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社会绝不是太平安宁的社会，宗教虔诚与爱好和平也不是一回事。军事修会里的基督教骑士的职责不是传播福音，而是保护那些受过训练、以传播福音为使命的传教士。
武装传教的传教士
对于在世俗社会履行自己的各项使命时可否动用武力，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往往犹豫不决。首先，教义要求宽恕罪人，但同时不能忘了保护受害者。所以，宽恕悔罪的强盗是一回事，对强盗行为置之不理是另一回事。类似地，教会反对教士拿起武器，鼓励信徒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私人争端；但与此同时，教会必须支持世俗君主，因为君主负责保护教士及其信众，抵御外敌攻击和国内暴力的侵害。
中世纪社会绝不是太平安宁的社会，宗教虔诚与爱好和平也不是一回事。但男女修道院为人们逃避日常政治的动荡提供了道德慰藉和安全的避难所。绝大多数赞同用武力保卫国家、逮捕罪犯的罗马天主教徒也知道，《新约》反对杀人，反对暴力。这与斯堪的纳维亚原始异教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的核心就是对武力与狡诈的赤裸裸崇拜。维京人的萨迦传奇歌颂英雄业绩的方式是西方史诗无法比拟的。不过，即便最骁勇的维京海盗也渐渐通过《尼亚尔萨迦》之类的故事明白了，异教不能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提供根基；除了适者生存、强者为先之外，政府还必须有别的思想支柱。
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督教传教士说服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区域性铁腕统治者，让他们相信为了他们的人民和他们自己的生存，必须结束以掳掠和战争为基础的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成为基督徒。这些新受洗的统治者成为挪威、丹麦和瑞典的国王之后，就有教士为其出谋划策，建议他们如何征税，如何将其他强大的领主招募到自己麾下，如何强制执行自己的敕令，如何建立全国政府的基础。于是，维京海盗在北欧的恐怖统治便以令人意外的速度宣告结束。
西欧人对北欧海盗袭掠的军事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欧海盗皈依基督教。不过程度有多高，取决于不同观察者的视角。封建制度的发展在西北欧创建了骑士阶层，他们比维京人更训练有素，装备更精良。农民为骑士提供资源，让骑士有能力购买武器和马匹、建造城堡和供养驻军。同时，一些维京领袖在占领西欧土地后，也要保卫自己的新财产，抵御他们那些仍然将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民视为天然猎物的维京亲戚。
很多基督教传教士在没有武装护卫的情况下踏上异教徒的土地。他们一心求死，渴望成为殉道烈士。有些教士和僧侣的确欢迎为信仰而死的机会，渴望在天堂赢得显赫的位置。但当时受过训练的教士相对较少，西欧统治者更需要他们在国内服务，而不是到海外当烈士。所以，很多年前爱尔兰教士开始到异教徒德意志人那里传教的时候，法兰克统治者会派武装卫兵保护这些教士。就这样，派遣武艺娴熟的武士保护传教士的传统开始了，这最终导致了立窝尼亚十字军东征。卫兵没能从弗里斯兰刺客手中挽救圣博尼法斯的生命。但对其他传教士来说，只要不像圣博尼法斯那样坚持要砍伐异教徒的圣树来建造基督教堂，身边的武装卫兵就足以警告异教徒，让后者明白他们不会容忍公开的抵抗。
基督教传教的策略是让传教士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传教，鼓励非基督徒统治者效仿成功的基督徒君主，并威胁动武。但这些策略对穆斯林没用。尽管我们对伊斯兰教徒入侵欧洲那段历史的记忆不多（这段历史不像北欧海盗入侵西欧那样令人刻骨铭心，并且穆斯林入侵者的船只是标准的地中海桨帆船，是基督徒熟悉的船型），但穆斯林实际上曾攻入西班牙北部，洗劫了很多意大利城市，在阿尔卑斯山安营扎寨，并对法兰西南部虎视眈眈。
法兰克志愿者到西班牙参加抵抗摩尔人的战争，以及来自北非的伊斯兰战士到欧洲参战，这都发生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同样，虽然乌尔班二世教宗在1095年末呼吁法兰克人从基督教之敌手中收复圣地（这些基督教之敌正在圣地压迫基督徒，并阻止基督教朝圣者到耶路撒冷及其周边的圣地参拜），但在这之前就有一些西欧雇佣兵为拜占庭帝国效力，与突厥人作战。
仔细聆听教宗演讲的人们意识到，如果本地的地痞流氓能把精力和本领都投入到与基督教世界之敌的战争，而不是互相斗殴或为害乡里，这将是一件好事。教宗暗示，如果能把桀骜不驯的贵族及其追随者弄出国一段时间，国内就能太平了。人们经常忘记兵役还有这个方面的作用，但其实直到不久以前，西欧的司法机关在决定如何处置放浪不羁的年轻男子时，还会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坐牢，要么当兵。司法机关希望，纪律、人生的目标感和成长，能让少年犯变成有用的公民。
