧。可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的女人也不怎么化妆,耳边的一朵花就已经风情万种。巴黎的女人可不是这样,她们总是有适合各种场合的衣服鞋子和配饰,也有自己的搭配逻辑。前几年奥赛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是印象派与时尚,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句slogan: 巴黎的女人从不追赶时尚,她们就是时尚。

Elina非常热情的跟我行贴面礼,然后告诉我:“你的同学们已经有一部分比你先到,跟着中心的老师去了超市。”她直接跟我tutoyer(用“你”称呼)。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所有的人在初次见面时都是如此,她跟我说:在大溪地,我们不会vouvoyer(用“您”称呼), 只有在辱骂(insulter)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您”(vous)。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法国本土,我们都会根据对象,交往的阶段以及具体的背景来选择vous或者tu。所有的法语表述也分为三个等级:soutenu(优雅的),standard(标准的),familial(日常的)。此外,在日常交流的邮件信末使用怎样的敬语,还有另一套规则。比如,和陌生的人,或在交往初期,我们用cordialement(有礼地),相对熟悉之后bien à vous(祝您好),朋友间amicalement/amitié(友好地),非常亲密的人之间je t’embrasse/bises(拥抱,亲吻)……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香港同学,因为不了解这套规则,跟一个初识的教授通信时在信末写了bien à vous, 教授回信:ne soyez pas trop affective(请不要太热情),令我的香港同学受到了语言和情感上的双重打击。然而在熟悉了法国本土的规则之后,让我用法语对一个陌生人采用第二人称单数tu来进行表述,还真是颇觉得别扭。(其实主要原因是法语的第二人称复数vous所对应的动词变位更容易——法语中的所有动词都会根据主语进行变位。)

这时一个本土面孔的白人跑到我跟前自我介绍:“我叫Frédéric,比利时人,我是研究鱼的交流方式的,未来几天也会给你上课。现在我要去超市采购,你要跟我一起吗?”我欣然答应了,于是我们马不停蹄的去了岛上唯二的超市之一。超市经营的货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当地的生鲜,第二类是法国本土运来的日用品和带有包装的食物和饮品,第三类是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的食品,而第四类则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的香料。

从超市回来后,Elina带我去看了宿舍,教室,还有一个公用的大厨房,然后指着果园对我说:这里有香蕉树,你可以自己去采来吃,果园里的果子都可以随便吃,但是研究中心的动物都不能吃,尤其是那些鱼,是专门用来做试验的。我心想:你觉得我会处理动物尸体?也真是太看得起我的厨艺了。 我顺手采了一朵花准备戴,先问Elina:“有说法未婚戴右边,已婚戴左边,对吗?”“我们没那个说法,游客才这么说。”正说着,Elina突然冲着远处草坪上的赤着脚走路的男生喊起来:“当心啊孩子,地上会有蜈蚣的!”她的叫喊声让我再一次感到吃惊,巴黎的女人是不会这样冲着远处大喊的。她转过来对我笑着说:“这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虫子,你们从本土来的,不要被吓到。”

她的提醒立刻就得到了验证,我在宿舍的墙壁上发现了三只壁虎,鉴于之前在台湾做田野调查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与壁虎的相处经验,我非常平静的度过了在Moorea的第一夜。

第二天早上醒来,手机里都是穿路易威登的女孩的信息:“你住的地方有壁虎吗?我在Conrad,八百美金一晚的房间里却到处都是壁虎。”她的朋友圈也发表了同样的内容。我放下手机去厨房吃早餐,并认识我的同学们。

我们保留了法国本土吃早餐的习惯,用冷的牛奶泡麦片,也有人用滤壶准备了黑咖啡。吃着早餐时候彼此自我介绍,一个男生突然叫我:“小姐,请问需要加餐吗?”我转过头,看到了透明的玻璃碗倒扣住一只拳头大的蜘蛛。作为一个研究自然遗产,跟缅甸蟒长期打交道的人类学者来说,这只蜘蛛也太小儿科了,我平静地说了句:“Merci(谢谢) ”,接过来放在餐桌上,拿了手机拍照,男同学有些失望的耸耸肩坐下。

或许,我应该尖叫着跳起来,表现出仓皇失措的样子,然后被他先嘲笑一番;继而,我应该委屈地憋住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等他道歉,然后再安抚我;接着他就会告诉我这只蜘蛛的名字,应该还会加上拉丁学名,继而讲到品种,习性,甚至一段进化史。然而,我并没有打算给他这样的机会,他无法在我面前去表现自己的勇敢理性包容和博学,这也大概是我们“女博士(生)”这个群体被视作第三类人的原因吧。

Summer school,一场并不严肃的科学研究

吃完早餐之后,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跟我们开了会,对moorea和研究中心的的情况、我们的课程和生活安排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负责人叫David, 原本隶属巴黎高等实践学院地球科学部,被派来这里做负责人好几年了,家也安在这里。虽然我们的项目是以鼓励跨学科研究为目的,但是师资主要还是以自然科学为主,尤其是生态学。自从2017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法国加大了在这个领域的投入,近几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法国在生态学这一学科中一直独占鳌头。岛上有两个科研中心,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伯克利大学的研究站,但规模要小很多,日常也是没有人驻守的。

