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1年5月至8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至重庆和四川进行学术文化考察，后罗常培写成游记《蜀道难》。近日，中华书局出版了《蜀道难》的全新修订本，并将梅贻琦日记和郑天挺的账单附在相应日期之后。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该书的“编订说明”。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后，平津、淞沪、南京先后不保。“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国民政府要求高校迁往内地，继续办学，保存文化火种。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十九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同时，一些重要学校、文教机关、学术团体及科研机构也纷纷内迁。据史料记载，内迁大西南的高等学校共有五十多所，其中内迁四川的有四十馀所，如迁重庆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成都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迁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迁乐山的武汉大学，迁三台的东北大学，等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经过辗转数地，最终也落户到李庄。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要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并设校在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在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常委的联合主持下，“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直到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停办，前后存在了八年零十一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教学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正是“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激励了一代一代的学子。
一
一九四一年五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先后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入蜀活动。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校务，并到中美庚款董事会接洽公务；走访沙坪坝中央大学、歌乐山中央研究院；又过泸州，转叙永，商洽西南联大分校事宜；再赴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并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三位毕业生的论文；随后游览乐山、峨眉；转道成都，走访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顺便查看北大、清华两校的毕业同学在各地的服务状况；最后又回重庆；直到八月二十三日（梅贻琦、郑天挺）、二十六日（罗常培）先后飞回昆明。
抗战时期这一段历时三个月的学术文化考察，罗常培写了《蜀道难》以纪其事。冰心为作序言，说到：
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兴一点不减。他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路见不平，他愤激而不颓丧；遇见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赏流连，乐而忘返。……我以为将来若有人要知道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
罗常培的学生曾经翻过罗常培的日记，“都是用墨笔工整书写的，记叙详尽，兼有笔记性质”，他写的游记，“不光凭记忆，而是从日记里生发，演绎扩充而成，所以写来头头是道，有凭有据，却又不是干巴巴的流水账，而是文质交映，挥洒自如，真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使人读来不觉终卷”（周定一《苍洱之间跋》）。《蜀道难》作为具有日记性质的游记，除了史料的真实性外，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是更值得读者玩味的。
罗常培
