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作品促进了儿童教育的发展，也促成了儿童文学的形成

【编者按】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儿童生来是一张白板，即他们的心灵壁橱是空的。这一观点影响了儿童文学叙述中对知识与经验的呈现方式。《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的作者塞思·勒若认为，“在过去的三百年中，洛克的理论对私人指导与公众教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教育家的影响都要大。如果说他的作品协助促进了儿童教育的发展，那么它同样促成了儿童文学的形成。”此处摘发这本书中的相关论述。

“儿童，”18世纪早期教育家约翰·克拉克写道，“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他们生来没有思想，通过经验学习。他们的“第一位相识……是可感物体，这些物体必定用各种不同的观念，将空空的心灵壁橱填满”。他继续说道：“教育的任务，就是陪伴和呵护，孩子们度过脆弱敏感的童年，庇护他们尚无警觉意识的单纯心灵（他们尚无能力感受事物的本质和因果联系），让他们不至于偏离轨道，沉迷于虚幻的感官快乐。”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塑造心灵的美德”，而教学大纲（语言、历史、数学及修辞等）是通向这一最终目的的量化过程和形式。克拉克还说，人们或许会认为，鉴于教育是年轻人身心发展的中心环节，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书籍想必“卷帙浩繁”。然而这样的书并不多，而且到最后，“在英语文献中，我还不知道哪一本像洛克先生的书一样值得精读”。

《教育漫话》

在洛克之前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儿童书籍

约翰·克拉克与他的许多教育界同辈一样，早已被人遗忘。但约翰·洛克没有被人们忘记。在《人类理解论》（1690），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在《教育漫话》（1692）中，洛克提出了一套关于教育的哲学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人在出生时并不具备天赋观念，孩子们通过外部世界的经验进行学习，图片、玩具和模型能够帮助孩子学习字词和概念，教育应寓教于乐。以此，在过去的三百年中，洛克的理论对私人指导与公众教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教育家的影响都要大。不仅英国，连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都尊崇洛克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开创性人物（或许可以说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之父）。如果说他的作品协助促进了儿童教育的发展，那么它同样促成了儿童文学的形成。萨拉·特里默（Sarah Trimmer）女士于1802年写道，在洛克之前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儿童书籍，然而，“当寓教于乐的想法……被洛克先生提出后，儿童书籍便应运而生”。通观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儿童书籍都以洛克的哲学理论和心得体会为基本立足点。例如，他认为儿童生来是一张白板，即他们的心灵壁橱是空的。这一观点影响了文学叙述中对知识与经验的呈现方式。的确，可以说自18世纪早期以来，儿童文学的主导认识论便带有浓重的洛克色彩。在否定了具备天赋观念的可能性后，洛克及其追随者将儿童转换为教育的产物。而通过将教育聚焦于感性经验，儿童文学作家不断写出与世上各种事物的遭遇，作为成长的故事。不同于古老的中世纪传奇和班扬的《天路历程》，经验的发生次序并不是对预先存在的条件和信念的证明。同样地，不同于礼仪手册——它是先前社会教育的基础，洛克提出的行为模式并非单纯以建立一套端庄得体的行为范式为立足点。洛克式的叙述描绘了儿童对事物和行动如何反应、吸收以及表达反对。比如，童话书《小好人“两只鞋”》（Little Goody Two-Shoes，1765年由约翰·纽伯瑞首次出版）便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经历成长教育后，最终成为一名老师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有一回是小女孩帮助她的邻居收割草料，“多年以来，那些草料总是因为潮湿的气候而严重受损”，无法收割。因此，小女孩“发明了一种工具，指导他们在何时收割草料，能够确保其不变质”。长大后的小好人发明了晴雨表——由于它的有效应用，一些人视她为女巫。在此，技术并不是智慧的衡量依据，而是一种原始崇拜的标志。这个小小的细节也成为小说剧情的焦点，它充分体现了小好人作为经验主义教师的角色地位：一位世界的观察者、测量工具的发明者、迷信和古老的民间传说的反对者。

约翰·洛克

当然，从更大范围来说，洛克对整个英语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小好人“两只鞋”》之前，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便遵循了洛克提出的许多原则，从小说通过叙述鲁滨孙掌握的技能来着重强调知识细节，到描写主人公需要与后来到他岛上的人签订书面契约的细节，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的“小说之兴起”这一概念便将洛克（以及清教徒）置于中心位置。正如伊恩·瓦特所论述的那样：