我们这一期的八个学员,有六个是法国本土的白人,只有我和Ken两个亚洲人,我们两个的存在大概是为了显示这个summer school的国际化吧。Ken是来自韩国的男生,在法国读化学的博士,叫Julie的法国姑娘是他的同学;两个生物系,Tristan是昨儿送我蜘蛛的那位,Capicine 比我们年级都大一些,是结了婚生完孩子接着出来读书的。其余的四个人类学系的均是我的校友,其中一个研究美国的鱼类的男生Simon跟我同属一个实验室,却是第一次见。研究阿根廷的水资源的女孩Katrine,还有一个男生研究库克岛的气候变暖,也叫David,而我自己研究台湾的自然遗产。我做完自我介绍后,中心的负责人David补充了一句: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原住民都是从中国大陆南部和台湾地区来的移民。

会议结束之后,所有人去研究中心外的带有各学校logo的牌子处合影。我知道,接下来我们的照片会被相继放在PSL的facebook和twitter主页上当作广告去鼓励跨学科研究,也会在研究中心给教育部的报告中被引用吧,继而在明年继续争取更多的预算。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也并没有比政治和商业更高贵。

David说要为我们举办一个欢迎仪式——带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车子在公路上开了十多分钟就开始爬山,蜿蜿蜒蜒的爬了半小时到山顶。山顶和我们的驻地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远处的山层峦叠嶂,云朵遮住或避开的阳光,使山晕染出深深浅浅的绿色,海在几座山之间的山谷里缓缓地铺出去。近处有大部分都是绿色的阔叶植物,点缀了几株蒲桃和扶桑。微风袭来,花会落下几朵,蒲桃的花朵很像水母,又像是仙女棒绽放时的样子。 Julie拣了一朵扶桑别在耳边,立马就有了原住民女人的风情。

David说:“实验室欢迎新人的方式,就是带来这座山顶,然后你们穿越雨林,自己走回去。放心吧,孩子们,没有危险,而且你们是法兰西培养的最优秀的人才,利用你们的智慧找到回来的路。等你们回来吃午饭,大家好运!”我们欢呼着他的离开,也为这个特殊的欢迎仪式而感到兴奋。

雨林里自然比山顶要潮湿许多,却没有野兽毒蛇,这些南方移民真是明智啊,迁徙的时候没有把它们带过来。想想这个表扬真是没有意义,换了是谁也不能带它们一起来啊。如果带了猛兽来,路途中大约要不断上演 《少年派奇幻漂流》吧?虽然没有猛兽,却到处都有稀奇古怪的小虫子,我庆幸早上出门时为了防晒而刻意穿了长衣长裤,还带了遮阳帽。我天然地对软体动物感到不适,对节肢动物倒是觉得可爱亲切。Tristan激动地跟大家讲解,听到了吗,这个鸟叫声是莫岛苇莺,这是濒危物种哦,居然被我们遇到了;快看,那个是灰绿果鸠,它的羽毛就是一种保护色,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是很难看到的……途中见到了石头垒起的一层一层的方阵,Simon突然大声的宣告:“这是一座神台!你们不知道吧,几百年前,他们还在这里祭祀和祷告,他们把狩猎的成果摆在这里献祭……”

我想,财富,权力和知识 ,本身都是吸引人的资本,但要这么赤裸裸的摆出来,却都瞬间变了味道,好比不经意的风情万种总是胜过搔首弄姿的性感,所以我们追求财富,权力和知识,却鄙夷炫富的商人,玩弄权力的政客,以及掉书袋的学者…… 

我们比想象中更快走出雨林。山脚下有一大片的菠萝田,据说附近还有一个果汁加工厂。至少,已经有了清晰可见的路可以走了。虽然一路上出了不少汗,却到现在才敢拿出水来喝。这是长期田野的经验,如果不能保证找到洗手间,就尽量减少喝水,不要给自己制造麻烦。

研究中心提供的午餐是中餐外卖,确切的说是改良了的中餐:几种不同的鱼类冷盘配了米饭。对我而言这更像是日料,却少了日料的精致。照例还有人准备了黑咖啡。法国人甚少有午睡的习惯,午餐之后就着一口浓缩咖啡,能聊上一个小时。除了时事,他们也热衷于各种八卦。起初我还愿意参与讨论,后来觉得实在是觉得太聒噪和浪费时间,总是找借口逃开。他们因此加重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腼腆,不善言辞。

我们的summer school为期两周,主题是珊瑚礁研究,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部分,第一周是自然科学周,课程分为化学课——分析珊瑚和藻类的生存竞争;水文学课——测量土壤的含水度(作为一个文科生也是第一次修这门课)。课程设置一般为半天理论,半天田野。

真正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八个人被分成了四组,每组一个女生搭配一个男生,一个自然科学搭配一个社会科学。化学老师给讲了一节藻类的成分,太多的学科术语我只能听懂一半,我的搭档又给我解释一遍,我听得更糊涂了。第二节课就开始动手,他分给我们四组四种不同的晾干的海藻,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海藻碾成粉末。实验室里平时用来研磨的工具坏了,我们把厨房的咖啡机洗干净了搬来代替。碾成了粉末的海藻加入了乙醇和我分不清楚的化学物质,再倒入试管,放入冷柜冻起来。这一切都要在佩戴护目镜的情况下完成,然而我们并没有专业的护目镜,于是拿了潜水镜代替。