修道会的作用之一就是找到一个让人们能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地方。但一辈子守贞、斋戒、读书和种地，对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吸引力。他们觉得骏马和利剑比用拉丁语作漫长的祈祷和唱赞美诗更有意思。但教会圣师下令组建的正是军事修会，甚至在没有十字军远征整装待发的年份里，军事修会仍在招募人员。
军事修会里的基督教骑士的职责不是传播福音，而是保护那些受过训练、以传播福音为使命的传教士。基督教骑士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不过也远远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无知蠢类），但他们通常相当虔诚，并且特别愿意为了基督教的事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也愿意把自己的金钱交给陌生人照管，以立下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的功绩。也许有人会说从东方能获得珍贵的商品，但比萨人用船运回欧洲的巴勒斯坦泥土（来自他们位于近东的墓地）里究竟有多少财富，是现代人的思维无法理解的。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世纪十字军战士的思维，不是我们这些后工业现代社会主流的人能理解的。当然我们能理解到一定程度，但这也必须是按照古人的方式来理解。
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的建立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1099）期间，法兰克人占领了耶路撒冷，这彰显了以下各方面因素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11世纪末西欧的宗教热情、军事技术与专业知识、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以及世俗与教会精英新近获得的自信。大批武士从西欧出发时有如潮涌，但因为疾病、逃兵和死亡，抵达圣地时只剩涓涓细流。但即便这些少量幸存者仍然足以战胜那些新建不久且羸弱的突厥国家。这些突厥国家统治着心怀不满的阿拉伯人，其中有些还是基督徒。但接下来，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在十字军战士攻克耶路撒冷的使命完成后，大多数骑士和教士都想回家。留下的武士太少，不足以巩固征服的战果；后来从西欧赶来的援兵也太少，不足以守成。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大批农民在距离君士坦丁堡不远的地方惨遭屠戮，而起初因为东方市场开发而欢呼雀跃的意大利商人很快就为了争夺商业利益而互相争吵。十字军国家似乎摇摇欲坠，注定能够苟延残喘，直到突厥人找到一位英明领袖来组织当地资源，并为其追随者注入一种可以与西方人相比的宗教热忱。
随后几十年里，每当有突厥人领袖敢于攻击十字军王国，西方的反应都颇为迟缓，笨拙的大军抵达圣地时总是太晚，因此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家都清楚地感到了建立一种新型军事组织的必要性，它应当能为孤立的、处境危险的城堡提供经验丰富的骑士作为驻军；应当能在欧洲搜寻给养和财富并将其运输到圣地，从而为驻军提供给养和装备；应当熟悉当地情况，并能为新到的十字军战士提供讲解；并且不会被卷入圣地各个豪门世家野心勃勃的内讧之中。西欧人发现，最符合上述需求的组织就是军事修会。
第一个军事修会是圣殿骑士团，它的创始时间可能是1118年，由一群到访圣地的法兰西骑士创立。他们对宗教充满热忱，想要脱离尘世，以祈祷和为教会服务为生。在严格意义上，最早的圣殿骑士团可能更接近俗世的兄弟会而不是修道会，它和在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世界里还能找到的一些组织类似，其宗旨是为社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服务。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将自己位于原先的圆顶清真寺的宫殿提供给圣殿骑士团作为住所。十字军战士相信这里就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于是这个新组织被称为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原本可能只是众多默默无闻且短命的贵族兄弟会之一，但耶路撒冷宗主教请求他们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护送朝圣者通过从沿海到圣城这一段危险的路途。很多年里，圣殿骑士团的这项使命无人知晓，而且取得的成绩也一般，但他们对此颇感自豪。为了纪念骑士团早期的贫困，后来的圣殿骑士团大团长使用的印章上的图案就是两名骑士同乘一匹马（意思是他们买不起第二匹马）。渐渐地，他们的才干和对圣地的知识赢得了认可，他们对保卫圣地的贡献不仅没有被低估，反而在宣传中被夸大了。这有助于骑士团招募新的、更富裕的志愿者。到12世纪30年代，圣殿骑士团已经踏上了名望与繁荣之路。新成员纷至沓来，他们通常会把土地与金钱捐赠给骑士团。这些资源对供养在圣地的圣殿骑士至关重要。
