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以小说和诗歌两大领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版图中大师级的不朽地位。在初期和晚期的两段诗人经历中间，哈代将生命鼎盛时期的30年全部奉献给了小说艺术，共为世人留下了14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包括《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等，哈代以其浓郁深邃的悲剧特质、无与伦比的自然描摹功力以及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冷静观照与犀利反讽，成为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英国意识流文学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称他是“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作家”，美国文学评论家卡尔·韦伯（Carl Weber）更是将之誉为“英国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
叔本华哲学的摹写大师
19世纪中叶，叔本华哲学在经历了近40年的沉寂后迎来爆发，它迅速席卷德意志，又横扫英吉利海峡，进而在整个欧洲声名鹊起。可以说，叔本华哲学至少笼罩了其后半个世纪的文学和艺术领域，天性具有悲观气质的托马斯·哈代当然不会例外。对此，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评论独具只眼：“叔本华的杰作《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与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许多首要小说家的关系及对他们的影响，等同于弗洛伊德著作对20世纪晚期至关重要的小说大师的关系及对他们的影响。左拉、莫泊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托马斯·哈代同为19世纪的叔本华继承人……像哈代这样的诗人小说家之所以会受到叔本华这样的修辞学思辨者影响，原因只有一个：他发现自己的性情和情感得到了某种肯定和加强。”
从哈代的笔记看，他很早就接触了叔本华哲学，到19世纪80年代叔本华著作被译成英文之后开始系统阅读，并摘抄了《叔本华悲观论集》中的19条笔记，包括叔本华对痛苦、罪恶、悲剧的观点。其中有一条关于人生痛苦的解释：“除非痛苦是生活直接而当下的对象，否则我们的生存便完全没有目的。不幸，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东西。它使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世界是一个豪奢而安逸的伊甸园，人们就会厌倦而死。”细而察之，这种“人生来就是痛苦”的思想广泛渗透和萦绕于他的诸多作品中：苔丝认为自己降生于一个病态的世界（《德伯家的苔丝》）；游苔莎仰天长叹诅咒上天为什么把她降生到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让她受苦（《还乡》）；小时光老人说“我压根没生下来就好了”，裘德则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不需要他的世界上，“他这个人生下来就是要受痛苦，一直受到他那无用的生命闭了幕，他才能脱离苦海”。（《无名的裘德》）
托马斯·哈代
在哈代看来，本能与欲望是导致人生悲剧的必然因素。他在另一条笔记中写道：“悲剧，简单地讲，可以这样说：悲剧表现个人生活中的一种事物的状态，他的本能和欲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悲惨的结局。”显然，哈代的这一思想同样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叔本华认为痛苦来源于人的生命意志。生命意志的具体表现就是渴望和欲求，它们使人陷入不可挽救的痛苦状态，一步步走向悲剧的深渊，正如瓦格纳乐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那个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Tristan Chord）——半音上升的渴望、半音下行的悲叹，以及两个线条结合起来的和弦。哈代在其作品中也渗透了这一主题：游苔莎的悲剧是由于其本能欲望造成的。她向往巴黎现代都市生活的野心控制了她的心灵，使她一直处于实现自己目标的痛苦状态中不能自拔，最终这种强烈的生活欲求夺去了她的生命。韦狄为满足自己的欲求不择手段，最后在准备与游苔莎私奔时溺水而死。（《还乡》）