第二天一早被生物老师带去了海滩。之前说过,岛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岛上的房屋都沿海岸线修建起来,每一个户人家门口的海滩都属于私人领地。只有一处公共海滩,供游客享用。当然,研究中心有自己的专属海滩。下水之前,老师说了,珊瑚和藻类存在生存竞争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下海采集一些活珊瑚带回去做实验,验证藻类是不是会给它们的生存造成威胁。这趟下海,美其名曰是“科研任务”,事实上不过是集体浮潜,顺便剪几根珊瑚带回去罢了。当然,还是或多或少扩充了一点关于自然的知识:珊瑚被触摸之后会紧张,进而逐渐白化,最终死掉,所以我们通常要在水下看准了又长又直的珊瑚才可出手。我不知道珊瑚紧张是怎样的体验,但是知道了它会紧张之后我就变得很紧张,生怕一不小心害了性命。

采集到了足够的珊瑚之后我们被允许自行游乐。我问老师:“这片海域有鲨鱼吗?”老师说:“偶尔会有,但是你不知道,全世界只有留尼汪岛海域的鲨鱼会攻击人,其他地方的鲨鱼不会,但是要小心不要受伤流血,血腥味会引起鲨鱼的攻击。”“所以,电影里鲨鱼咬人吃人的画面都是假的咯?”“科学家怎们能以电影里的知识做参考?”我心想“科学家总是喜欢自我标榜”,但是没有说出来,就把眼镜拉下来潜到了水里去了。

下午我们去冷库把昨天冻好的海藻取出来,像是透明的果冻一样,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中间挖出一个珊瑚粗细的洞,再套在早上采回来的珊瑚上,用塑料的绳子固定以防止“果冻”脱落,最后放进水里——等第二天一早再去观察珊瑚的变化——被果冻覆盖的那部分珊瑚身体很明显的白化了。所以,我们这一周最重要的科学试验就完成了。

水文课的老师是个年轻的帅哥Pierre,刚从巴黎高等矿业学院毕业的博士,放了一早上的PPT讲了怎么测量土壤含水量以及水流速度。水文学的词汇比化学要简单很多,当时我觉得都听懂了,但是现在写的时候基本都忘记了。当天下午他迫不及待地开车带我们去了田野,他的后备箱有一大堆的专业设备,然而有一半是坏的。我们煞有介事地做起了测量,虽然根本不知道我们获得的数据准确率有多少,这些数据是否会被实验室采用,提供给什么机构。希望不会吧,这实在是太儿戏了。

晚饭需要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八个人分成了四组轮流负责当天的晚饭。法国人对于生海鲜有执念,每天都有男同学扛回来一条大鱼,声称是自己打的,我从来没相信过。

轮到我值日的时候,他们要求我做炒饭,说来有趣,在国内我们说炒饭或者扬州炒饭,法语里的炒饭却是广东炒饭。事实上,因为这道炒饭创作于广东的淮扬菜馆,而最早到法国的一批人大都是来自粤地的移民,所以在法语里这道菜便叫做Riz cantonnais. 我跟搭档的小伙伴开车去了超市买回大米、鸡蛋、香肠和酱油。一向厨艺不精的我,突然要代表“中国队”准备八个人的晚饭,倒是颇有使命感。

照着youtube做的炒饭,竟然没有让他们失望,收获了一片赞誉。实验室的有个西班牙博士后,吃了我的炒饭后请我无论如何要再跟他搭档煮一次中国菜。这个西班牙人,我一直到离开的时候才总算记得他的名字叫作Gonzalo,之前我都一直背地里叫他gar?on espagnole(西班牙男孩)。实验室有一则这样的传闻,Gonzalo的研究对象是深海珊瑚,然而Moorea属于法国海外领地,根据法律规定,非法国公民在法国海外领地潜水最多只能到30米,所以Gonzalo来了之后就一直没办法展开他的研究,但是Moorea 风景独好,他倒也不着急自己的工作了。

晚饭后他们还是喜欢聚在厨房聊天,Simon在跟大家讲为什么西方人讨厌榴莲的味道:“有一篇文章叫作《地狱的味道》 (une odeur d’enfer)…… ” 我不知道是否出于“文人相轻”的缘故,我真的不喜欢文科生的卖弄,于是先回了寝室去洗澡。事实上,我也确实需要早点回去,因为岛上的电压跟我的吹风机电压不符,我带来的吹风机根本无法使用,如果洗得晚了,大概到睡前头发都不会干吧。其实不仅是吹风机,我带来的一箱衣服鞋子和化妆品也都根本派不上用场,倒也有幸体会了一段返朴归真的生活。

院子中间的草坪上有一把塑料的躺椅,我每晚都会躺在那里晾头发、看星星。Moorea有我看过的最美的星空,每晚的天空颜色都不一样,大部分时候是藏青色,有时候下午有晚霞了,晚上便是绛紫色,有时候有云朵形成的银河慢慢地移动;星星的布局也不一样,但相同地是每隔几分钟总能看到流星划过。年纪小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在天气预报提醒的那些特别的夜里起来,痴痴地等着看一场罕见的流星雨。城市中的奢侈和浪漫,在这里却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了。

