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的哀愁》：那一场青春，有别样的烟火

《比利时的哀愁》，[比利时]雨果·克劳斯，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758页，128.00元

比利时的小镇，青春期的战争

距今八十年前的那个下午，阳光洒在比利时西弗兰德省一家由修女开设的寄宿学校里。即将年满十一岁的少年路易斯·塞涅夫正偷偷和几个要好的男生在他们的秘密组织“使徒会”里交流所谓的“禁书”，却有修女找到他，把他带到了前来接他回家的父亲和祖父面前。被南非著名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称为“战后欧洲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的《比利时的哀愁》有着完全波澜不惊的一个准校园小说的开头。

这部发表于1983年的小说，的确是以欧洲文学史中常见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形式描述了主人公路易斯在比利时小镇里度过的整个青春时光。只不过，这个时间段是从1939年到1947年，也就是比利时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并在战后艰难重生的时期。所以，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编年体战争历史小说。小说分为风格和内容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上半部名为《哀愁》，是战前一年里路易斯在寄宿学校、瓦勒的家和巴斯特赫姆的外祖母家的经历。这里的哀愁既可解作青春期的少年之愁，也可按小说后来揭示的，是这位少年给家人造成的哀愁。路易斯和众多欧美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心智早熟、性格敏感、情绪起伏不定、想象力丰富而有恶作剧的冒险趣味，依恋自己的母亲又和自己的同学有着感情纠葛，对学校的修女教师和家中亲戚组成的成人世界既好奇又流露出不屑。实际上，小说作者正是借这个教会学校和这两个普通市民家庭勾画出了一个民风偏于市侩保守、宗教气息浓厚而又政治局势暗流涌动的战前西欧乡镇社会的剪影。在这青春小说前半段的字里行间已经织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争预兆，为后半段小说中的暴风骤雨做了铺垫。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路易斯的教父也即祖父要求他说“图钉”的时候不用法语而用弗拉芒语（即比利时荷兰语）。而他们的车上贴了“雷克斯”，这是有基督教色彩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宣传单。这些细节正暗示出当时及战争中比利时的复杂政治倾向，而这又和比利时这个小国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

比利时在漫长的中世纪及近代早期一直是低地国家，即广义的尼德兰的一部分，夹在法国与德意志诸邦国之间，曾经轮番被勃艮第王国、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分支与奥地利分支）和法国统治过。1302年的“金马刺战役”中，当时还被称为弗兰德的北部地区的弗拉芒人曾一度击败过法国的入侵者，但之后仍然没能改变该地区被法国吞并的命运。在拿破仑失败后，比利时一度成为荷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830年，比利时从荷兰独立，成立了自己的君主立宪国家。比利时内部则分为讲荷兰语的北部地区和讲法语的南部瓦隆大区及讲德语的一小块东部地区。而首都布鲁塞尔虽然位于北部但却同时拥有讲荷兰语与讲法语的社群。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弗拉芒民族主义及弗拉芒独立运动成为比利时国内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讲荷兰语的民众总觉得自己受到法国与亲法分子的排挤而格外仇视对方。纳粹德国利用了这种民族意识和仇法情绪，在战前和战时都大力宣传日耳曼民族共同体，强调荷兰语与德语的同源性，将弗拉芒人称为德意志民族的兄弟民族而将其纳入泛日耳曼族之中，成功地蛊惑了不少有弗拉芒民族主义思想的比利时人。二战爆发之前，比利时国王列奥普德三世曾宣布比利时中立。二战爆发后，德国在1940年5月大举进犯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些低地国家，战争仅仅持续了十八天，比利时国王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比利时政府流亡英国。德国占领了比利时。

小说下半部《比利时》便从战争乌云压境的1940年写起。这一部分并没有再像第一部分那样分出章节，而是由一个个零散的段落前后缀接而成。这种形式上的变换也可视为一种对时局的隐喻：表面上井然有序、按部就班的生活被战争打乱，进入了无序、纷乱而快速变化的状态。战火已经不可遏制地烧到了路易斯的家园，他和他的家人都卷入了与德国人的种种关联中。路易斯的母亲康斯坦泽为德国人把持的工厂工作而且和德国上司发展出了私情。具有弗拉芒民族主义倾向的父亲更多的是出于功利考虑而想加入与纳粹紧密合作的弗拉芒民族党，而祖父则坚持对统一的比利时的爱国立场，路易斯也一度加入了类似于希特勒青年团的弗兰德纳粹青年团。不少比利时市民都自愿或半自愿地附庸并服务于纳粹德国的占领军，或多或少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纳粹版的弗拉芒复兴道路。弗洛伦特叔叔代表了反对德国的少数派，偷偷逃到了英国追随比利时的流亡政府，最终牺牲在战场上。还有康拉德这样坚定的反纳粹斗士，选择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白卫队”。比利时占领期的整个政治光谱在此都得到了呈现。到了德国溃败、盟军反攻、比利时光复之时，“白卫队”获得了统治权，开始清理、抓捕曾经与纳粹合作的这些市民，在这片受战乱摧残过的土地上再次制造了恐怖气氛。大尼德兰、弗兰德、弗拉芒独立等口号又被统一的比利时的爱国主义宣传所取代。