民国时代，很多人都有记录自己的书写方式，那就是写日记。著名的学人日记如《黄侃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邓之诚日记》等，都因人物重要，时间跨度长，载记较详细，不仅成为“个人的生命史”（顾颉刚语），更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佐证，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而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位，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次入蜀，三人其实也都有详细的日记。可惜三个人这三个月的日记，今天只有梅贻琦的是完整传世的，而郑天挺与罗常培这三个月的日记，都已付诸一炬，非常可惜！所幸罗常培留下了据日记整理而成的《蜀道难》——冰心所作序里也已经点明：“这篇游记，显然不是一个‘回忆’，一个‘心影’，而是从他精密详细的日记里扩充引申出来的，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这与周定一所谓的“不光凭记忆，而是从日记里生发，演绎扩充而成。……读来不觉终卷”，其意一也。
二
日记，有写于当日者；也有当日无暇，而于次日或数日之后才写的；更有当时只是载诸便册，过了若干时间再补录的。
如这期间梅贻琦六月十八日日记：“早六点起。一日无所事事，写日记写信之外，聊天而已。”七月二日日记：“日间无计避暑，只在花厅与郑、罗看书，写日记。”他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日记：“补写日记。”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室中补日记。”梅贻琦日记有写于当日的，也有后数日补写的。郑天挺日记里也经常有“补写日记”的记载，至于此段时期的日记，则大概是拖了将近一年之后才来补写的。郑天挺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日记写到：
晚饭后补去年川游日记。去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泸州写当日日记未毕，遂收拾行李作上船计，其后至李庄、叙府、乐山、峨眉、成都、内江、青木关，虽各有数日勾留，故无从容作日记之机会，惟以铅笔登大略于手册而已。既归昆明，亦无暇移录，忽已一年馀矣。今日检出，拟逐日补之，除手册而外，更就记忆所及补登一二，但绝不杂以事后之情绪，以存当时之真。
同月十四日有“补旧日记”、十七日有“归补日记”事，应该就是根据当时手册，连缀成文，补录这段时间的日记。
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起一九三八年元旦，迄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基本齐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日记缺失（内含此次入蜀三个月行程），非常遗憾。郑天挺与罗常培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关系莫逆，两家孩子也是通家之好。可惜，罗常培一九五八年就去世了。据郑天挺儿子郑克晟回忆：
罗常培就是因为写《蜀道难》，把郑天挺日记中去四川的这部分拿走了。“文革”中罗常培的儿子把包括郑天挺日记在内的日记和信件全部烧了，所以郑天挺的这部分日记就没有了。这部分日记我们也没看到过，前几年罗常培之子还未去世的时候，我弟弟问过他，他说之前郑天挺的一部分日记的确在他家。
据王亚威兄提示，其中出现一个时间差问题。因为罗常培在《蜀道难》文末注明：“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写起，十二月二十三日写完。”三十年是一九四一年。但是，郑天挺是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才补写一九四一年的这部分日记，罗常培是如何参看的呢？
罗常培《蜀道难自序》中说到“每一礼拜写出五六千字来送给《当代评论》发表”，而《当代评论》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七月，由西南联合大学当代评论社出版兼发行，为周刊，每逢周一出版。《蜀道难》自《当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九期起，先后连载十一期。后来，罗常培的好朋友陈雪屏建议“把它结集起来印成单行本”，于是交给另一个好朋友卢逮曾主持的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为此，罗常培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写了《自序》，另又写信求冰心作序，冰心的序写于十一月二十四日。
发表在《当代评论》的《蜀道难》
郑天挺评价罗常培曰：“他每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总是谦逊地请旁人提意见，而对正确的意见又总是虚怀接受，就是在出版以后，如有新的发现，来得及的，再版时一定改，来不及的也一定加以说明。”（《悼念罗常培先生》）《蜀道难》连载后，为结集出版，罗常培对文字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经过比勘，我们发现修订的大体范畴：
一是淡化政治、淡化职务，如六月五日删掉对军事当局的意见三百馀字；六月六日“第七区张清源专员”，《评论》本作“第七区行政专员张清源先生”，后文删去“张专员陪”、“和张专员告别”、“到专员公署”三处；六月九日提到黄季陆，《评论》本前冠以“中央委员”四字；七月九日、十日，高公翰前删“文学院长”、方芦浪前删“外语系主任”、吴子馨前删“史学系主任”、陆凤书前删“工学院院长”、桂质廷前删“理学院院长”；八月四日“清华一九三二级毕业同学李国幹”，《评论》本作“补训总处特别党部的书记长李国幹君，他是清华一九三二级毕业的”；等等。