另一个David,是我的同学,他有几回来找我聊天:“你研究什么啊?”想到微博上曾经看到的博士生之间的搭讪:“So, how is your research ? ”我有点想笑,但忍住了。“我研究自然遗产。”“我研究气候变化。你田野在哪里?”“台湾。”“我田野在库克群岛。”“哦。” “第一次到库克岛时,我就意识到我来得太晚了,我们这一代的人类学家都是迟到的一代,全球化已经无孔不入了, 岛上的人都跟我讲英语,他们穿着跟我们一样的衣服,到处都是天主教的教堂……对了,台湾岛怎么样?”“台湾很有趣,我的田野并不在台湾本岛,而是介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一个离岛,它因为内战而长期封锁,刚开放不久。”“开放就意味着破坏,很快就看不到那些完整的仪式,讲方言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传统的建筑也会被拆掉,这都太可惜了。”“这些固然可惜,可厚古薄今就一定对吗?比如我的田野是一个传统文化保存的很好的地方,有很多几百年前因儒家兴盛而建的宗祠家庙,可同时那里的女性地位也很低。”…… 他沉默了一下,接着问我:“你平时喜欢运动吗?” “跑步和游泳。”“我喜欢攀岩,攀岩是一种探讨身体和空间的方式。”我终于没忍住笑出声来,这个句式我听过,我不记得我认识的哪位博士说过:“写作,是一种与世界沟通的方式。”按照这个模式造句:滑雪,是一种探讨身体和地景之间关系的方式/打猎,是一种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后来David就不再来找我聊天了,院子里的夜晚就格外的宁静,我会用手机放点音乐,有时候他们的笑声会从大厨房传过来,我觉得这样的距离就刚刚好。

有一天晚上, Frédéric 跑来问我:“我要去抓鱼,你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吗?”我点点头,跑回房间换了鞋子,跳上他的车子。抓鱼的地方在岛的另一侧,走完主干道之后,有一处被铁链锁起来的入口。他下车去用钥匙打开铁链,告诉我,这是研究中心锁起来的一块珊瑚潟湖(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隔绝或周期性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即可形成不同水体性质的潟湖),他经常需要来这里抓鱼回去作实验。“你不是说要给我们上课吗?”“后来大家商量还是决定取消了,你不知道,这里面其实很复杂。”“那你给我讲讲吧。”“算了,我不想打击你的学术理想,实验室的政治斗争,不仅布鲁塞尔有,巴黎有,即便是这么远的Moorea,也不能免俗。不过我在这里做博士后也是过渡,我并不喜欢这里,我还是想回到西欧。”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叹了一口气以示共鸣。

在泥土小路上颠簸几分钟就到了潟湖边。他从后备箱拿出渔网和水箱,递给我一个头戴式探照灯,自己也拿起一个戴上。我觉得他看起来像个矿工。我跟在他身后往水边走,远处的天和海连成一片,月亮挂在海的尽头,隐隐约约看得到大溪地主岛的灯火。潟湖边很安静,能听见风掠过水面的声音和鱼在水里撒欢的声音。

夜里退了潮,许多珊瑚礁露出来,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深深浅浅的洼地 。Frédéric蹲在水潭边,指着一群硬币大小的乳白色的鱼对我说:“这里的人叫它manini,法语叫poisson chirurgien(刺尾鱼,也叫外科医生鱼),我们今天就是要抓它回去,要抓四十只。这种鱼很有趣,它紧张的时候身体会变色,你看,我们走近了,它们的身体会渐渐地浮现一些黑色的图案,有些是斑点,有些是条纹。” 他拿出渔网捞起来一只,递到我眼前,接着说:“还有一些特别紧张的,会全身变成透明,不过不常见到。” 接着把鱼扔进了水箱,说:“我们分头去抓吧,每人的任务是二十只。”

抓鱼抓累的时候,我抬起头,又看到了流星划过,我觉得这里可比西欧要好啊。当然,以“游客”的身份,到哪里都会觉得好吧。

Faire la mur(翻墙出逃)

第一个周结束时,我俨然已经到了对集体生活忍受的极限。但是课程和生活安排,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独处的时间。我很奇怪,为什么一向崇尚个人主义的法国人却可以忍受?或者说,享受?