一开始，情节中的演员和他们的活动场景须被置于一种全新的文学视角之下：情节必须由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演绎，不像过去，都是在大体合乎人类习俗的背景下，由几种普通类型的人出演。这种文学上的转向，与反对普遍性、强调特殊性的思想相一致，而这两点也是［洛克］哲学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

用洛克的话来说：“我们的知识开始于特殊性。”对儿童以及成人文学而言，这一基本信念成为许多道德成长故事的写作动机，而这些故事都以对外部世界的感性认识为中心。我们随着鲁滨孙和小好人一起，进入一个个特殊的生活情境中。早期教育就像洛克说的那样，指引着我们探寻那些场景。

这一生活的情节主线寓意深远。在洛克的世界里，填满儿童的空间的不是一些“符号”，即之后会发生的救赎的象征，而是各种客观实体，洛克使用“玩物”（plaything）一词指代它们。这个词不仅指称育儿室或卧室中的玩具，也指教人感性行为和道德行为的经验对象。

“玩物”一词最初出现于17世纪末，用于指代玩具，但在洛克及其追随者那儿，这个词成了一个具有娱乐性质的认识论术语。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写道：“儿童永远不会觉得这些‘玩物’乏味、枯燥、没有乐趣。”不论是纸片、鹅卵石，还是在房间里随意找到的小物件，莫不如是。发现和创造这样的玩物应该成为儿童的学习活动，即使是一些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驾驭的复杂事物（“陀螺、鱼叉、板羽球或其他类似的事物”），也应该“费些力气去做……并非为了涉猎广泛，而是为了练习”。玩物同样可以用来教儿童阅读。字母可以印刻到骰子和多边形物体上，词汇可以变成玩具，书籍本身可成为令人愉快的事物。洛克对此类玩物的提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18世纪40年代，约翰·纽伯瑞在预售的书中附送了玩具球、针垫、计数的石子和多边形模型等。同样由于洛克这一倡导的影响，甚至儿童书籍本身也以“玩物”来命名，比如，纽伯瑞的《给儿童的小玩物》（Pretty Play-Thing for Children）以及玛丽·库珀（Mary Cooper）的《儿童的新玩物》（Child’s New Play-Thing，1742），后者带有字母、音节、图片和词汇，它们被印出来贴在卡片或积木上，用以教导孩子们如何阅读。这本书成了装潢儿童房间的又一件物品。洛克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儿童文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对教育理想的设定——个性、自我掌控和勤奋的品质都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还在于他对感官经验特殊性的强调，对世界上各种玩物的推崇，以及为此创作的用以解释填满心灵的物品的形象语言。经由这种文学，我们发现儿童面对的是凌乱的房间、杂乱摆放的壁橱，以及有待清理的整个家庭空间。这不只是简单的邋遢场景，更是真实形象地表现了洛克的知识图景。不只一本书像1749年萨拉·菲尔丁的《女教师》——长期以来被视为第一本专为儿童创作的长篇小说——那样，开篇即体现了这种洛克式的杂乱陈设：“若你浏览很多书只是为了说你读过它们，而不会利用从书中获得的知识，请记住这个道理，‘大脑就像房子，如果里面塞满了东西，但并没有按一定的条理安置好，它就只是杂物间，而不是陈列整齐的房间’。”菲尔丁紧接着讲述了沃特金斯家的两个女孩的故事，她们总将自己的衣服和物件堆成“杂乱的一团”，总爱“将所有物件都塞到抽屉中”，因此总是在真正需要时什么也找不到。这个小故事教给人们的道理是：“将大量知识填进大脑，而从不留意其内容和实质，这样既不能指导这些傻孩子的实践，也不能让他们增长知识。孩子们的头脑只会成为一团乱麻，就像沃特金斯姑娘的抽屉一样。”