二是删掉了对友朋或同事的调笑文字，如记本来买到的是五月十六日飞重庆的机票，那天有七个人要搭乘飞机，但没有那么多座位，联大的同事高韵琇与另一位即改签到下一班，“高女士显着很失望的样儿羡慕我们的顺利”，谁知飞机抵达后，由于载重过量，只能安排两人，且能随带行李，于是罗常培与郑天挺也没能飞成，回到昆明城里，“在马市口又碰见了高女士，她很诧异的问我为什么去而复返。及至我把缘故告诉她，她不禁笑了。这一笑，好像是一种报复”；五月二十三日又因为预定可以搭乘的飞机被他人抢先而再次被刷下来了之后，以“去年年底梁思永先生要回李庄的时候，也白跑了几次飞机场，他每次回来都跳脚大骂，几乎气的胃病复发”作对比；等等。
此行在成都的住宿发票
三是原来用“×”表示拟补内容，估计一时难以确定，就都作了删削或改写，如七月十八日，《评论》本于“地方”之后原有“一年级在×，理学院在×，文法学院在×，教职员宿舍在×”二十三字、于“馆”之后有“设在×的×”五字，七月十九日“张洪沅、郑含青、方端典三位领我们参观生物系实验室、物理化学实验室、理学院办公室”，《评论》本作“张洪沅、郑含青（衍芬）两位先生和理学院训导长方端典领我们到×参观生物系实验室，到仙峰庄参观物理化学实验室，到×参观理学院办公室”；等等。
四是改写了很多句式，如五月二十八日“到了陪都”，《评论》本作“到达陪都了”；六月七日“蓝田坝中国旅行社”，《评论》本作“到蓝田坝，搬到中国旅行社去住”；六月九号“简直不像是僻处川南的内地样儿”，《评论》本作“简直不觉得到内地了”；七月九日“走了一会儿又经过岷江中一个有名的险滩叫岔鱼子，不过水势并不像传闻的那样湍急”，《评论》本作“走了一会儿又经过岔鱼子，这也是岷江中一个有名的险滩，不过水势并不像传闻的那样湍急”；七月十四至十七日游峨眉，在华严顶往山下眺望，“南边有铜河，中间有峨眉，以北还有雅河”，《评论》本作“南边有铜河，中间有峨眉河，北边有雅河”；等等。
五是改正人名、地名之讹误，如傅任敢、褚士荃、程毓淮、杨人楩、易道士心滢，《评论》本作傳任敢、绪士荃、程毓准、杨仁根、一道士心滢；复兴亭、陶然亭，《评论》本作复兴亨、陶德亭；等等。
六是改正排校错误，如完全、风飕飕、不肯、摸索、手杖、走着、幸亏、虽（雖）然，《评论》本作内全、风搜搜、不背、横索、手枚、定着、辛亏、难（難）然；如淋浴、板栗坳、摽窃陈言、门口，《评论》本作浴淋、板坳栗、摽陈窃言、口门；又如伙食与火食，拔海与海拔，利害与厉害，似未改尽，两者都有；此类情况极多，举不胜举。
七是对行文中的某些口语化的语词进行了修改，《评论》本多儿化语，如有点儿、花两钱儿、一点儿等，有的删了“儿”，但也没有尽删；“蹬得两腿生痛”，《评论》本作“敦得两腿生疼”，罗氏北京人，似以俚语入句；几处“好容易”，《评论》本都作“好不容易”；等等。
八是文内称人，凡有字者皆书字，部分字后括注名讳，且大皆有“先生”二字，结集时基本将括注与“先生”一并删去，不过也偶有遗漏。
九是《评论》本好用叹号，结集本极少用；而“二十”之意，《评论》本都写作“廿”。
十是改正了原序号的错误，原第九节“从竹根滩到嘉定”后当作第十节“峨眉四日游”，但序号还是“九”，致后面序号全错。
前面已经说过，郑天挺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开始整理这段行程的日记的。那么，在到十一月罗常培校订完成的这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罗常培会不会借郑天挺的日记来参看一番呢？——从郑、罗两家后人的回忆来说，罗常培为结集出单行本肯定是借郑天挺的日记作参考了的，至于说吸收了哪些内容，或者说有无实质性的参考，我们即使用独立出版社的单行本比勘《当代评论》本，也是很难梳理得清了。
三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郑天挺奉命先回北平，筹备恢复北京大学事宜。临行前，曾委托任继愈与韩裕文清理其房间内的书籍、绘画、文件、档案资料等，“该留的留下，该销毁的销毁”。任继愈他们整理好后，装了好几个大木箱，寄回北京大学。这些档案资料寄回后，由于时局变化太快，郑天挺没有进行整理。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又只身出京，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这批档案资料也陆续运到天津。自一九六一年起，郑天挺回北京两年，与翦伯赞一起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一九六三年入住中华书局翠微路西北楼招待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文革”开始，才被责令回南开批斗……所幸这批资料，虽被抄没，却未曾有大的散佚。
前几年整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对于这段入蜀日记的缺失，颇感遗憾。当时以罗常培《蜀道难》收为附录，聊作参看。最近，郑天挺家人在整理文件资料时，发现郑天挺当时作为财务总管记录下的此行三个月的账目清单。
这份账目清单计二十五纸，其中支付细账二十页（含一页游峨眉山）、报销总账二页、联大（分列梅、郑罗）报销总账一页、清华北大（分列梅、郑罗）报销总账一页、中国旅行社成都招待所发票一页。兹列报销总账如下：
其中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四日栏后面写着：“在嘉定峨眉、成都考察参观不支公费。”又，八月八日栏后面三人名下都写着67.50元，但是在表后注了一句：“自成都至重庆135.00元，以半数报账。”盖重庆至叙永（约250公里）为公干，因游峨眉而转道成都，自成都回重庆（约500公里）其路程多出一倍，故以半数报账。这两条文字所体现出来的原则，今天要是都能做到，则大学之精神，也不至于失坠了。
总账后面又分列三个人的总支出：
支付细账之末也有总数，列表如下：
我们比对这份总账与细账，有两处数字对不上：一是总支出郑天挺名下报销数，原作“2528.20”，相减馀数得“1019.16”，报销数改作“2585.90”，则馀数当作“961.46”，而非现在的“1062.46”；二是支付细账里“代梅付”下“3503.34”，原作“3533.34”，郑天挺将十位数的“3”划去，在上面写了个“0”，而总账里却还是“3533.34”。