第二轮的社会科学周,从法国本土飞来了人类学者授课,我原本是很期待的,结果第一堂课的第一个小时,他居然一直在兜售自己的新书,这实在让我忍无可忍。于是,趁着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溜了出去。研究中心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墙和大门,我走到路口时正遇到Frédéric买菜归来,他从车窗探出脑袋:“你不上课吗?”我示意他嘘声,他接着小声问我,“tu fais la mur ? ”我才知道原来法语里也有这样的表达——翻墙出逃。我说:“我实在需要一点新鲜空气。”他说:“你就在附近散步吧,不要走太远了。岛上虽然没有野兽,却有很多原住民,他们会偷东西。”我有点诧异他的说法,但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不想他阻碍我出门。

走了十几分钟之后,我拦下一辆车,一对夫妇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他们问我去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让他们带着往前一段就可以,他们允许我上了车,坐在后排的儿童座椅旁。这位丈夫是法国本土人,在电力系统工作,妻子是法国人和本土的混血,在当地政府工作,她特别热情地转过来跟我聊天。她长着法国人的眉眼轮廓,原住民的肤色,短短的头发,像极了哈利·贝瑞。小女孩随了妈妈的长相和肤色,一个劲儿的叫我 “Tata ”(法语Tante 的缩写,用于儿童口语),她妈妈笑眯眯地跟我解释:“她叫你阿姨。”“在法国本土,只有真的亲戚才会被使用亲属称谓,其他的人不论年级大小一律都称“先生”,“女士”。”“这里不一样,大家的相处很随意,没有本土那么多规矩。”丈夫接着说:“所以我来这里安家,这里比在本土舒服太多了。”我接着问:“很冒昧的问一下,殖民地和海外领地到底有什么区别?”“那可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海外领地,我们有选举权,法国的总统我们也可以投票的。而且,我们也有跟本土几乎一样的社会保险…… ”

我在一段房屋比较密集的路段下了车,刚跟他们道谢告别,就听见路边的凉棚下一位原住民大叔冲我挥手,“过来呀,过来呀。”他递给我一只凳子,问我要不要水或者水果。我从包里拿出perrier的气泡水给看他。大叔有五六十岁的样子,典型的原住民个长相,皮肤黝黑,头发已经花白。他用浓重口音的法语问我:“日本人?中国人?”“中国人。”“游客吗?”“不,我是人类学家。”他大笑起来:“我们这里常有人类学家,但是第一次遇到中国的人类学家,还是小姑娘。”“经常有人类学家吗?”“经常有啊,大部分都是法国本土来的白人,男的,过来跟我们聊天喝啤酒。你也要来点啤酒吗?”“我不喝酒。”“人类学家很少有不喝酒的。”“这你都知道?”他指着角落里一整箱的空啤酒瓶说:“你看我已经攒满了一箱空瓶子了,我可以去买第二箱了。我们这里的酒瓶回收,拿这一箱空瓶子,去买新的一箱可以半价。”“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实施多久了?”“好像是去年开始的。你研究什么,想聊点什么呢?”“随便聊聊吧,我不研究你们,我研究台湾。”“台湾啊,我的祖父就是中国人。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中国人的后代。” “那你有中国名字吗?”“没有,我叫图瓦黑(我忘了问他怎么拼写,只记得发音),这是大溪地语的名字,我也有法语的名字,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法国老师取的,我们每个人进了学校都会有一个法语名字,我叫Fran?ois,但是我可不喜欢这个名字。”“你也是那时候学的法语吗?”“对,那时候我们必须学法语,在学校里和小伙伴们说话也要用法语,如果被老师听见我们说大溪地语就会被惩罚。”“怎么惩罚?”“用棍子打手心,打完了我们要双手交叉抓着耳朵蹲在地上。”说着,他用手抓住耳朵给我看,“就是这样。但是最坏的不是法国老师,而是我们这里的人,有一批人最先学了法语,给法国人工作,他们来执行这些处罚。他们是大溪地的叛徒。”图瓦黑说起几十年前的事情,还是很愤怒的的表情。

我接着问了他家里的状况,他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的女儿在大溪地读书;儿子比女儿大一点,他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希尔顿酒店工作,做服务生。他是个奇怪的人,他是个男孩,可是他觉得自己是女孩,他也喜欢男孩。”“homosexuel?(同性恋)”“对对,就是这个词 homosexuel。他工作以后就住在酒店的宿舍里,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会带一些很好的烟给我。”“希尔顿酒店存在多久了?”“好几年了吧,我也不记得,我们这里很多年轻人都在酒店工作。他们觉得是时尚,但是我不喜欢这些酒店,我有时候出海打鱼,会看到酒店的船开到很远很远的海上,把垃圾都倒进海里。Moorea有好几个大酒店,他们都这样做。”“你现在还打渔吗?”“会的。我们有我们的历法,每个月月圆前的四天是多鱼之夜(la nuit poissonneuse), 那晚我会出海,有时候跟同伴一起,有时候自己。”“打来的鱼自己吃吗?还是卖?”“自己吃吧。当然,如果收获丰富,我就在这个凉棚底下卖一些,附近的人会来买。”我想,我的同伴们每天带回去的鱼,大概就是跟其他的“图瓦黑”买的吧。“你能不能带我去打一次鱼?”“可是现在月初啊,最近鱼很少。”“我从来没有打过鱼,我想体验一下。”他犹豫了一下,说:“其实我的船坏了,我下午试着修一下,如果修好了我打电话给你。”

告别了图瓦黑,我拦了一辆车回到驻地。Elina 见到我,尖着嗓子说:“你去了哪里啊?午饭的时候没看到你,大家都在问呢。” “我自己出去做田野调查了,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我还遇到一个渔民,也许明天我要跟他出海去打渔。”叫David的老师突然出现,连声说no, “你不可以去,这太危险了,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并不被这些岛民看好。Frédéric 还遇到过小偷。总之不能去,再说,明天你们有安排好的田野调查,去参观菠萝果汁的工厂。”我没有反驳他,心里已经做好了再次翻墙出逃的准备。