无神论者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阐述的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他用极具反讽意味的“箭猪理论”生动描绘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为了避免冻僵，一群箭猪相拥在一起取暖。但它们很快就被彼此的硬刺扎痛了。这样，它们被迫分开。但为了取暖，它们的身体又再度靠近，身上又再次扎伤。这些箭猪就这样被两种苦楚反复折磨，直到它们终于找到一段恰好能够容忍对方的距离为止。哈代用小说的艺术摹写了这种现代人特有的孤独——即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同时又彼此隔膜的孤独。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与淑在生活中相互依存，却又存在隔阂，这使裘德深感孤独，他总觉得永远无法走进淑的内心，两个不顾世俗反对因爱和理想走到一起的恋人却在精神上互相隔膜，这是悲剧性的。《远离尘嚣》中哈代对芳丽·罗宾在漆黑的深夜孑然一身赶往卡斯特桥修道院的场景描摹，充满了种种象征和隐喻，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现代人的孤独。
当然，与作为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的叔本华不同，悲天悯人的哈代对人类的前景始终抱持着乐观与希望。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反复重申自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正如他的自白：“我重复一遍说：我单独地怀抱着希望，虽然叔本华、哈特曼及其他哲学家，包括我所尊敬的爱因斯坦在内，都对希望抱着轻蔑的态度。”
淹通“三界”的借鉴大师
1840年6月2日，哈代出生于农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6岁开始做建筑学徒，后成为一名建筑师（甚至获得过英国皇家建筑师学院银质奖章）因其有着诗歌的天才，且酷爱绘画艺术，他在创作小说时特别注意语言的修辞、细节的描摹和结构的掌控，尤其是对大自然细腻、精湛的描写，堪称世界文学史一绝。作为一名小说家，往往需要向其他艺术进行借鉴和吸取养分，哈代最令人嫉妒之处在于，正是他在诗歌、建筑和绘画等诸多领域都有着不凡的造诣。即使放眼世界文学史，能在诗歌和小说两大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物已是凤毛麟角（歌德或许可以算一个），还能有其他艺术造诣之人就更难寻觅了。
哈代长达10年的建筑师经历让他对结构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求，从第一部长篇小说《计出无奈》（1871）开始，他就显示出善于结构的高超才能，随着他在小说艺术上的不断精进，他愈发注重性格和心理的刻画，以及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小说结构的精心设计。在那部艺术上最完美的作品《还乡》（卡尔·韦伯语）中，小说结构的张弛之美尽显无疑，开头的几章更像是一个慢板乐章，着力于对荒原场景的精细描绘和对女主人公形貌的浓妆淡抹，待到人物的三角关系确定后，情节的推动急遽加速，相关人物也渐次卷入纠葛，直至进入悲剧的高潮。唯一的缺陷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补偿心理，初版发表时追加了一个欢愉团圆的续貂之尾，不免有白璧微瑕之憾。
同时，哈代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以绘画技法描摹自然景物，同时又将景物描写与人物心理描写完美交融。作为一位善于驾驭色彩的文字绘画大师，他视颜色为自己文字绘画系统的第一要素，其笔下的色彩不仅词汇丰富而且色彩的寓意贴切、耐人寻味。有人统计过《德伯家的苔丝》中描写颜色的词语总共出现过100多次，仅对红色的描写就用过“血红”、“朱红”、“淡红”、“茜红”、“玫瑰红”、“紫红”等大约10种不同的词。更重要的是，哈代的色彩词汇都被他赋予了形象而准确的象征意义，尤其是红色和白色在他的笔下有着双重的象征意义，纯洁而易被玷污的白色和热情似火而血腥的红色构成了苔丝年轻生命的主色调，并贯穿了女主人公悲剧性的一生。
《德伯家的苔丝》
