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书画大家、鉴定家谢稚柳先生有着藏书、读书乃至抄书、校书的习惯爱好，这也是为助其研究而用心积累的学问功夫。世人论及谢氏书画鉴定之学，似多注重其以书画本身笔墨风格为据的特点，此固不谬；殊不知其于文献校读之勤勉用功，竟同样秉承传统，一字一句地从最基本的抄校做起。近日，《宋人轶事彙编》的谢氏鱼饮谿堂抄本在上海现身，恰好是一个十分难得的重要佐证。其中，《画史》、《书画旨》均系谢稚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手抄，用纸也都是专门定制的鱼饮谿堂乌丝栏纸。
谢稚柳在书房 蔡斯民摄
近人丁传靖所辑《宋人轶事彙编》二十卷，从宋元明清五百余种著述中，搜辑两宋帝后名臣、文人学士、书画艺家等传闻载记及相关故事，按人编次并注明出处，于宋代历史、尤其是宋代人物之研究，别具资料价值，因此一直是有关研究者们重视并常用的参考之书。据说作为古代书画研究鉴赏领域著名权威的谢稚柳先生，生前也爱读此书。如今，该书谢氏鱼饮谿堂抄本的现身，恰好是一个十分难得的重要佐证。
《宋人轶事彙编》 谢氏鱼饮谿堂抄本
全书线装，分订二十七册，均抄写于定制印成的乌丝栏专用纸上。半叶九行，除小字注文之外，皆每行二十四字。书口版心下方，印有“鱼饮谿堂”仿宋小字。 各册开首第一叶居中处，又都有谢稚柳先生以行草所署“宋人轶事彙编”， 并在右边栏外下方，以小字分别注“第一”、“第二”……直至“第廿七终”,是为各册册数编次。全书正文抄写字体有三种 ，其中绝大部分，即从第一册至第二十册第三叶正面第七行（原书卷一至卷十五大半），以及自第二十三册第十六叶正面第八行第十字起，至第二十四册(原书卷十八大半及卷十九），共计约二十一册十七卷，均为瘦劲挺秀、韵致时见的楷书，与《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谢稚柳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12月）所收谢氏手抄诸书中宋代米芾《画史》及明代詹景凤《书画旨》二种的字迹，其结体用笔，风格最为接近。且抄写精细，偶有抄错之字，已用浓墨遮改，似仍不惬意，往往再点去重写。然至第十八、十九两册中，已多就抄错之字以浓墨径改。而《画史》、《书画旨》则均系谢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手抄，用纸也都是专门定制的鱼饮谿堂乌丝栏纸，唯半叶十行，前者每行二十四字，后者每行二十字。
《宋人轶事彙编》 谢氏鱼饮谿堂抄本
二十七册抄本中，自第二十册第三叶正面第八行起，至第二十三册第十六叶正面第八行第九字（原书卷十五后小半至卷十八前小半），计约三册半，则换了另一种风格完全不同、字也明显变小的行楷，且抄写也好像比较随意，应另出他手。此外，自第二十五册第三十三叶正面起直至最终的第二十七册(原书卷十九极小部分及卷二十全部），计两册略多一点，虽是楷书，但与前述两种抄写字迹，又都明显不同。
《宋人轶事彙编》 谢氏鱼饮谿堂抄本
鱼饮谿堂抄本《宋人轶事彙编》所据底本，当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字排印的初版，精装上、下两册。1958年曾经重印，至1981年，中华书局又将商务初版的断句改为新式标点并略事校订之后，重出新版。然原商务初版每卷卷端下所署“丹徒丁传靖辑”，以及卷四至卷二十中各人名、事类小标题下所列“第一”、“第二”……直至“第一百三十六”之序次，中华书局本中均已不见，而鱼饮谿堂抄本则皆存，与商务初版相同。又谢稚柳先生生前好友郑重先生，曾在其所撰《谢稚柳系年录（增补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9月）的“一九七四年(甲寅)”中，记“《宋人笔记》中亦有王安石的故事，稚柳先生将其所藏供笔者阅览”。经向郑先生求教，获知此“《宋人笔记》”正是商务初版的《宋人轶事彙编》，且其当年所得谢氏旧物，至今仍存架上。
谢稚柳生前好友郑重（右一）翻阅谢氏鱼饮谿堂抄本《宋人轶事彙编》
据目前所见资料，谢氏鱼饮谿堂传抄各本，似皆与其主人研究兴趣相关者，且多自抄自校，因此，除了抄存备用之外，是否还兼有些许抄读并行、一举两得之意?而从那些抄书题记跋语中，则又确实能时见其中的缘由大略、心得感受。前述鱼饮谿堂抄本《画史》后，有谢先生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自跋，除略述其于该书所记错杂处“重为次第”，并指出世传抄刻诸本皆有出入等问题之外，又于署年之后，另行再记“此本原为健碧所钞，忽忽遂将廿年，已日就敝破，因重钞……”，惜限于著录之书选刊图版的篇幅，仅能见此一行文字，然陈佩秋先生亦曾手抄《画史》一书，则已可知。詹景凤《书画旨》后，则题：“明詹景凤撰《书画旨》，昔所未见，似未有刻本。