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加剧了书业面临的挑战：实体书店被迫关闭，作为大型图书交易场所的各大书展相继取消，图书电商的物流受阻……然而业态更新并非疫情下的突变，变革之门早已打开。近十年来，书业始终面临革新的命题，不断应对新技术与新阅读习惯带来的冲击。《澎湃新闻·翻书党》推出“书业观察”系列，包括全球各地的“观察”，国内业态的“新探”，以及业内人士的“访谈录”，与读者一起探索、记录已经发生或即将到来的变化。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张志强在2020年3月22日至4月22日的一个月间连续组织了12场“疫情与出版”系列在线讲座，议题涵盖在线教育出版、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版转型、疫情相关的图书选题等等，获得了意料之外的热切关注。
疫情期间出版的抗疫读物足有五六百种，实际的阅读效果如何？出版社纷纷转向线上战场，电子阅读似乎迎来了爆发，但“免费的午餐”之后，读者热情是否能持续？张志强教授在访谈中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观察。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张志强 澎湃新闻：
张志强：这次新冠疫情对出版业造成了很大冲击，对实体书店来说是雪上加霜。近年来，虽然政府推出了部分实体书店扶持计划，但仍属于杯水车薪，无法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实体书店仍时刻面临关门的危险。疫情突如其来，由于禁足的原因，导致实体书店门可罗雀。已有不少知名的书店或发出求救信号，或直接关门。而网上书店，由于物流的原因，也同样受到影响。由于实体书店关门、网上书店物流不畅，导致图书的销售受到影响，一方面直接影响到书店等的效益，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出版社的效益。
更重要的是，由于疫情期间纸质图书的物理流动受限，导致电子书的畅销。大众类的作品，民众能轻易地在手机、iPad或电脑上看完。如毕淑敏出版于好几年前的《花冠病毒》一书，许多人是在手机或iPad上读完的。疫情期间，出版社出于社会责任的考虑而免费开放了数据库，出版的数字产品，因疫情的影响而得到普及。但由于我国民众的版权保护意识仍不高，一旦出版社恢复收费后，民众可能无法接受，进而刺激盗版的产生。
疫情期间，民众更加依赖电子设备。由于传输技术的进步，短视频传播得到更快的普及。这中间既有轻松、搞笑的，也有知识性的、趣味性的，调节了大众疫情期间的生活，但也进一步挤占了社会公众的阅读时间，从而对社会未来的发展带来影响。
澎湃新闻：图书并非刚需产品，历史上经济萧条时期图书的销量往往不佳。您认为疫情将给整个图书行业带来哪些挑战，是否也有一些机遇？
张志强：历史上，经济萧条时期图书销量不佳，那是购买力的问题。但这次疫情一开始不存在这个问题。但疫情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有可能会导致民众削减购书开支。
当然，这次疫情也会给出版单位带来一些机遇。
第一，这次疫情给社会公众提供了阅读时间。我们平常经常说：“太忙了，没有时间读书。”疫情期间，假期延长，大家足不出户，有了足够的时间读书，为培养社会的读书习惯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我们疫情期间阅读调查的第一阶段结果看，66.80%的被调查者认为阅读时间比以前提高了，但也有22.74% 的人认为阅读时间没有变化。
第二，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为在线教育做了广告，直接催生了在线教育的火爆，为出版单位的教育出版、数字出版带来了流量。出版单位秉承社会责任，免费开放数据库，也扩大了社会对出版产品、出版活动的认知。
第三，一些图书会因为疫情而畅销。疫情出现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然与社会、技术与社会等关系，疫情期间，这一类图书销量不错。疫情过后，这一类题材的出版也会继续受到重视。
澎湃新闻：电子书的优势是否在疫情中得到凸显？您如何看待未来电子书和纸质书角力的走向？
张志强：由于疫情的影响，毫无疑问，电子书具有了突出的优势。疫情期间，一些出版社开放了数据库，也为电子书进一步做了广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纸质出版的现状与未来》（《新闻界》2018年第2期），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由于内容的差异、呈现方式的差异，未来大众出版将以电子书形式为主，教育出版可能是一半对一半的关系，但专业出版领域，除了工具书等不是以读为主的书籍，可能纸质出版要优于数字出版。就像我们在手机上可以轻易地读完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但可能很难看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柯朗的《微积分和数学分析引论》。
《花冠病毒》、《西方哲学史》、《微积分和数学分析引论》