圣约翰骑士团更有名的名字是医院骑士团，他们是第二个军事修会。但医院骑士团的建立比圣殿骑士团更早，可以追溯到约1080年，并且教廷对它的认可也更早，约为1113年。但他们直到12世纪30年代才开始具备军事职能。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原本的职能是为朝圣者和十字军战士提供医疗服务。
传统的教士对于可否允许教士参战抱有很大疑虑。军事修会的骑士仅仅是修道士而不是神父，但他们宣过誓，所以属于教士。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是在邪恶面前的不抵抗方针。每一位基督徒都很容易想到，彼得曾在基督行将被捕并被送上十字架时准备拔剑保护他，但基督责备了彼得。而在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统领军队的先例，多位教宗也曾祝福与信仰之敌作战的军队。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1090~1153）是当时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在一本题为《赞美新的骑士团》（De Laude Novae Militiae）的论著中为军事修会的终极存在理由作了辩护。他首先主张，圣地对冥思与启迪具有重要作用。他写道，圣地对朝圣者的救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朝圣者长途跋涉、经历千难万险去基督和圣徒生平重要的地点祈祷，为的就是求得救赎。圣伯纳德认为，圣墓（即基督之墓）具有特别显著的意义。所有朝圣者都渴望到那里祈祷。然后他指出，十字军战士保卫通往圣地之路的工作显然非常重要，因为突厥统治者当时就已经在阻挠基督徒朝圣者前往圣地了。当然，耶路撒冷王国内部的政治动荡对局势也有负面影响。耶路撒冷宗主教没有资源维持一支由骑士或雇佣兵组成的正规军队来保卫朝圣路线。就连圣伯纳德也没办法说服世俗统治者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期间联合起来。军事修会显然是完成圣伯纳德眼中的十字军战士使命——保卫海陆两路的朝圣路线的最好工具。
军事修会满足了实践、宗教和心理的需求，并且非常适合在几次大规模十字军远征活动之间漫长、沉闷而危险的时期为圣地的各座城堡提供驻防。埃里克·克里斯琴森在他那本特别值得赞美的佳作《北方十字军》的“武装僧侣：意识形态与效率”一章中总结了上述情况。统治者了解到，军事修会愿意在世俗骑士不能够或不愿意去的地方服役。军事修会也满足了人们深切感受到的一种需求，弥合了精神斗争和尘世间战争之间的矛盾。现在，基督徒面对大奸大恶时不必消极被动，也不必等待舆论转变或者出现一位伟大领袖来组建军队搭救他们。军事修会让十字军成为持续不断的行动，永不停歇，永不中止。
军事修会的武器装备始终大体遵循当时西欧和中欧流行的风格，只是在不同世代之间有微小的变革。总的来讲，每位武士都身穿链甲和胫甲，戴头盔，手持长矛和盾牌，擅长使用重剑，并骑乘受过训练，能向敌方步骑兵发起冲锋的高头大马。唯一为了适应气候做的改变，是在链甲之外披一件轻质罩衣，以免链甲被晒得过热；并且避免在炎热时间旅行。当然，圣地的严酷气候对来自北欧的访客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们往往很快就会因为暑热和染病而倒下。所以军事修会的存在特别重要，他们可以为新来者提供建议和示范。如果新来的十字军战士虚心接受并认真学习，就能变成战斗力可观的武士，而不是病人或者轻易成为突厥式战术的牺牲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西方骑士的蛮力与突厥和阿拉伯武士轻装急进、迅捷敏锐的高超战术之间的对比让十字军东征显得特别有趣。这段历史里从来没有过双方军队正面对垒、兵力更强的一方获胜的例子。实际发生的是战略与战术的复杂互动，双方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指挥官在投入作战之前都要思前想后、精心算计。当然斟酌算计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因为大家都知道战争的特点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有一位将军，没有一支军队始终有能力向战场的混乱强加秩序。气候、地理、兵力、装备和给养在决定胜负时都会发生作用，但说到底个人和集体的意志也很重要。并且，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承认，兵家胜负取决于神的意志。
本文摘录自《条顿骑士团：一部军事史》，[美]威廉·厄本（William Urban） 著，陆大鹏/刘晓晖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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