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重建和视觉再现中的……龟兹圣域

《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何恩之 、魏正中著，王倩译，2017年11月出版，300页，188.00元

美国学者何恩之（Angela Howard）、魏正中（Giuseppe Vignato）合著的《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原书名：Archaeological and Visual Sources of Meditation in the Ancient Monasteries of Ku?a，Brill Academic Pub，2014；王倩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是近年来龟兹石窟艺术史和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副标题“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已经体现出考古学与图像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路径。两位作者曾多次赴新疆调查龟兹地区的石窟寺院遗址，在详细占有考古数据、图像资料、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流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龟兹艺术藏品的基础上，采用了新方法和新研究视角对龟兹佛教石窟艺术重新展开研究，从整体上把石窟建筑、塑像、壁画看作是龟兹境内各处石窟寺院中僧团的独特修行方式的再现，以严谨的考证和合乎历史逻辑的推论引领读者重返龟兹王国当地僧团生活的真实历史语境。

魏正中认为，以往的研究基本集中于洞窟壁画的风格和图像，而事实上在为满足僧侣团体多元需求而凿建的石窟寺院中，只有礼拜窟内才装饰具有说教意义的图像，而僧房窟、禅定窟、讲堂窟和储藏窟等绝大多数洞窟是简素无饰的，因而导致对龟兹石窟寺院产生片面的理解。因此必须转变研究重点，关注洞窟的原初布局及类型，关注遗址的差异和独特性，并探索能反映遗址发展规律的线索，这样才能揭示出龟兹石窟寺是一个复杂而组织有序的综合体，龟兹佛教正是在其中展开活动。（第5页）在我看来，国内学者的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于洞窟壁画固然是事实，然而真正的存在问题还在于对壁画的研究常常还是比较局限于单一的艺术图像学视角，较少有意识地把壁画与空间（洞窟）、教义（文献）以及僧团生活的研究融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正是我们的艺术史与图像学研究亟须重视的研究维度；而这里的“考古”包涵有除了田野考古之外的更为广阔的涵义，如观念考古、知识考古等范畴；所谓的“视觉再现”也当然包涵了视觉的生产、传播、接受等场域。说到底，人文学研究中的“重建”与“再现”的最后目的就是使研究指向历史的真实语境和事物的真实意义。

魏正中撰写的第一部分“龟兹古国的石窟寺院”论述了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玛扎伯哈、克孜尔、托乎拉克艾肯、温巴什、台台尔、库木吐喇、库木吐喇沟口区和库木吐喇窟群区等石窟寺院，作者依据在2000年至2006年进行的考古调查，充分了运用石窟田野考古、历史图像资料考察和佛教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各石窟寺院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全面考察和复原研究，特别关注了这些石窟的布局和演变与佛教教义及功能需求的内在关系。例如，“克孜尔僧侣的修行生活及其与特定部派的关系是佛学专家关注的议题。就考古学角度而言，克孜尔石窟寺院的两类洞窟组合表明存在着不同的生活和礼拜方式。”（54页）这是把石窟考古学与宗教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佳例，该部分的结论是“认识到寺院内各类建筑的修造是为了满足特定需求。对龟兹石窟寺院的功能性解读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石窟寺院，而且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僧侣们的生活方式。”（80页）。

在第二部分“龟兹石窟寺院的构成单元”中，作者分别论述了僧房窟、中心柱窟、讲堂窟、大像窟、禅定窟等各种窟型的建构与功能，其中讲堂窟、大像窟和禅定窟在以往的研究中应该说是较少受到关注的；另外，他还探讨了洞窟结构、洞窟的组合与区段、石窟寺院之间的关系等更具有综合性和模式性意义的重要议题，指出龟兹地区的洞窟通常毗邻而建，形成以组合为特征的基本单元，进而再形成根据寺院需求承担各自不同但又互为补充的功能的若干区段。正如作者的“前言”中所言，该书“认为每处石窟寺院是构筑龟兹国佛教有机体的一块基石。龟兹佛教无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石窟寺院之间仍然存在着细微差别，这可能是教义的发展演变所致，也可能是担负的功能有别。教义和功能对石窟寺院最终格局的影响远超过其所处的地理形貌。这些差别也显示出龟兹佛教内在的丰富性，有助于形成完善的有机体，从而为佛教的进驻、发展和繁荣提供良好环境。” 将龟兹地区的石窟寺院遗址视为一个整体，深入研究其整体性、内在的一致性、功能性及其差异性，这是在魏正中的研究中不断强调的方面，正是基于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和认识，才能从整体和微观的不同角度认识当地僧团的宗教生活和特定的修行实践。