《金色间谍》

儿童文学的任务是让人理解各种事物，因此，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无生命物的虚构传记——紧随洛克的作品而产生，这绝非偶然。这类书籍出现于18世纪早期，目的在于讽刺社会。从查尔斯·吉尔登（Charles Gildon）的《金色间谍》（The Golden Spy，1709）到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原子的冒险》（Adventures of an Atom，1769），再到查尔斯·约翰斯通（Charles Johnstone）的《一枚几尼币的冒险》（Adventures of a Guinea，1760）和托马斯·布里奇斯（Thomas Bridges）的《一张纸币的冒险》（Adventures of a Bank-Note，1770），还有数不胜数的其他书籍，言物的文学作品遍布伦敦书商的书架。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小说一样，它们都是片段性的历险故事，关乎对特定职业、商业和工艺的展现。由此观之，仿佛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也可以成为小说中的角色——似乎笔、硬币、玩具、书籍和马车等才是我们生活的代言人，我们自己反而要退居次席。

这些小说属于童书吗？一些现代学者在18世纪中期儿童文学兴起的语境下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探讨。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那些书并不像是为思想尚浅的儿童量身定制的。诚然，书中的政治隐喻、哲学思辨和复杂句式看上去似乎与《小好人“两只鞋”》和《女教师》完全不同。然而，其中一些小说对父权、遗产继承和教育问题有所涉及，还有一些书的遣词造句相对较为简单，适合年轻读者。尤其是布里奇斯的《一张纸币的冒险》，几乎有着狄更斯式的开头：关于叙述者的父亲的谜题。“无论是真实的故事还是传奇，主人公通常都会对自己及家庭有所交代，我也会依照惯例这样做。”于是，我们很快便知晓了父亲和银行的故事，了解到“一代又一代，无疑由父亲传给了儿子的无赖行为”，最终真相浮出水面：“不再吊你们的胃口……我的父亲是一位诗人。”

《一张纸币的冒险》是关于“纯种家谱”的故事，今天，我们基本只将这一词汇与饲养的动物联系在一起。18世纪的小说将家养宠物与无生命的物体联系起来，使宠物成为自己传奇传记的叙述者，这样的做法一点也不稀奇。诸如《小狗庞培正传：一只膝狗的生活和历险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a Lap-Dog）、《小耗子游记》（The Life and Perambulation of a Mouse）和《群鸲史记》（The History of the Robins）以及其他许多作品的标题，都带领读者进入一段虽非人类，但极具体验性和感官性的历程。这类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老浪漫传奇的写作技巧、新出现的流浪汉小说以及动物寓言的影响。但它们的教育学和哲学支撑点都是洛克的学说。原因在于，洛克对动物抱有极大的兴趣。在《教育漫话》中，他斥责了常见的儿童蹂躏和折磨宠物的行为。他说道，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应该学会爱护生命。“对于那些无比宠爱女儿的母亲，当她们的小姑娘希望满足自己的喜乐，想养些狗、松鼠和鸟类时，我能给出的建议是要仁慈和慎重。如果小姑娘已经得到了宠物，她就必须费心照料它们，把它们照料好。”对洛克而言，儿童如何对待动物是一个道德测试，也是一种对儿童内在世界的检测。无论是谁，如果“以见到比自己低等的生命遭苦受难为乐，则不大可能具有同理心，也不会友善对待自己的同类”。在一定程度上，洛克的这一论述主要基于他背景更广阔的哲学信条：视共同保护（universal preservation）为自然法则。如果我们能保护敏感的生命，“世界将变得更安宁与自然”（《教育漫话》pp.225–26）。在《人类理解论》中，他甚至还提出，动物也可以推理、记忆和感知（虽然无法全然像人类一样）。动物究竟是人类的缩减版，还是只是类似于生物机器，无法进行思考——用某位 18世纪中期的哲学家的话来说，是“单纯的机械”呢？