徐君伯郊于苏州收得旧钞本，为安仪周所藏。暇日因得假钞一过。惜原钞颇多乖误，致有不可解处，乃无依据可是正之耳。稚柳并记。”虽未署年月，但从字迹来看，似当与《画史》抄写年代相近，故被著录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徐伯郊为著名文博大家徐森玉之子，藏书颇蓄善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谢稚柳先生多有往还。另外尚有二种，亦著录于《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谢稚柳卷中，也都用鱼饮谿堂乌丝栏纸抄写。其一为宋末元初庄肃的《画继补遗》，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抄写字迹已近行楷。谢先生跋曰：
近偶阅此书，所记虽较简陋，然自邓公寿《画继》而后，诸书所记南宋画家，此寔为其先河，亦复可取，因草草为录一过，以备他日检考之助。近年予时患血压，又复新婴心疾，终日头目昏眩，胸次如波涛，几乎百凡俱废。即此寥寥十数页，录未竟而腰支几不可支，信乎废人矣。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鐙下记。
《宋人轶事彙编》 谢氏鱼饮谿堂抄本
另一为南宋末周密的《志雅堂杂钞》，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有题记二则:
顷得此旧钞本，久不见此书，因发兴为钞一过。惜错字太多，儻得佳本校核为快耳。甲寅十二月七日夜，稚柳记。
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得《粤雅堂丛书》本校一过，《粤雅堂》本亦有错字也。又记。
甲寅为1974年，谢先生六十五岁，虽然稍此数年之前，因脑血栓引发并后遗的目疾风腕，已在其抄写中渐显力不从心之迹，但还是自抄自校，不假他手。而这样的要求，这样的个性，无疑应该与其本身的功底基础和学养识见有关。朱家溍先生为纪念老友谢先生所写的《谢稚柳先生画陶渊明像》（收入谢小珮编《谢稚柳纪念集》，1999年自印本）一文中，曾有这样的回忆：
十年前，我开始编纂《历代著录法书目》一书，凡传世法书的著录和题跋，诸书均已入著，另外也收录一些书篆文集中的资料，全书共收书篆一千六百六十九人，共引用古籍二百七十四种。其中的一种《契兰堂书画录》就是向稚柳兄借抄的。此书在当时尚无印本，只有稚柳兄所藏的旧抄本，是一个传世的孤本，非常珍贵。按理说这种孤本书如果有人要借的话，收藏者只提供当面阅读而拒绝借出，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但稚柳兄不假思索，很痛快的就把《契兰堂书画录》借给我抄录。
朱先生出身藏书世家，又是文博大家，能有这样的评价，则谢先生无论是藏书还是为人之眼界、品质，皆可由此想见。
《宋人轶事彙编》 谢氏鱼饮谿堂抄本
其实，谢稚柳先生藏书、读书乃至抄书、校书的习惯爱好，最终还是为助其研究而用心积累的学问功夫。世人论及谢氏书画鉴定之学，似多注重其以书画本身笔墨风格为据的特点，此固不谬；殊不知其于文献校读之勤勉用功，竟同样秉承传统，一字一句地从最基本的抄校做起。而这一切，虽然能由其平生著述中稍窥一斑，但面对这些存世的鱼饮谿堂抄校之本，往往会有不同一般的感受；若得细读，当能更悉其详。兹举一例，如前述谢氏所抄米芾《画史》中“苏氏种瓜图”一则的天头空白处，有其小字批注：“内合同等印，并见前十六页及二十七页。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沈括《补笔谈》二十七页，《丛书集成》本)。”虽只寥寥数行，但这也许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谢先生撰写《晋王羲之<上虞帖>》一文时，曾据经过仔细审辨发现的“内合同印”等，最终确定其为南唐摹本的底蕴所在。至于上海工美拍卖公司2013年秋季“海上世家藏品”专场中拍出的谢氏鱼饮谿堂抄本《补唐书张义潮传》（罗振玉撰）、《瓜沙曹氏年表》（罗振玉编）等，显然又是谢先生为整理撰写《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而专门录存的文献资料。
《宋人轶事彙编》 谢氏鱼饮谿堂抄本
如今，谢氏鱼饮谿堂抄本《宋人轶事彙编》二十七册，又经“上海工美”发掘征集，是巧合还是缘分?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样的抄校研读，伴随着主人的学问艺事，默默践行；其中的甘苦，如鱼饮水。
（作者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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