另有报销总账两页：一、联大报销者，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六日为重庆至泸州，梅贻琦报752.48元，郑天挺、罗常培报1128.72元；八月四日至二十三日为内江至重庆，梅贻琦报214.26元，郑天挺、罗常培报321.37元。另外来回飞机票（含行李），梅贻琦报1391.80元，郑天挺、罗常培报2448.00元；轮船，梅贻琦报108.00元，郑天挺、罗常培报216.00元。二、清华北大报销者，六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泸李叙嘉蓉内，梅贻琦清华报857.28元，报交通运费等等539.50元，计1396.78元；郑天挺、罗常培北大报1285.91元，报交通运费等等1021.77元，计2307.68元。按，三份账目，以支付细账二十页最为清晰，而报销总账二页系根据支付细账相加所得，惟分列的报销账目数总额10285.49元，比支付细账之总数10445.49元少了160.00元，因表中只列若干数字，未写明对应之明细，所以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郑天挺账单
这份支付细账，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交通、住宿、餐饮、娱乐等物价，以及相同内容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甚至赏钱的多寡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像是一幅鲜活的画卷，铺展于读者的面前。
四
八月二十六日，是罗常培阴历（七月初四）四十三岁的生日。这天上午七点半，他与老舍乘坐的飞机从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九点四十分抵达昆明。
回到昆明后，罗常培竟连续病了两个来月，见到他的朋友都总是问他：“你们在峨眉玩得痛快罢？”为排除同事、朋友误解他们三个月的行程只是“优哉游哉地消磨在峨眉山里似的”，罗常培说“情愿花一些功夫把我们的游踪记下来”，写尽了路途中所经历之各种艰难与险阻，各类狼狈与窘迫，于是就有了《蜀道难》这部著名的游记。
本书自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写起，每一礼拜完成五六千字付《当代评论》发表（连载十一期，署名罗莘田），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写完，前后用时六十九天，可谓是精心之作了。
后经陈雪屏建议，始又据《当代评论》本删改校订，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上海再版。署名罗莘田。
一九九六年九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将罗常培《苍洱之间》《蜀道难》合刊，作为《书趣文丛》第三辑的一种，并取前者冠为书名。据周定一《跋》：“这两本书印数很少，又是在抗战期间的后方印的，流传不广。……我保存的一本还是解放前在一个学生手里偶然见到，向她要来的。”那么，辽宁教育出版社所据应是一九四四年重庆独立出版社本。
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的《蜀道难》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罗常培文集》第十卷，收入论文十篇、游记《蜀道难》《苍洱之间》两种、零星文章等若干。两种游记，据卷首说明曰：“此次由高更生根据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书趣文丛》第三辑之《苍洱之间》编校。”估计当年《罗常培文集》编委会未能找到独立出版社本（不管是渝版还是沪版），所以用了别的出版社的新排印本进行编校。冰心一九七九年在回忆罗常培的文章里，也说过：“我曾替他写的一本游记《蜀道难》做过一篇序。如今这本书也找不到了。”所以，《文集》本《蜀道难》的某些改动，——如第五节《十二天的沉闷生活》六月十六日“广敞”，改作“宽敞”；第六节《闷热的板栗坳》六月二十七日“突然上来二十几个香客，大约有廿人”，改作“突然上来不少香客，大约有廿人”，然核诸《当代评论》本，实作“突然上来一批香客，大约有廿人”……应该是出于编校者的径改了。
此次整理，我们以一九四六年四月独立出版社上海再版本为底本，以《当代评论》本（简称《评论》本）、《罗常培文集》本（简称《文集》本）为校本。由于结集时对《当代评论》本有若干较大删削以及多处改写，此类情况作异文出校；其他细微的润色与改动，则酌情处理（未能悉数体现，否则校不胜校）；有疑误处，参校其他文献。凡有改动底本文字或重要异文，皆出校说明。
《蜀道难》共分十七节，除首末两节外，中间十五节与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可彼此呼应。兹将相关内容附于每一节之后，互相对读，真可谓有身临其境者也。
因为都是属于个人化的记载，罗常培与梅贻琦所记每日之具体时间点（几点几分），或有出入。而对于第一次遇到的人名与地名等，大家也会根据读音或事后追忆来记述，人名如薛卓钧、韩德璋，梅贻琦日记作薛卓君、韩德章；地名如峨岷体育社、三岩、石岩湾、陈福记、蜀天行墅、七里碑，梅贻琦日记作峨嵋体育会、山岩、石崖湾、孙福记、蜀天别墅、五里碑；他如榕树、桫罗树、栱桐、幺店子，梅贻琦日记作黄果树、娑罗树、珙桐、腰店子；梅贻琦日记怡春戏院，郑天挺账单作惜春戏院。这些文字，不作彼此互校，也未作他校。提请读者注意。
《蜀道难》，罗常培 著，中华书局，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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