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先生二三事

2020年4月29日，正值日本新冠病毒肆虐之际，看到罗宗强先生的讣闻，深感悲痛。

罗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虽和罗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每次交谈，都受益匪浅，颇感投洽。最初闻罗宗强先生的大名，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当时，并不认识。他被称为是国内中生代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中的佼佼者。门下有不少学生。

到世纪之交，读到罗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觉得很有新意，他所讲的“文学思想”，不仅在于探讨各个时代文学理念、创作手法、审美意识的变迁，还着眼于对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态度、个人情怀的分析，以及对这些与社会思潮关系的探讨。有着打通“文学”和“思想”，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意向。当时曾和有的学者讨论过这部著作和其他“文学批评史”论著的异同，我认为，这部著作的特点不在收辑材料的详尽、具体个案的分析，而在于别开了研究的视角，有新的创意和开拓。这是在还没有和先生相见之前的事。

罗宗强

本世纪初，章培恒先生主持在复旦大学召开一个古典文学的国际研讨会，请了不少学者，我也参加了。开会前一天的晚上，吃饭的时候，章先生和我在复旦大学的宾馆，安排到达的与会代表。有同学来报告说，罗宗强先生到了。章先生让我去门口迎接。我见到了先生，说“章先生正在里面忙，让我来接您。”先生很高兴。我问先生，“您的行李呢？”先生转身示意，他身后一位年轻的女士提着行李箱。我当时脑子有点“短路”，打算去接箱子，脱口而出：“是您女儿啊？”这一问，先生不由得“哈哈”地笑了，那位女士也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先生说，“那是会议组派到机场接我的。”“她在你们复旦古籍所读书。”

这下轮到我尴尬了。出国前，复旦大学古籍所的学生不是很多，大多认识，出国后，古籍所有很大发展，许多学生，我都不认识，结果造成这样的“误会”。这是首次和罗先生见面。后来我遇到罗先生，他还曾提及此事，当作笑话。

记得也是在那次会议前后，章先生告诉我，罗先生不仅研究古典文学，也研究当代的诗歌。他对“海子”的诗评价很高。这在古典文学学界很少见。

章先生问我，“你知道海子吗？”说实在话，我1988年前往日本之前，对于国内的当代诗歌，仅仅知道有朦胧诗，知道有舒婷、顾城、北岛等人的名字，要说研究，是绝对没有的。海子的诗歌，当时我根本没有读过。不觉有点汗颜。

此后，我读到了罗先生发表的关于海子诗歌的论文，先生对海子诗歌中所表现的“失望、寂寞、孤独的情绪”，他的故土情怀、历史观念和哲学思索进行探讨，分析了海子诗歌的语言、精神和诗歌表现中流淌着的民族的“血脉”。读后颇为触动。先生对于海子的评价，并非仅限于“朝向大海，春暖花开”那样的流行诗句，也不是探求他去世原委等一度大家关注的话题，而是从民族、历史、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他诗歌所表现的人生和意义。我想，这样的思考和研究方向，和后来他晚年一直进行的文人心态的研究，一脉相承，和章先生所主张的文学古今演变的理念可谓互相贯通，所以他们惺惺相惜。

进入21世纪，见到罗先生，是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开会，到先生家中拜访。那时他住在新居了。北方式的新建房子，几楼，我忘了，进门以后，宽敞的大厅和书房相连。先生请我在大厅喝茶，聊天。还带我进入书房参观，可谓“坐拥书城”。先生问及会议情况，我的会议论文是关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问题，向先生介绍了我的看法。先生又问及日本汉学的情况，因为先生研究六朝和唐宋文学，我告诉他，日本有位女学者井波律子先生写过关于《世说新语》的书。又谈了自己在写《日本汉学史》的一些事情，先生表示首肯，鼓励我写下去。

罗先生说看过我写的《钱谦益的心态》，那是1989年我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文章，后来被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转载了，他说写得不错。他认为研究文学，是要注意文人的生活方式，注意他们的心态，这样才能把握他们的文学和思想。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告诉我，他也写过有关魏晋六朝时代嵇康、阮籍心态的文章，我告诉他，章先生和我们翻译的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中国诗史》中有有关内容，他说，“知道的。”总之，聊得挺投洽。