从单体洞窟到洞窟的组合、区段以至整个龟兹地区的石窟寺院，作者都同样重视对其原初语境的还原，最后的目的是真实地还原当地僧侣团体与普通信众的宗教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在第二部分最后一节作者以严谨的判断、充分的想象和合乎逻辑的疑问描绘了这样的历史图景：龟兹石窟寺院在布局和构成上的差异性并不是简单地将某种固定布局施用于不同地理环境所致，而是为了适应居住、礼拜或禅修的不同主导功能；龟兹各具特色的石窟寺院有助于龟兹佛教有机体的良好运行，大像窟的位置与视觉形象表明此类石窟寺院可能不仅仅只是为僧侣提供居住场所，同时也是龟兹国境内佛教信徒朝奉的圣地；龟兹作为佛学重地，石窟寺院为数量庞大的僧人提供了阅读、学习和书写的场所；一方面“所有假设都暗示出存在着监管龟兹国佛教生活和活动的中枢机构”，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石窟寺院遗址之间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佛教部派并存于龟兹的事实可能性。另外，由于目前还缺乏国都和城市内地面佛寺塔庙的考古资料以及有关龟兹佛教物质文化的更多资料，所以还无法推测城市内地面寺院与石窟寺院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石窟寺院与贸易、关隘控制甚至是龟兹国的防御设施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对石窟寺院之间的关系及其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内涵给予更多关注，他认为日后的研究将揭示佛教如何以其节日、朝圣、游行、聚会等活动积极渗透到龟兹国的社会生活中，塔克拉玛干周边诸多王国的贵族和上层女性赶赴龟兹聆听法音、修习佛道，佛教影响到龟兹王国政治、防御、贸易和文化等其他方面。（146—147页）

由何恩之负责撰写的在第三部分“禅修的视觉语言”和第四部分“视觉语言的起源”主要探寻串联龟兹中心柱窟内所有装饰的统一线索，其研究重点是图像与文献教义的内在联系和视觉呈现方式。她力图复原出文本、图像、石窟建筑之间的真实联系，从视觉生产与传播的角度研究龟兹佛教艺术的独特性质与审美表现，并且把龟兹石窟置放于佛教及其艺术传入中土的接受者和转化者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进而指明龟兹佛教及其艺术在中亚的发展中是如何自成体系以及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指出，“从考古、宗教和图像的视角发掘信息，我们对龟兹石窟和壁画提出一种全新解读，揭示出教义与修行的密切关系。……建筑、壁画及现已不存的塑像，是僧侣们精神生活的创造，是他们特定修行实践的有形展示。……图像题材和形象的长期存在与紧密交织并非是简单的审美选择，而是嵌入龟兹佛教视野和范畴内的信仰的表达。”（“前言”）从教义、修行与图像的关系来看，作者尤其重视施林洛甫整理出版的《梵文禅定修习法要》（Yogalehrbuch），把禅修文献与禅修作为龟兹僧侣团体的首要修习实践的史实作为阐释图像的主要依据，“这是作者集中探索一系列特殊图像的决定因素之一，特殊图像皆产生自禅定状态，主要见于中心柱窟以及少数方形窟。”最后作者从龟兹与犍陀罗的佛教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认为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偏爱表现相同的题材，即释迦牟尼佛的神通、禅定产生的神奇景象及其修行成佛的经历。这些共同的兴趣很可能是因为说一切有部在两地皆占有突出地位。然而龟兹的艺术表现有别于犍陀罗，这不仅是因为前者将三维立体转变成二维平面，而且还在于表现本身，龟兹根据本土诉求对犍陀罗原型进行了改造。”（“前言”）