洛克的《伊索寓言》

这些更大的问题，造就了启蒙哲学的重要特征，在当时，它们也是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动力。但它们尤其推动了伊索式故事的复兴，而这很大程度上是洛克本人发起的。长期以来，寓言都是学校教育和大众阅读的主流。自15世纪末《伊索寓言》的第一批印刷版本诞生以来，其翻译本、评论本和各种编辑版本在欧洲不断涌现。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指出，《伊索寓言》是“最好的……能够给孩子带来乐趣的故事”。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伊索寓言》清晰有力的风格：这些寓言故事不仅以饶有趣味的方式进行了道德教育，它所使用的简单语言（不论是以英语还是拉丁语来阅读）更是初学者的理想选择。不仅如此，洛克提倡采用逐行对照的形式将《伊索寓言》翻译出来。同时，他认为这些寓言也非常适合配上插图。如果学生手中的《伊索寓言》“随书附图，那就会使他更有兴趣，更能激励他去阅读，这样更有利于知识的增长。如果孩子们只是听过这些可见的事物，那便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我认为，在孩子一开始学拼写时，就应该把能找到的动物图片都拿给他看，并且图片上要印有动物的名字”。1703年，洛克便准备了一个这样的版本：逐行对照的翻译，配以寓言中每一种主要动物的插图，并附上名字。清晰的配图密切服务于他那崇尚特殊性的知识理论，许多寓言被重塑为新的故事——并非关于才智，而是关于自我掌控。洛克的《伊索寓言》践行了《教育漫话》中的思想，因为其中的动物不仅要努力获得食物和愉快的心情，面对其他野兽和人类的威胁，还要打理田间和家中的各种事情，使之变得有意义。

最后，洛克作品留给现代的遗产可能是，对儿童玩物两个方面的关注，即活玩具的故事，以及会说话、有感觉的动物的故事。例如，毫不夸张地说，《小熊维尼》便是一本深受洛克影响的书：这本书叙述精神的成长，注重阅读文本的方式，将一只“头脑简单”的熊的行为习惯作为叙述的中心。在《小熊维尼》中，或者说在洛克影响下写于18世纪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文学的所有主要问题。儿童的道德和理智究竟是什么状况？儿童是否具有思考的能力？儿童与何种事物相似呢？动物和玩具与新生儿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一旦动物和玩具拥有了像人一样的生命，又会发生什么呢？它们会以何种方式挑战我们对人类独特天性的认知，进而影响我们每个人对儿童的认知？这些问题都是基于洛克的教育理论产生的，而以洛克思想体系为轨道进行写作的儿童作家，也就这些问题给出了回答。这些也是洛克版本的《伊索寓言》面对的问题。乍一看，这本书与《伊索寓言》先前的许多版本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为人熟知的古老故事和角色形象，主要角色的插图，对语言和道德行为进行指导的教育目的，仿佛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深究起来，洛克版本的《伊索寓言》与先前的版本又有显著不同。一方面，这本书的开头并没有对伊索生平的介绍。伊索的故事，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7世纪以来的众多版本中，都占很大篇幅，却没有出现在洛克的版本中，同样消失的还有伊索本人的肖像画。不仅如此，洛克的插图没有画出寓言中的故事情节，它们只是故事中的角色画像而已。尽管新的《伊索寓言》英译本不断出现，甚至先前就已出现逐行对照本， 但洛克的这个版本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印刷的特殊性，与之相适应的阅读方式也全面体现了他的教育理论细节。17世纪末，寓言类作品早已不仅是儿童文学的主流，也是成年人的重要读物。讲述机智动物的故事、作为奴隶的伊索本人的故事，都成了服务于政治改革和社会讽刺的工具。从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的《诗体伊索寓言》（Fables of Aesop，Paraphrased in Verse，1651）到弗朗西斯·巴洛（Francis Barlow）的《伊索的寓言，及其人生》（Aesop’s Fables，with his Life，1666），再到罗杰·莱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的《伊索寓言》（Fables of Aesop，1692）和其他许多版本，这些寓言都以简单的故事影射社会现实，发挥着社会批评的功用。王权和联邦、国家统治和宪法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这些寓言的隐含主题。很多版本都着重于伊索的生平以及这位奴隶的幻想：通过想象和诠释，逐渐削弱主人的权威，赢得自由，并最终获得社会与文学上的认可。

洛克版本的《伊索寓言》

洛克的部分目的，是将伊索交还给儿童。他使这些寓言成为适用于教育的文本。他将这些故事中的精致细节、次要情节和描述都一一剥除。事实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线性的记述：直接陈述某个特定角色的行为。这种关注方式决定了这本书的插图的呈现方式。之前各类版本中的插图，都是描绘寓言中的情景，洛克的书则以寓言中77个中心角色（几乎全为动物）的图片开始，按它们在寓言集里出现的顺序排列。图片本身并无特别的想象力。事实上，它们与《新英格兰初级读本》中的插图差别不大。它们是阐释寓言里的字母表的视觉手段。如果按字母的顺序而非故事编排的顺序排列这些图片，它们便和清教传统中的字母书相差无几了。