更为精彩的是，哈代还通过对光影明暗微妙变化的细腻刻画，来表现人物命运在时间流逝中的戏剧性变化。一个典型例子是那个九月漆黑的夜晚，当苔丝被亚历克·德伯凌辱的时候，“月亮正下沉，所以灰淡的光线也微弱起来，虽然离天亮已经不远，而围场却包围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之中”。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场景是苔丝与克莱尔的新婚之夜，那个夜晚，苔丝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准备忏悔的一刻，“没有火焰的余烬发出稳定的光辉……壁炉台的底面和离壁炉最近的桌子的四条腿也被映得通红。苔丝的脸和脖子映在这暖和的光辉中，她的首饰在这光辉中成了放射出白色、红色和绿色光芒的星座——那上面的每一颗宝石都变成了金牛座α星或者天狼星——随着她心脏的每一次跳动不断地变换它们的颜色”。在此，哈代就像第一流的绘画大师，以其独特的诗性语言淋漓尽致地捕捉对光影的微妙变化，恰如其分地向读者展示苔丝此刻激动、迫切、焦虑、压抑和忐忑不安的复杂心态。
哈代曾评论自己钟爱的画家透纳的水彩画是“一片风景加一个灵魂”，这正是其小说最真实的写照。无论是威塞克斯小镇，还是爱敦荒原，哈代笔下的山川、草木、风雨、水土仿佛都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它们有灵性，和人物的命运、悲喜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此，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在哈代的小说中，我们将不会找到其他作家的小说中给予我们最大快感的某些品质。他没有简·奥斯丁的完美、梅瑞狄斯的机智、萨克雷的范围或托尔斯泰惊人的智力。……他的光芒并不直接照射到人物的心坎上。它超越了心灵，向外投射到黑暗的荒原和在暴风雨中摇晃的树木上。”王国维论词时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分别，哈代浑然一体的自然描摹更接近于后者。
木心先生同样推崇哈代，有一次他感叹道：“文学家、画家，常会羡慕音乐家，而音乐家、画家，恐怕都得羡慕哈代行文的本领：如此长，温和。读时，心就静下来，慢下来。他写苔丝早起，乡村的各种印象描写，无深意，无目的。就是这种行文，描写，了不起。”作为一名小说家，却能淹通诗歌、建筑和绘画三界，无论是语言、结构、描写都炉火纯青，难怪木心先生说就连音乐家、画家也得羡慕哈代的行文本领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反讽大师
作为横跨两个世纪的长寿作家，哈代亲眼目睹了两次工业革命、二月革命、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生横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黎明与黄昏。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犹如中国的开元盛世，经历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维多利亚人志得意满，浪漫华丽的乐章奏响科学进步的颂歌。当时，英国的领土达到了3600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占全球的70%，贸易出口额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正当众多英国人为之心醉神迷的时候，哈代却感受着一个超级帝国的光荣与隐忧。他以旁观之冷眼洞察到宗教的虚妄、道德的伪善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于是他反复书写着宗法制社会的失落、农村田园的悲歌，却把自己留在落寞之地，这种矛盾贯穿他的人生，也映照他的写作。
与科学、技术、经济、贸易乃至海外扩张上大步前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在道德上极端保守。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何帆在其名作《淫书、黄片和法院》中写道：“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连自慰都可以成为犯罪，性话题更是成为普遍禁忌。公然讲出‘胸脯’、‘大腿’等字眼，也被视为猥亵。如果你在英国人家里做客，主人用一整只鸡待客。主人分菜时，绝对不能像今人说话那么直接：‘请问你要吃鸡胸肉，还是鸡腿呢？’而是要婉转地问：‘你要吃白肉呢，还是黑肉？’这里，白肉指的是鸡胸，黑肉则是鸡腿。”谈话中不能公开说胸和大腿，甚至女性在公众场合露出脚踝被视为不雅，可见时人的保守程度。哈代的道德感在于对弱势者的同情与伪善的揭露，以及对父权社会的自觉反省，这一点在其最著名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展露无疑。
