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食同源”：《食疗本草》与食物治病

【编者按】

本草文献是中医药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草文献十八讲》一书作者王家葵老师在此领域深耕多年，本书从东汉《神农本草经》谈起，一直到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共以十八部具有代表性的本草著作为线索，全面系统介绍本草文化。本文摘自该书的《食疗本草》一篇。

“药食同源”为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却很少有人去追问，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药食关系与食物疗病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可算是对艰难时世的追忆。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种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共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周礼》设想的政治制度，天官冢宰之下有膳夫，总管王宫的饮食烹饪，在与膳夫平级的医师系列中有“食医”，专门“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同剂）”。食医的职责，无关乎食品的色香味，而是根据当时的医学逻辑来搭配饮食，其工作性质类似于后世的营养配膳师。《汉书·艺文志》经方十一家中著录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其书虽然不传，但参考《金匮要略》之“果实菜谷禁忌并治”，推测其内容乃是食物禁忌杂疗之类，可能就是“食医”们的创作。

魏晋南北朝食物类著作甚多，大半不传，从书名和少数佚文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于膳夫庖官，以记载原料贮存、加工酿造、烹饪操作为主，乃至如祭祀等重大活动中的仪式化程序也在其中；另一类偏于食医，主要有食禁、食养、食治等三个方面，而仍然以食物禁忌为主。如《隋书·经籍志》著录之《老子禁食经》《黄帝杂饮食忌》，以及他书所引的《扁鹊食禁》《华佗食论（禁）》等，从书名看显然属于此类；此外，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食戒篇》也专门讨论食忌。至于以食养、食治为宗旨的专著，或当以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之“食治”为始作俑者——此篇单行本通常称为《千金食治》。

食物治病并非唐代才有，《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医学”解释，则见于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是以脾病宜食粳米，即其药也；用充饥虚，即为食也。故但是入口资身之物，例皆若是。”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如果嫌此例中用到了药物当归，不够纯粹，还可以看华佗的故事。《三国志·华佗传》云：“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从《千金食治》到《食疗本草》

《千金食治》共分五篇，序论说：“夫含气之类，未有不资食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败。百姓日用而不知，水火至近而难识。余慨其如此，聊因笔墨之暇，撰五味损益食治篇，以启童稚，庶勤而行之，有如影响耳。”将本草果实、菜蔬、谷米、鸟兽部类中有关条文摘录出来，并将食忌的内容增补其中。比如茗叶条说：“茗叶，味苦、咸、酸，温，无毒。可久食，令人有力，悦志，微动气。黄帝云：不可共韭食，令人身重。”茗叶即茶叶，据《茶经》引《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又引壶居士《食忌》云：“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这些文献都可能为孙思邈参考，转录入《千金食治》。

孟诜（621-713）是孙思邈的弟子，善于摄生，常以药饵为事，亦享遐龄，卒年九十三。《旧唐书》本传载其格言云：“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两《唐书》皆言孟诜撰有《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另据《嘉祐本草》引书解题，提到《食疗本草》云：“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又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旧为二百二十七条，皆说食药治病之效。凡三卷。”故一般认为，孟诜所著原书名“补养方”，经张鼎增补而改名“食疗本草”。因为称作“本草”，此书遂从为数众多的方书中脱颖而出，《食疗本草》的书名也大显于世。

所谓“食疗”，其实与“食治”同义，应该是为避高宗李治之讳，改用“疗”字。就内容来看，延续《千金食治》而有发展。仍以茗叶条为例，《食疗本草》云：“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市人有用槐、柳初生嫩芽叶杂之。”其中“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乃是根据《新修本草》增补；而“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应该是针对《千金食治》说茗叶“微动气”的补充说明。

有意思的是，《食疗本草》在很多条目下都提到南北方差异，如海藻条说：“南方人多食之，传于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诸病，更不宜矣。”昆布条说：“海岛之人爱食，为无好菜，只食此物。服久，病亦不生。遂传说其功于北人。北人食之，病皆生。”究其原因，认为“是水土不宜尔”。杏条说：“若南方人北居，杏亦不食；北地人南住，梅乃啖多。”作者解释云：“岂不是地气郁蒸，令人烦愦，好食斯物也。”这些内容，似来源于作者之闻见。

按，孟诜是汝州梁人，根据现存文献，他至少有两次南方任职的经历：一次时间甚早，《太平广记》引《御史台记》说孟诜“解褐长乐尉”，长乐即今福建长乐；一次约在永昌元年（689）前后，因为识破药金，为武后所厌，由凤阁舍人迁台州司马，稍后回京担任春官侍郎（礼部侍郎）。而据《旧唐书·孙思邈传》云：“上元元年（674），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食疗本草》中关于南北方地域差异的记载，更可能与他在浙江做台州司马的经历有关，由此判断，此书当成于公元689 年以后。