因此，从一开始，洛克版的《伊索寓言》就是以一本初级读物的形象出现，这个形象至少可以在其中的一则寓言里看到。在古典晚期和中世纪的《伊索寓言》版本中，小偷与他的母亲的故事无疑处于核心地位（我在第二章中已有描述），寓言开头便描述了一个偷取写字板的小孩的故事。这则寓言早期的版本传达出学习本身便是一件珍宝的理念，用一句希腊化时期的格言来说，字母是“理解的最好开始”。在洛克版的《伊索寓言》中，故事中的男孩成为当代的学生，他偷取的不是写字板，而是一本角帖书（与其对照的拉丁文为“tabella alphabetaria”［字母板］）。此处，字母教学工具成了小偷的目标。当代课堂特有的用品渗透进了《伊索寓言》的真实场景之中。

洛克的这一版《伊索寓言》是作为启蒙读物编纂的，而启蒙读物就像初级读本一样，其作用在于不仅教孩子们字母，也让他们了解字体。手写和印刷术能将每一个字母塑造成不同的样子（回想一下，《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开始部分的课程就是这些）。关乎读写技巧的教育的确应该包括印刷艺术。从根本上说，儿童书籍的主题变成了作为客体的书籍本身。

到17世纪末，对字母外形的强调已成为《伊索寓言》传统的一部分。洛克在其《伊索寓言》的序言中对寓言道德内容的关注，还不及对书籍印刷给予的关注。在英语与拉丁语对照方面，如果“词与词之间相互对应，一个位于另一个的上方”，则单词“总是以相同的字体印刷，以体现相互间的联系”。拉丁语和英语中的一些外形相近的短语同样“以相同的字体印刷”。在一些地方，当一种语言的词汇不完全与另一种语言相对应时，“每一个不同的单词会以不同的字体印刷”。当拉丁语只表示一种暗示或是变格词尾，因而有必要添加英语词汇以补全句子的意思时，“这些词汇将会以古英语字体印刷，或是放在方括号里，与其余两种形式相区别”。

因此，洛克的文本本身便是图片，就像动物的图片一样。寓言的视觉呈现也与其主题一样重要。因此，他指出，添加的图片“是为了让寓言更吸引儿童，为了加深这些寓言在儿童脑海中的印象”，同时，他将印刷文字与雕版图案结合在一起，使之在孩童的心灵白板上留下物理印象。心灵是白板，思想被印刻在上面。即使是在洛克版《伊索寓言》的首页，所有的字母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或者说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罗马体、斜体、古英语黑体字、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都在发挥作用。现在，回想一下，那些遵循早期传统的作家，是如何将儿童想象为成人的小写版的；或回想一下本杰明·富兰克林又如何综合了好几代清教的诗学传统，才得以为新英格兰的挽歌指明方向——“你必须把一切写在纸上。”如今，在洛克主义的知识论体系中，这些纸成了洁净的心灵白板。所有字母都写在上面，此时我们再读到男孩偷盗的故事（洛克版第331页）时，无疑会发现，他所偷取的已不再是最初课堂上的白板，而是一块字母板。

洛克的《伊索寓言》把这些关于字母的传统与一种新的对印刷文化的关注融合起来，从而成了一本将字母形象与人的形象结合起来的寓言集。他书中的鸟和兽也都成了角色形象，曾经用于展示字母的形象图片与《伊索寓言》相遇，变得生动而活泼。那些代表A、B、C的静态图像仿佛飞入了寓言家的虚构场景。在这些虚构场景中，为人熟知的古老故事获得新的关注点和新的细节，从而表达了一种强调特殊性的认识论。那么，它们实际上都传达了什么呢？有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洛克用“狐狸与演员的面具”这一故事写了两个故事。首先出现的是狼与头颅雕像的故事：

狼转过身来，欣赏起一家雕刻店的头颅雕像来，发觉（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具头颅没有知觉。他说道，啊，美丽的头颅，你饱含了技艺，却全无知觉。