印象深的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12月，到广州中山大学开会。会议是关于文体学的。就餐的时候，我和罗先生、中山大学的黄天骥先生坐在一桌，事后又一起喝茶聊天。他们都是广东人，谈了一些广东菜的特色，也聊到当时学界的一些情况，回忆当年的一些老师。

晚上我到先生房中拜访。他告诉我，前些日子大病了一场，家中有一女儿，外孙也因注射疫苗而得病，现在总算都恢复了。谈到当时社会的状况，又谈到了各自的研究。先生说，他现在从六朝时代转到明代研究了，正在探讨明代文人心态，历史是有借鉴意义的。当晚，有位年轻的学生也到房间来，他是先生的学生张毅教授的弟子，在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处读博士。先生勉励后辈，要努力探索，独立思考。对当时学界的一些情况进行了批评，说到“大学要培养人才，不要培养奴才”，可谓警世之言。深感先生真是尽心培植桃李，启导后辈。

那次会议期间，组织代表游览广州市，我又与先生同车相邻而坐。边游边聊。先生谈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和生活态度。谈到他是潮州揭阳人，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研究生毕业，曾被分到江西的乡下。好不容易回到南开，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倏忽便已近八十。话语中，令我感到特别有生命意识。先生说到自己的生活态度，是“吃肥肉，少运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听罢，我笑曰：“您老真是独辟蹊径，反‘常’道而行之。”又谈到了当时文学界的一些争论问题，我讲了自己的看法，颇得先生首肯。当时，他的学生们正在为他编辑一部纪念论文集，先生对我说：我如文章，可和他的学生联系。我已记不清事后我到底联系过没有。

此后，先生把他的大著《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寄给我。令我受宠若惊。可惜此书我放在上海，不在手边，无法展开叙述。

最后一次见先生，是2011年8月，到北京开会，那是首都师大召开的会议。正值先生八十大寿。首都师大的左东岭教授，还有年轻刘尊举博士等，都出自先生门下，特地请先生出席。那次见先生，给我记忆最深的话，是说自己已经退下，“布衣”、“草民”而已。在家时而练练字画。又说，日本的毛笔很好使。而写字，“不仅要间架结构，更要注意用笔得气韵。”那种坦然的胸襟和恬淡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拙著《日本汉学史》将要出版，和先生谈到此书，说一定奉呈先生请教。先生很高兴。

2012年夏天，回到上海，把已经出版的《日本汉学史》五卷本按照先生告诉我的地址，寄到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没想到过了几天，书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颇令我意外。接着我回到日本金泽大学任所，又和罗先生联系，再寄，先生才收到。2012年秋，收到惠赐的大著《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的《罗宗强卷》（北方联合传媒集团，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先生特意签了名，还附了一封用毛笔写的亲笔信，说明了上次拙著《日本汉学史》之所以被“南开大学文学院”退回的原因，乃是因为“文学院所在大楼，因院中无人值班，门卫不敢签收”，并对我加以鼓励。八十多岁高龄，挥毫给我写信，我想有其深意在。内心当然是非常感谢的。

罗宗强写给李庆的信

本想以后再见先生，但2012年以后，世事匆匆。杂事碌碌，我自己也曾生病开刀，就一直没有机会再拜会先生。有时国内外会议上，遇到南开大学的同人，都说先生尚安康。

时间的流水就这样默默地流逝，2020年4月29日，突然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深感悲哀。先生年近九旬，或也可以算是安然驾鹤西行了。和在南开的朋友联系，表示了哀悼之意。写了一副挽联：

博览文史，探究古今心态，学界重镇鸿儒，

开拓新路，培植南北桃李，自称布衣草民。

后学李庆，遥望海天，敬叩于东瀛金泽。

据说，先生家属不办追悼会等，我想，这不仅是因为疫情，也符合先生的人生态度。

谨以此文，献于先生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