《食疗本草》原本早佚，大量条文通过《医心方》《证类本草》等文献的引用而保存下来；更为可喜的是，20世纪初敦煌出土此书的五代写本，朱书药名，墨书正文，虽仅存完整条目二十余条，原书面目由此窥见，弥足珍贵。晚近多有辑复校注本流传。

食养、食禁、食治

除《食疗本草》外，重要的食疗著作还有唐昝殷《食医心镜》、五代陈士良《食性本草》、北宋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元贾铭《饮食须知》，以及明代几部分别题名为卢和、汪颖、薛己、姚可成、孟笨的《食物本草》，清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等，皆各有特点，但内容上总不超出食养、食禁、食治三个方面。

先说“食养”，这与现代营养学有一定联系，也是古代食疗表现特出的地方。如利用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的甲状腺（羊靥、鹿靥）之类含碘丰富的物质，治疗缺碘引起的地方性甲状腺肿（瘿瘤）；以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改善夜盲症（雀盲）病人的视力。此人所共知者，毋庸赘言。

尤可注意者，《食疗本草》黍米条云：“不得与小儿食之，令不能行。若与小猫、犬食之，其脚便踻曲，行不正。缓人筋骨，绝血脉。”从症状描述来看，与维生素B1缺乏引致脚气病出现的病理步态非常类似，其中甚至提到，可以利用“动物实验”来做验证。根据营养成分表，黍米含有B族维生素，按道理不应该引起脚气病，或许也与稻米的情况一样，精加工导致维生素丢失，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食忌”大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疾病禁忌，比如痛风病人避免食用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如豆制品、海产品；糖尿病患者应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高血压病人应该注意低钠饮食。一种是药食禁忌，比如饮茶降低铁剂的吸收，使用头孢菌素期间饮酒可能出现双硫仑反应等。古代食疗文献中，这两类食忌也有很多，尽管某些禁忌在现代医学看来，未必正确，但其出发点古今基本一致。

还有一种是食物之间的禁忌，这一类直到今天，仍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广为流传。随手点开微信，“警惕十种最致命的相克食物”，“十二种饮食禁忌，小心吃错丧命”，不同版本的禁忌清单，内容错综复杂，看得人头皮发麻。仔细追究起来，这些流言的始作俑者便是《食疗本草》之类的文献。而现代营养学家可以负责任地说，两种或多种食物，绝不会因为合用的缘故，在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更遑论引起死亡。

各类禁忌中流传最广的是蜂蜜与葱的传说。《金匮要略》云：“生葱不可共蜜食之，杀人。”又说：“食蜜糖后四日内食生葱韭，令人心痛。”这是所见最早的蜜葱食忌文献。《医心方》引《养生要集》云：“葱薤不可合食白蜜，伤人五脏。”又云：“食生葱啖蜜，变作腹痢，气壅如死。”《千金食治》引《黄帝内经》云：“食生葱即啖蜜，变作下利。食烧葱并啖蜜，壅气而死。”《食疗本草》云：“葱，切不可与蜜相和，食之促人气，杀人。”事实又如何呢？动物实验是用小白鼠做的，先蜜后葱、先葱后蜜、葱蜜同食，多蜜少葱、多葱少蜜、葱蜜等量，葱叶、葱白，大葱、小葱，总之一切可能性都考虑到了，也没见到有确切的毒性反应发生；虑及人与动物的差异性，更有勇敢者“以身试葱蜜”，同样安然无恙。养蜂专家提出一种具可能性的解释，或许真有人因同吃蜂蜜和生葱死掉，旁观者先入为主地觉得蜂蜜、生葱都不会有问题，于是直接将死亡原因认定为二者合用；可事实上，以有毒植物如乌头、雷公藤、狼毒、羊踯躅、胡蔓藤为蜜源获得的蜂蜜，仍含有原植物中的毒性物质，摄入过多，照样可引起死亡，这与吃葱与否，全无干系。可一旦被“经典”记载下来，既有文献的层叠略加，再加上民间的口耳相传，遂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一项比喻可以说明“食养”与“食治”的不同。基于不太确切的研究报告，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正因如此，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如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故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担心“发用乖宜，损伤处众”，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但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太平圣惠方·食治论》即秉承此旨，把食疗作为药疗的辅助。如在“食治三消（消渴、消中、消肾）诸方”的引论中说：“今以饮食调治，以助药力也。”当然，按照今天的医学观点，能被食物治愈的疾病，多数也算不得真正意义的疾病。

《本草文献十八讲》，王家葵著，中华书局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