随后，过了250页，它又出现在狐狸和狼头的故事中：

一只狐狸来到一间音乐室，打量着里面所有的乐器。在房子里的家具中，他发现了一个狼头，其制作工艺精巧，十分精美。狐狸把狼头捧在掌中，说道，啊，狼头，制作你花费了不少智慧，然而你本身毫无智慧可言。

这两则寓言传达的道理十分相近（都在提醒我们要警惕肤浅的美丽），但其叙述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伊索寓言》背后的认识论。这些故事是关于白板的故事，是关于空有大脑的外观却无内在思想的造物的故事。狼的故事似乎足够直白，狐狸的故事则古怪又扭曲，因为狐狸发现的狼头是对狼的艺术表现。狐狸的故事是一种元寓言（meta-fable），一种寓言家以智慧和技艺塑造形象的寓言。狐狸进入一间拥有音乐与技艺的房间，这是将想象视为一种居家环境。在此，心灵成了一个储藏柜、一间装满家具的房间、一个装满思想工具的集合。

在此，没有智慧的技艺是没有价值的，但比寓意更引人注意的是特殊性自身的门类。对洛克而言，音乐并不是十分重要的知识门类。虽然洛克表示“一些乐器具有十分有益的价值”，然而总体来说，他认为，如果要给年轻人列一个须要实现的“成就列表”，音乐或许应该“居于末席”（《教育漫话》，p.311）。一个人的头脑可能被许多事物填满，不仅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成功，还有来自“作家的只言片语”、一点文学皮毛以及一些细枝末节。“当一个人的头脑中填满了”这些事物时，“他便如书呆子一般拥有许多‘家具’”。

或者，正如洛克在《教育漫话》中的其他地方所说的，当一个人“向他的学生灌输自己从大学学到的所有拉丁语和逻辑等知识时，这些家具，就能使学生成为一个优雅的绅士吗”？于是，狐狸的寓言在此便成了一个分心孩子的寓言：就像一位学生，面对着乐器、家具这些肤浅的成就；又像那颗做工精美的头颅，本身却不包含任何真正的智慧。

“技艺与智慧”在孩童的成长过程中应该齐头并进，这是贯穿洛克的《教育漫话》全书的论点，也是形成《伊索寓言》首要寓意的要义。通过公鸡在肥料堆中找到珍宝的故事，洛克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 “珍宝可以理解为技艺与智慧。”结合这两种能力，才能获得掌控力。原因在于，洛克的《伊索寓言》强调的并不是生物的聪明才智，而是知识赋予的对世界的掌控力。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写道，教育的目的在于“教导儿童学会掌控自己的心智”；在此书的末尾，洛克告诫道，儿童应通过教育获得“掌控自己喜好的能力，使自己的偏好服从于理智”。儿童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通常都会企图掌控一切，以自己的意志支配其他人”。各种形式的掌控是洛克哲学著作的核心问题之一。理性、自由和教育，都聚焦于对自我的掌控、对心灵的控制以及与他人协作的意愿。彼得·舒尔斯（Peter Schouls）在他研究洛克及启蒙运动的书中，一开头就这样总结道：“在洛克看来，人类生来便是掌控者。因为，他们拥有走向理性与自由的天性，而正是由于人的理性在生活的各种紧要关头得到锤炼，人类才获得掌控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洛克的寓言成了关乎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的论述研究：关于个体获得掌控世界、他人及自我的能力的故事。《伊索寓言》中有许多关于动物、工人、仆人和主人的故事，洛克在这样的宝库中选择了关于“控制”的故事，意在说明“对心灵的掌控”（用《人类理解论》中的话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的自由”。

因此，洛克的《伊索寓言》是一本关于“自我掌控”的书。这不仅仅体现在寓言故事中，还表现在其更宏大的教育目标上。此书设想学生能够独自学习。标题页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书“为那些尚未掌握此语言者而作，他们可以学习其中任何一种语言”。学生读者在学习掌控中成长，正如此书第一则寓言中的公鸡，他找到的宝石此刻就是书本身——不只是娱乐眼和手的玩物，更是技艺与智慧的结合。这则寓言体现了这样的道理：“傻瓜都不喜欢人文学科，尤其是在他们不知其用途的时候。”洛克的《伊索寓言》是一部关于人文学科的纲要，旨在让孩子们去阅读、实践并增长见闻。

《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美]塞思·勒若/著，启蒙编译所/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