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了当地号码的电话:“Allo,我是图瓦黑,我的船修好了,你明天要来吗?”我跟他约了早上八点,我要赶在他们去果汁工厂前出门。当天夜里,同是人类学系的姑娘Katrine去敲我房间的门,“听说,你今天遇到了一个渔民,你要跟他出海?”“对,他们不让我去,但是我会偷偷去。”“我可以跟你一起吗?”“你不去果汁工厂吗?”她翻了一个白眼:“果汁工厂,听起来就很无趣,我可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太好了,那明天我们七点半出发。”“好,一言为定。”

我们到约定的岸边,图瓦黑正忙着把一些盒子往船上搬,他的船很小,船头有马达,有两排座位,最多容得下四个人。见到我们,他就打开盒子给我们看,“这个盒子里是打渔的工具,有鱼线和鱼钩,还有渔网;这个盒子有一些肉,用来做饵;最后这个盒子里是一些水果,给我们自己准备的。”Katrine 跟我激动地跳上了船。

船“突突突”地在海上航行,船下的海水随着与海岸线拉开距离而改变颜色,离岸边近的部分是灰绿色,泥沙,落叶和海浪形成的泡沫混杂在一起,船的动力把浑浊的漂浮物推开。我对图瓦黑说:“我开始本以为我们会划独木舟出去,没想到是这样的动力船。”“我们很早都改用这样的汽油动力船了,没有人再划船,太慢了。不过我知道现在有人用独木舟带游客出海,他们收费很贵。”海岸越来越远,海水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浅一点的地方是绿色,可以清晰看见海底的石头和珊瑚;深一点的地方是蓝色,看不见海底的样子;稍远一点的地方有巨大的白色游艇停在水面,一个穿比基尼的女人走出来又走进去。

图瓦黑把船掉头驶回绿色的浅海区停下,接着从盒子里拿出了一条大鱼的部分身体,切成一片一片,Katrine 说:“我们吃过早饭了。”图瓦黑大笑:“这是鱼饵。”说着把鱼片挂在鱼钩上,重重地向远处的海里扔出去,然后把鱼线交到我的手中;他接着准备下一个鱼饵,我小心翼翼地握着鱼线,很快就感觉到鱼来咬饵了,拉了拉手中的线,能清晰的看见鱼离我越来越近, 图瓦黑站起来帮我把鱼从鱼钩上拿下,告诉我这只鱼叫做baliste(扳机鱼,也称鳞魨)。我根本没想到如此轻易得捕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条鱼,我激动地站起来,对Katrine 说:“你看我的鱼,它美得像个假鱼。”这句话说出去,我突然为自己贫乏的见识和词汇而感到惭愧, 对于美好的事物的称赞,居然是——假的。是我们的生活里太缺乏美,还是太缺乏信任?

那天早上,我们自己钓到了鱼,还看到了海豚出水,听图瓦黑讲他曾经见到鲸鱼。那是在一个多鱼之夜里见到的鲸鱼,因为渔民出海一般不会把船开到潟湖以外的大洋里,而鲸鱼也很少游到潟湖里来。他说他一生也只见过两次,而我和Katrine一次都没有见过。回程的途中,船的马达坏了,我们真的实现了划船回去的念头。在海边,我们把鱼放回大海。告别图瓦黑之前,我跟Katrine各自拿出一点事先换好的太平洋法郎给他,他坚持不肯收。他说:“我们是朋友,我怎么可能收朋友的钱,这是在羞辱我。”他又用到了insulter这个词,一开始别人告诉我,称呼“您”也只有在insulter的情况下。

他指着门前一个笼子对我们说:“下个礼拜再过来吧,我请你们吃螃蟹,下个礼拜就净化好了。”“净化?”“对,海里的螃蟹是直接可以吃的,陆地的螃蟹不可以。地上太脏了,海是干净的。我们抓到的陆蟹都要放在笼子里养,用椰子的果肉喂养七天,或者更久一点。我昨天抓的,还要在等六七天才可以吃,吃得时候,螃蟹的肉会有椰子的香味。”学术训练带来的敏感,让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不一样的宇宙观,在别的文化中,大多是天与地的对立,而这里却是陆地和海洋的对立,陆地代表污秽,海洋代表洁净,这多新鲜啊,可是留给我追踪这个主题的时间却不多了。Katrine 说:“我很想来,但是我们恐怕等不到七天之后就要离开Moorea了。”图瓦黑让我们等等,跑回房间,拿着两串贝克串成的项链递给我们,“希望你们能再回来,我不会搬家,下次还到这里来找我。”

这一周的第三天下午,我又找了机会溜出去,沿路拦顺风车到了岛的另一端,看到汉字招牌的中餐馆的时候下了车。餐馆的名字叫做“金湖饭店”,这个名字让我觉得亲切极了,因为我的田野金门,也有一个同名的饭店,是金门岛最大的饭店 。这家餐馆的老板娘是华裔,丈夫是法国人,有两个不会说中文的儿子。她是1980年代末跟随早早嫁到大溪地的姑姑来了这里,最初跟着姑姑做黑珍珠的生意,结婚后便开起了中餐馆。岛上的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便持续稳中有涨。谈起近几年回国省亲的见闻,她惊叹祖国的变化, 因为此处有了丈夫和孩子,却也并不觉得失落。