苔丝是哈代笔下塑造的最为经典也最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之一，她和游苔莎一样，出身于一个与世无争的乡村，却又对外面的世界心向往之。她渴望一份真挚的爱情，敢于挑战陈规陋俗，命运却一次次辜负和玩弄她的勇气。先是被纨绔子弟亚历克·德伯强奸，又在工业社会中受挫，好不容易拥抱爱人克莱尔，可在新婚之夜，自己的坦诚却让对方受辱。两人从此分居，克莱尔远赴巴西，苔丝陷入困窘，面对亚历克·德伯的二度纠缠，她选择寄人篱下。但是，当克莱尔怀揣着忏悔归来，他却又面临了新的思想斗争。最终，崩溃的苔丝杀死亚历克，自己被处以绞刑……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封面上，哈代大胆地将“一个纯洁的女人”作为副标题，以此来反讽维多利亚时代宗教和道德的虚伪。这在当时显然是极为激进之事，因为苔丝不但失去了贞洁，还犯下了杀人大罪，可哈代却公然为其辩论，她的肉身被玷污，道德却比大多数光鲜男子更纯洁。
要想让这种反讽效果达到最大化，苔丝这一核心角色的塑造就成为小说成败的关键。对此，小说家毕飞宇在《货真价实的古典主义》中透露了哈代的写作秘笈：“在这十七章里头，我们将看到哈代——作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全部秘密，……哈代事无巨细，他耐着性子，一样一样地写，苔丝如何去挤奶，苔丝如何把她的面庞贴在奶牛的腹部，苔丝如何笨拙、如何怀春、如何闷骚、如何不知所措。如此这般，苔丝的形象伴随着她的劳动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在毕飞宇看来，塑造人物并不难，但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有能力写出与他（她）的身份相匹配的劳动，正如不能描写驾驶就写不好司机，不能描写潜规则就写不好导演，不能描写嫖娼就写不好足球运动员。苔丝就在一件件极为日常的劳作中一点一滴地展示出她的纯洁，她的憨傻，她的可爱，唯有如此，哈代所要达到的反讽效果才能表达到位。
接着，毕飞宇略带激动地写道：“哈代能写好奶场，哈代能写好奶牛，哈代能写好挤奶，哈代能写好做奶酪。谁在奶场？谁和奶牛在一起？谁在挤奶？谁在做奶酪？苔丝。这一来，闪闪发光的还能是谁呢？只能是苔丝。苔丝是一个动词，一个‘及物动词’，而不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有的秘诀就在这里。我见到了苔丝，我闻到了她馥郁的体气，我知道她的心，我爱上了她，‘想’她。毕飞宇深深地爱上了苔丝，克莱尔为什么不？这就是小说的‘逻辑’。”为了塑造苔丝，哈代投注了极大的心力，在给好友罗宾·艾伦（Robin Allen）的信中，哈代称对苔丝这个人物倾注了爱慕之情。多年后，有编辑邀请哈代就在伦敦上演的歌剧《苔丝》发表意见，哈代拒绝了邀请，并称其见过苔丝一面，“有辆四轮马车，她坐在车上，但我没有过去和她说话”，仿佛他早就认识了苔丝，而后又亲历她的审判与行刑，这就是小说虚构的力量。在依靠文本叙事的内部逻辑推动悲剧发展的小说中，或许只有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能与之媲美。由此，苔丝之死成为读者心头挥之不去的痛，纯洁的苔丝成了伪善、不公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牺牲品。
哈代之墓
一百多年之后，哈代的小说依然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他笔下的女人和男人们体现出崇高的悲剧尊严，正如叔本华笔下的伊莱克特拉、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和麦克白、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他们都是悲剧性力量的化身。哈代小说艺术的遗产，是名开天眼的温柔与悲悯，是大地与天空之美的震颤，是诗意与想象力的舞蹈，是音乐、绘画与建筑的交响，是所有时代的心灵写照……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给予哈代的精彩颂词：“他所遗留给我们的是某种更为广博的东西。……我们摆脱了生活强加上去的羁绊和渺小之感。我们的想象力被扩展了、提高了；我们的幽默感在笑声中痛快地发泄了；我们深深地吮吸了大地之美。同时，我们被带进了一位悲伤、沉思的精灵的阴影中，甚至当它在最悲伤的心情中用一种庄严的正义感折磨着自己，甚至在它最激动愤怒之时，它也不会丧失对于正在遭难受苦的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深挚的爱。因此，哈代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关于某时某地生活的写照。这是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展现在一种强烈的想象力、一种深刻的诗意的天才和一颗温柔而富于人生的心灵面前时所显示出来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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