澎湃新闻：疫情对书业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从这段时间的观察中，您认为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张志强：政府部门和出版行业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首先，这次疫情期间的读书活动能成为全民阅读的试金石，让我们真正了解全民阅读的推广效果、国民的阅读现状。我国大规模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已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次把全民阅读列入其中，至今，全民阅读已连续七年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说明国家对全民阅读非常重视。但疫情期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读书呢，还是刷抖音，刷朋友圈？理论上讲，疫情期间的生活状态，为我们读书创造了时间。但如果对读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话，大概率是不会读书的。
这次我们做了疫情期间读书情况的调查，结果很不乐观。在我们第一阶段调查（4月23日-4月28日）收集到的8198个样本中，对自己疫情期间阅读状况非常满意的读者只占2.49%；较满意的是22.87%；一般的占51.78%；较不满意的占17.55%，非常不满意的占5.31%。很不满意的被调查者超过了非常满意的读者比例。更重要的是，认为阅读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比例只在40%左右。如果阅读的重要性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不读书或者只读自媒体上的内容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现象。
第二，电子书的阅读趋势势不可挡。在我们做的疫情期间的阅读调查中，询问了被调查者接触纸质图书、报纸、期刊的时间和接触手机、电脑、iPad等电子产品的时间。第一阶段的结果显示，纸质媒介接触时间集中在两小时以内，数字媒介接触时间则集中在3-4个小时。54.01%的人选择看电子书刊多一些， 25.1%的人选择纸质书刊多一些， 15.75%的人纸质书刊和电子书刊一样多。毫无疑问，数字化阅读占据了主流，这也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一致。
第三，出版单位的选题质量和出版质量有待提升。这次抗疫期间，出版社出版了五六百种抗疫读物。从理论上讲，这些疫情肆虐期间出版的抗疫读物，是读者最需要的，也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但在我们第一阶段的调查中，只有51.38%的被调查者在“疫情期间，看过出版的与新冠肺炎或流行病相关的图书(含电子书，不包指各种网络文章) ”。这说明，要么这些图书的选题质量或出版质量不高，读者不需要看；或者是出版社缺少恰当的宣传，读者不清楚或不了解。
澎湃新闻：疫情期间，各高校、各专业的教学都已转向线上。线上教学对于出版教育来说有什么优势或劣势？我注意到近期南大出版研究院举办了“疫情与出版系列特别讲座”，能否介绍一下这个系列讲座的宗旨、规划和目前开展的情况？
张志强：确实，这次疫情期间，各高校、各专业的教学活动都已转到线上，就连今年的研究生面试、毕业论文答辩都在网络上进行。到目前为止，由于大家的高度重视，还没有听到负面的新闻。线上教学能够节省参与者的通勤时间，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平常上下班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时候线上教学的优势特别明显。但同时，线上教学也有其劣势，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有时需要别人的监督。如果一个人的自律能力不强，线上教学往往效果不佳。线下教学时，由于有老师的监视，有前后左右同学的牵制，往往不会太放肆。但线上教学中，如果没有家长的监督，学生如果开小差等，教师往往难以发觉。
疫情期间，我从3月22日到4月22日一个月内举办了疫情与出版系列特别讲座12讲，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就“疫情对出版的影响”、“出版的社会贡献”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个讲座除吸引了本校的师生员工外，还吸引了其他高校和出版单位的从业者参加，除了国内的外，还吸引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感兴趣的人参加。这个讲座我原来只准备做一场，但因第一场人气太旺，后来变成了12讲。经过这次讲座，我越来越坚信，线上线下没有特别的界限，有些活动可以纯粹在线上，如单纯的学术讲座、传达各类精神的会议，但有些要在线下，如涉及讨论，尤其要有辩论的会议等。而有些会议，可以线上线下兼顾，扩大影响与传播面。总之，要根据活动的目的、对象来决定采用哪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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