比利时的语言分区

少年路易斯在这样的时代动荡中有着不一样的成长。作者在下半部记述战争岁月时也始终没有丢开成长小说的主线，他让主人公在观察周围人的聚散与改变，目睹父母的情变与冲突，出入不同阵营而流转于不同立场的同时也经历自己青春期的躁动和身体的变化，追求认可而遭受挫败，获得初次的性经历并走向文学创作。小说呈现的既不是一个在战争洗礼中成就英勇自我的英雄形象，也不是愤世嫉俗而与家庭、社会决裂的叛逆行迹，而是时代的跌宕起伏与个人的迷惘骚动之间的交叠复合。这里并没有向上的进步或向下的幻灭的线性叙事，而是如小说后半部分的行文格式，沿时间轴线串联起的零散碎片拼合成斑驳迷离的个人兼家国往事。这个初经世事的少年固然在时代洪流中起伏，却没有被裹挟摇落而丧失自我，反而跳脱出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执念，以倔强的目光凝视，以鲜活的肉身感知比利时的这一个小角落里的人情波折、世态变迁。这个主观的视角，连同其中嘲讽与自嘲的格调，是小说作者用心经营之处，也正是这部小说格外迷人之处。

主观的视角，奇幻的叙事

如果可以用电影来类比小说，《比利时的哀愁》应当是有滤镜加持，并且经常采用手摇镜头的那种作者电影。

文中大部分情节都是从路易斯这个主角的视角来记述的，时局的发展、家人的离合、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动都是通过他听到的对话、他读到的信、他的见闻经历和他的想象传达至读者。以孩童的视角来观察周围世界，用他的直率无邪来反衬成人社会的伪善与堕落，这是世界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创作手法。与二战相关的文学中，更是有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这样杰出的先例。德国文学评论界也确实将这部小说与《铁皮鼓》相提并论。只不过，这一次在男孩的视角下展现的不再是二战主犯国内部的人心百态，而是一个态度更为暧昧的纳粹附庸国的种种情状。与那个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不愿长大也就不长大的奥斯卡正相反，路易斯一边观察着周遭世界，一边体验着自己的成长，一步步走进成人世界。

在此过程中，小说作者在文中不断加入这个男生对当前事件的评论，有时放在括号中，仿佛是电影的旁白，有时则直接作为人物的心理独白插入叙事中。有趣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叙事者的人称也随之来回转换。就在同一段话里，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会紧接着自由间接引语（字面上是用第三人称的叙述，实际上是引用某个角色所说的话），然后又毫无过渡地转入以第一人称开始的主观叙事。“路易斯―他―我”其实都指代同一个主人公，但却不断地、密集地来回切换，在文本表层制造出叙述角度的跳跃晃动，打破了恒定而单调的平铺直叙。这种动态、混杂的言说方式虽然会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但也正符合青春期少年的活跃躁动，仿佛这个“我”不甘心只是作为“他”而被描述，随时会跳出来，向读者表达他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冲动。下面这一段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爸爸和教父走进了聚会厅，那里安放着修女亚当和修女恩格尔的灵床。路易斯不能一起去，因为他反正认不出她们来的。他努力找，找到了梨树所在的位置，站在了那儿。我是头猪，因为我恨不得在这场毁灭当中蹦起来，跳起舞来，放声大笑，这场毁灭是炸到空中的城堡。

对“他”的描述，对“我”的呈现，仿佛两条互相缠绕奔腾而下的叙事之流，构成了叙事层面的复调结构。在外部事件的展开过程中，“我”这个主人公脑洞大开的主观臆想也便以意识流的形式滚涌而出，为现实世界增添了刻意为之的不和谐“杂音”和奇幻的画面。如同写实风格的电影剧情突然加上了具有动画质感的特效。这特效有时出自孩子气的报复式想象，是一种恶作剧式的颠覆把戏，一种嘲谑意味浓厚的反叙事。比如他在遭到家人冷遇时便断定自己并非亲生，而且煞有介事地推理演绎：

路易斯知道得很清楚，这个男人不是他的父亲。我也不是妈妈的孩子。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当我睡在新生儿养育房中的襁褓里的时候，就和另一个婴儿调换了。这件事儿只有教父知道，但他守口如瓶，只向他最宠爱的莫娜姑妈透露过，所以她对我的态度总是这么特殊。