她一边讲着故事,一边带着我前前后后地参观,工人在院子靠海的一侧焚烧前一天的垃圾。她告诉我:“这里的习惯就是把垃圾焚烧掉,早年垃圾少,变成烟和灰,随风就散掉了。现在垃圾越来越多,光靠烧是不够的。前几年,法国人在餐馆对面的山上,修建了垃圾处理厂,烧不掉的那部分就送去了那里处理。”“那里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不知道,好像也是烧,也好像是运到远处的海里倒掉吧。”“我能去看看吗?” 老板娘笑出声来:“那有什么好看的,你的兴趣还真是特别。我也没去过,不知道怎么去,每天早上有专门的车来统一收了运上去的。你打电话给政府的人吧,他们肯定有办法。”

我真的打了电话给政府的人,去参观垃圾场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我知道研究中心肯定有办法,但是他们不会帮我的。于是悻悻地回去了。

后殖民时代的反思

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我们被安排集体探访当地的中学,我没有再逃避。学校建在蜿蜿蜒蜒的半山腰的公路旁,一群驾着沙滩车的白皮肤年轻人呼呼啦啦的开过去,留下噪音在山间久久地回荡。教学楼都是新式的混凝土建成的房屋,草场边儿有几个木制的凉亭。学校的负责人——一个中年法国男人出来接待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教室里,我们像第一天那样又做了一轮自我介绍。吵吵嚷嚷的学生被分为四组,配合我们做访问。

我和Tristan 的小组有六个女孩,一个男孩,我们把他们带到草场边儿的凉亭下坐下。 女孩们有些害羞的笑,等我的目光扫向她时,她拿出一个黄色的抱枕挡住了脸,一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开场,从我读硕士开始,在陕西调查过女性认同,在山西调查过鬼神信仰,在福建调查过宗族传统,在台湾调查过遗产保护,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调查对象,可是这么正式拘禁的访谈,却是第一次。我们的学科,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主张以参与观察作为田野调查的方法。之前的所有田野,我总是会找一个合适的身份去进入我调查的群体,从来没有约一群访谈对象,用设置好的问题,等待一个他们组织过语言的答案。也或许,从前我的田野调查都是对我的本文化群体用母语进行,除了在台湾的时候被嫌弃说话不够志玲姐姐般温柔,几乎没有遇到交流上的任何障碍。

Trsitan悄悄跟我说:“我不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你来开场吧。”我想了想,说:“你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里有几个人……”Marie,Justine, Anne …… 所有的孩子,都说流利的法语,有一个法语名字。我接着问她们将来想做什么,女孩们给出了统一的答案:空姐。“为什么呢?”“我姐姐是空姐,她常常飞澳洲,我想要跟她一样。”“我想要去巴黎旅行。”“薪水很高啊,可以买很多漂亮的衣服。” …… 唯独有一个叫Sophie的小女孩例外,她想要成为一名舞蹈家,说着她就站起来走到凉亭外,踢掉脚下的人字拖,跳起了舞。另外两个女孩走过去加入她,还哼起了当地的民谣为自己伴奏。风吹过的时候,大朵的红色扶桑花落下……那个画面真是美极了。

Simon喳喳呼呼的跑过来我们的小组,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对我说:“我跟他们的访问中,有人说 ‘头疼’。比如,这几年旅游业发展,空气和海水被污染了,他们总是觉得‘头疼’;还有刚才又有沙滩车开过,他们说那种噪音也会让他们‘头疼’;还有还有,今年一月份连着下了很久的雨,也让他们觉得‘头疼’…… 我觉得‘头疼’可能是个关键词,你快问问你的小组的成员,他们是不是会‘头疼’? 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可以当作我们结业报告里的重要内容拓展开来,Kirschenblatt-Gimblett Barbara曾有一本讲旅游文化的书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类学家Han , 也编过一本Tourism and Glocalization ,从东亚的视角分析了这个张力……”他兴高采烈的阐述着自己的论点,掉出一个接一个的参考书目。 那一刻,我也觉得“头疼”。我终于开始厌倦这种高高在上地所谓科学家视角,他们根本不愿意拿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了解受访者/被观察者真正的生活面貌,偶然抓住的一两个重复出现的词语便如获至宝,接下来只用简单粗暴地去寻觅与此相关的线索来佐证自己的预设。对于“开发”的批判和对于“环保”的鼓吹,对他们而言,与当地的居民的生活无关,只是跟西方的“政治正确”有关。当地的语言是否有“污染”的概念?海水有什么变化?垃圾场建在哪里?多少吨核废料从本土运来这里?没有对这些生活中的具体事务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观察,仅凭一段中学生的访谈,加上几篇参考书目,就可以造出一份严肃的民族志报告?这比用咖啡机碾碎的海藻,用泳镜代替护目镜做出的试验更加儿戏吧!

…….