两位作者在“前言”中提到，自从一百多年前德国探险家拉开了龟兹探险活动的序幕以后，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勒柯克（A. von Le Coq）和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相继发表了有关丝路北道多处遗址的考察成果，奠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石；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着手调查残存的文物古迹，直到八十年代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们的论著成为龟兹研究的新起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该书的写作便是继承这一传统，推进未完成的龟兹石窟寺院考察和研究工作。从该书“参考文献”中所列的大量参考文献来看也能说明这一点。不过略有遗憾的是，从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龟兹研究的学术进展来看，有些发表于该书出版之前并与其研究议题相关（如说一切有部思想与龟兹石窟壁画、造像的关系、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戒律问题、克孜尔石窟中的化佛现象、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图像构成、克孜尔石窟图像的禅定僧研究等具体议题）的学术成果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讨论。有学者在关于该书的评论中认为，研究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发展及其与宗教神学的关系，是亚洲艺术和宗教史学家面临的长期挑战。该书对龟兹石窟的深入研究说明石窟遗址不应该继续被孤立地研究，同时也说明了禅修的重要性是所有洞穴遗址和许多重要图像的基础。并非所有学者都会同意该书的各种阐释，但是这些被重新讨论的问题以及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细致调查，使该书不仅对未来的龟兹石窟研究有深远影响，而且对整个佛教石窟艺术的研究也有广泛的影响。” (N·S·斯坦哈特,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018/1-3.)应该说，这是对该书的学术成就与地位的相当中肯的评述。

虽然两位作者有明确的分工，那就是龟兹石窟寺的“考古重建”与龟兹壁画的“视觉再现”，但是在各自的研究和论述中仍然有互相联系和呼应。例如，魏正中对龟兹石窟壁画风格的理解不同于格伦威德尔（A.Gninwedel)和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的关于A、B、C三种风格先后发展的划分，他一方面认为这种划分方法仍然可以使用，但是另一方面更指出了它受遇到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他认为“A、B两种风格并非仅是艺术史学者认为的不同壁画风格，而是两种内容有别的图像体系，被有意绘制于不同类型洞窟内，这些洞窟分别构成不同性质的组合，集中分布在特定的区段内。若从考古学视角思考.A、B两种风格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两种连续发展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反映出更复杂的问题，即两种形式语言共存于同一石窟寺院，这可能意味着教义的差别，或对戒律的不同解读。”（第7页）另外，他在提及与洞窟性质、形制相关的壁画图像的论述中不断提到了何恩之的研究。而何恩之在她的两个部分论述中也同样经常回应魏正中的研究和观点。例如，关于龟兹壁画中与僧侣持戒有关的禅修的问题，她援引了魏正中在前面部分关于禅定窟来证实她对壁画中所见僧侣面对着腐烂的尸体、骷髅以及被肢解的动物躯体观想等“忆念死亡”画面的解读。（157页）

第三部分“禅修的视觉语言”的重点是研究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中与禅修有关的壁画与塑像，证实在典型的中心柱窟中，画师通过描绘帝释天拜访、佛陀说法、菱格譬喻故事画和本生故事画等图像纪念释迦牟尼。作者还证实了龟兹壁画中常见的僧侣禅修图景说明禅定观想是一项极为严肃、重要同时也是十分复杂的修习实践活动，其效果的丰富多样和显著差别都可以在龟兹洞窟壁画中辨识出来。（152—154页）在禅定中摒除贪欲、观想神变与幻景，这是源自禅修的证悟之后的图像，通过对超自然能力的描绘而证明禅定的手段、成果，但是所有这些在过去的研究中被普遍忽视了。作者把来自魏正中对龟兹不同石窟寺院遗址中的禅定窟的研究、施林洛甫（D. Schlingloff）在1964年首次出版《梵文禅定修习法要》（Yogalehrbuch）以及犍陀罗残卷这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指出禅修图像是中心柱窟图像模式的核心，亦是理解龟兹佛教特质的基石。所有神变、获得幻景和神力等图像都是龟兹洞窟独见的“特殊图像”，构成一种与众不同、尚未被充分探索的图像程序，是龟兹僧团内部宗教信仰发展的独有产物。（158—159页）

第四部分“视觉语言的起源”的重点议题是“奧秘文本与图像表现”，该研究以经文残卷《梵文禅定修习法要》（Yogalehrbuch） 中包含的佛教虔诚信仰的新形式（将深入禅定视为通向证悟解脱的工具）为视角与核心，探讨文本与图像之间的真实、复杂的关系。这一部分是文本—图像—历史语境研究中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作者在方法论认识上的严谨和慎重态度：“笔者远非是为声明文本与图像之间若合符节般的对应，但认为由于按照经文所定的方式进行禅定修习对龟兹僧侣而言是一项极为严肃庄重的任务，因此无疑会在崖壁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例如大量禅定窟官发洞窟内部某些特殊图像的绘塑等。文本和装饰之间或许并不完全契合，但存在着绝非偶然的对应关系。”（229页）然后，作者在吸收施林洛甫和的观点的基础上（236页），通过对《梵文禅定修习法要》文本和石窟壁画之间的题材、形象、审美效果等方面的互证式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梵文禅定修习法要》中主要采用现象体验的象征图像或譬喻来比对观念的、抽象的义理。这种二元性是修习法要的核心机制，因之能促使行瑜伽者指导自己的禅修。尽管文本残缺，我们仍能注意到象征物混合构成的多种组合：象征禅定不同阶段的颜色被用来描绘行瑜伽者化现出的佛陀，或被用来描绘莲花，或为奇特的动物形体注入生机等。当然它们都是行瑜伽者产生的神奇幻景，当禅定结束时都返回到行瑜伽者体内。这些即便不是全然荒诞亦可谓异乎寻常的生动形象的精神投射物可能已经萦绕在禅定者的记忆中。同样，经文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段落也被烙印在脑海中，后被引用出来；对禅定时产生的奇妙幻景的回想可能也被‘引用’到洞窟壁画中。因此，它们作为深植于禅修的本土原创艺术表现形式，成为龟兹洞窟幻景装饰的组成部分。”（240页）这些阐释远远超出了对图像的视觉阐释，而力图重返到当僧侣信众的心灵世界中去感受和体验那些图像所带来的一切。

第四部分的最后一个议题是“龟兹艺术是否为犍陀罗文本与图像的再现”，这也是龟兹佛教艺术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作者在承认接受影响的基础上强调“接受者应当不是被动的：龟兹重塑了犍陀罗原型，并创造出不见于犍陀罗艺术的新样式”（249页）；“犍陀罗和龟兹享有共同点：都有极具影响力的教派（可能是法藏部，一切有部则毋庸置疑）；都有类似的题材，如帝释天拜访；以及都有类似的神通表现，如舍卫城两大神变，降服邪恶势力并最终使其皈依佛教。”然而，龟兹还是自成一体世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响应当地的或本土的修行制度而出现：此外，我们亦见识到龟兹画工和雕工的原创性与独立性，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与犍陀罗同行判然不同。”（251页） 这种结论既符合龟兹石窟艺术的真实面貌，同时也符合视觉文化的生产与传播的普遍性规律。

公元629年，玄奘西行至龟兹，他看到大城西门外左右各有高达九十余尺的立佛像，顿时被眼前的景观深深地震撼了。今天，在我们的考古重建和视觉再现中，如何才能走进龟兹圣域、重返历现场，这仍然是很艰难的课题。两位作者在最后的结语中说：“我们将石窟寺院视作具有鲜活生命的综合体，并以曾居住其中的僧侣的眼光来审视它们。”我相信这是颇有启发性的建议与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