殖民时代早已经渐行渐远,可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和地区,又因为资本冲击,进入了新一轮的隐性“殖民”之中,也许“殖民”二字显得太重,那至少是一种新形势的剥削吧。如同法国政府为玻利尼西亚群岛居民,提供高额社会保险,以及就业机会,但是同时依然掌控该地区的外交/国防/财政和司法权,高等教育也由法国人主导,除此之外,还不断将核废料运送投放在玻里尼西亚海域。相比社保和就业上的所获取的利益,玻里尼西亚人民似乎付出了更加昂贵的代价。

同样地,由于全球化流动的便利,加上外汇上的优势,近几年国内的东南亚旅游颇为火热。诚然,旅游产业为目的地国带来了经济发展,酒店/餐饮/娱乐/交通,甚至是色情产业,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带来了经济活力,但这对于一个社会的长久发展,是否真的起到了良性推动作用,还需要谨慎的思考。如同我在Moorea观察到的,渔民的儿子去了五星级酒店做服务生,原住民中学生的理想是做空乘,此处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职业本身的高低贵贱,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另一种形式的剥削。通过短暂的利益输送,达到长期对于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麻痹,并持续在一种隐性剥削的关系中发展下去。

反过来,作为旅行者本身,短暂的旅行把人带到遥远的国度,许多人享受到了在本社会无法享受到的物质体验,短暂的感官刺激,让人忘记掉自己在本社会的阶层,或者说让人暂时进入了超越自己本身的阶层的幻觉之中。

当然,如果抛开了各地的自然基础,地理因素,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去空谈今天的经济结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未免有些草率;只是,我们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便捷和旅行带来的感官刺激同时,保留对于他者命运的关怀,却是极其必要的一个同理心。

尾声

两周的Summer School 结束后,我乘船回到大溪地。从码头出来时Ronald戴着墨镜等在出口处,见到我时说:“好久不见!”是啊,五年的确算是很久了。Ronald是法国人,也是我和éric的旧同事。在上海的那一年,我们常常下了班一起吃饭喝酒,他当时交往着当年上海世博会的世博小姐,是一个大溪地姑娘。2012年底我离开上海,后得知他次年也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生涯,来这岛上结了婚安了家,现在在这里的中学里做数学老师。我在他家再次见到了他美丽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曾谋面的孩子,都是男孩,大的已经上学校,小的刚学会走路,他们叫我 “tata ”,我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称呼,有种久远的亲切感。

吃过饭,Ronald开车载我出去环岛,带我去看了火山熔岩遇海水冷却后形成的黑沙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黑色的沙子,用手去抓,手却不会染黑,我惊喜地在沙滩上跳了起来……他说:“很多人问我是否后悔过放弃外交官的生涯,你现在看到了,我再也不用每天西装革履并且言辞谨慎的代表政府去工作。在这里,我只是我。给学生上完课,我就去冲浪,浮潜,或者海钓。上海的生活跟巴黎很像,而这里像是它们的反面。也许你不相信,我常常还觉得大溪地太热闹了,我想搬去Moorea,但是现在孩子要读书,要考虑他们的环境,等他们大了,我真的要搬去一个更安静的小岛。到时候也不用再工作,饿了上山采果子,下海打渔,这些都是免费的。”他接着反问我:“你喜欢这里吗?有没有考虑来这里生活? ”“我可不会打渔。”“玻利尼西亚大学也有人类学系,你毕业了来教书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太阳从海的另一端开始下降,余晖撒在黑色的沙滩上,熔岩的颗粒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辉,有人抱着帆板从岸边折回…我蹲下身,抓起一把黑色的沙子,小心翼翼地用纸包起来,准备带回国。至少,让自己记得,在海的另一边,还有这一种生活方式。

回到上海时,我再次见到éric时,他兴奋地跟我说:“这次谈得很成功,我们的项目马上要签约了,我们要在大溪地开始工业养鱼了,我以后要经常去那边咯。”“你要去大溪地做渔民了吗?”“嗯,我们要养石斑鱼,还有鲍鱼和龙虾,很多海鲜,我们投资了十五亿美金,要修建一个大溪地海洋产业园,大约每年的海产品要达到20万吨!”“那都卖给谁啊?”“会有很多运到上海来,也会销到欧洲吧,你可以在网上查我们的新闻啊”……

新闻里说,他们马上要开始在玻利尼西亚群岛修建防波堤,修公路,渔场,会雇佣很多的当地人来养鱼,他们还也会建新的工厂,把鱼加工或者包装,会有很多很多的大船开过来,把这些鱼运到世界各地……

我又想起了电影《The lost city of Z》中曾有这样的情节,英国探险家带着儿子来到亚马逊森林中寻找代表神秘文明的古城,发觉原住民获取食物的方式是——采摘一种植物的叶子,将汁液挤入河流之中,随即有鱼类漂浮到水面,原始人将鱼捕获。让探险家惊讶的是:“他们每次只取自己需要的数量。”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去玻利尼西亚,还有没有机会登上Moorea岛。如果我还有机会再去的话,能不能再见到图瓦黑,能不能在多鱼之夜出海去看鲸鱼,能不能尝到用椰子喂养的螃蟹?也许不久的将来,我在上海,或者巴黎,都能吃到来自玻里尼西亚群岛的鱼或者螃蟹,但不知道会不会有椰子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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