这特效有时是各种记忆碎片在自由联想中拼贴成与现实无关的马赛克画面，乍然浮现于日常生活的境遇中，其中往往混杂了宗教意象、历史传说形象和歌剧或流行乐的歌词，映照出的是主人公飘忽波动的心绪与虚实交织的感念。当他感觉自己心仪的挚友对他没有对等的热情时，脑海中便有了一连串的流动图像：

路易斯又缩到被子下面去了。弗里格没有心。每个人的心运转得都不一样。弗里格的完全只是一套机械，气缸，曲轴箱。我的心是一盏长明灯，一有风过就会闪动。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猫吃心。耶稣指着自己的心，一团火焰。狮心王理查。苏崇王子的心，颤抖，起伏剧烈，可是沉默不语。“我的这颗心全都付与你。”

尤其是书中多次出现的米泽尔，是主人公完全凭空臆想出的、号称“只有四大使徒看得到的”、介于魔鬼与天使之间的一种精灵形象。在主人公的想象里，它们如蜜蜂一样密集飞行，穿梭在主人公的身体和生活空间里。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童话角色，是他向友人炫耀的秘密，是他孤独时的陪伴，却也是他性发育的见证。米泽尔的反复出现极大地增添了小说叙事的奇幻色彩，只不过这都是让人一眼能看穿的主观幻想，而不是真正的情节上的奇幻设置。这也让这个文本与《铁皮鼓》有了质地与格调上的差别。《比利时的哀愁》是以准奇幻叙事来增强主观视角，突出少年主人公对周围世界的别样感知和浮想联翩，在打破惯常叙述形式与投射人物内心世界方面显示出叙事语言本身的摇曳多姿。

不管是意识流的奔涌之势，还是天马行空的意象挥洒，小说文本都在写实主义的边缘游移，却也恰恰因此格外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既狂妄到要挣脱现实，又常常自卑而怨念频生的青春期男生的心理波形图。主观的叙事视角和感知方式让整部小说始终充满了一种少年感，并非鲜花怒马，并非青涩纯情，而是略带着痞气的桀骜，弥漫着失落的怅惘，身体欲望在觉醒，意识观念却混沌，善恶正邪不分明，然而一切忌妒、怨怼、悔恨、骄傲、残忍、嫌隙、摇摆、放浪又都洋溢着生命自发生长的新鲜与真实。就在这战火与硝烟的背景上，背叛与疯癫的时代中，那些纷飞的心事与勃发的情欲构成了特殊的青春回忆，一个比利时灵魂的青春回忆。这个灵魂的名字叫雨果·克劳斯。

弗拉芒文学的巨擘，永远不羁的少年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以颇有后现代风格的文本自我指涉方式，暗示了自己与路易斯之间的部分同一性：路易斯在战后参加了征文比赛，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小说，带到了出版社。而编辑定下了这部小说的名字：

“《哀愁》，这是个好标题。另一方面……还缺了点什么。这标题显得……显得……太单调了。每个人都有哀愁。为什么您不写成《为祖国而哀愁》？我常常给我们自家报纸拟标题……”

……

“或者，简单点，就叫《比利时的哀愁》。英语就是The Sorrow of Belgium。如果您以这个标题得奖了的话，您就可以亮明身份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开玩笑的。

作者在这里似乎在暗示，我们读到的路易斯的故事，就是这部路易斯自己写的《比利时的哀愁》。而路易斯就是作者雨果·克劳斯。路易斯的成长经历，也是作者的成长经历。然而，这其实也是作者与我们读者玩的一个半真半假的身份游戏，而且他还欲盖弥彰地反复强调，关于小说作者的身份，不是开玩笑的。

雨果·莫里斯·朱利安·克劳斯（Hugo Maurice Julien Claus），1929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布鲁日，他的父亲和路易斯的父亲一样经营一家印刷工坊。他也和路易斯一样于1933―1939年在一所天主教的寄宿学校里上过学。之后也是在青春期经历了二战。他的许多老师是亲纳粹的弗拉芒民族主义者，而他自己也确实参加了“弗拉芒民族联盟”中的青年团。但战后他很快就转向了左派。

雨果·莫里斯·朱利安·克劳斯（Hugo Maurice Julien Claus）

不过，走出青春期的克劳斯也就离开了路易斯的文学世界。而与路易斯不一样的是，他是离开家乡之后才真正踏上作家成长之路，而关于他的青春期经历的小说要很晚才会面世。1946年，他离开了父母家，就读于根特艺术学院。1950―1952年，他在巴黎接触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群体“眼镜蛇”。虽然他最早在1947年就已经发表了诗歌作品，但真正让他走上文坛的是他于1950年开始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很快，他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文艺创作能量、熟练运用各类文体的卓越才华和挑战世俗的勇气。他一生写了三十五部原创剧本，同时翻译、改编了大量戏剧作品；写了超过二十本小说，上千页诗歌。1983年出版的《比利时的哀愁》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部代表作，只不过这时克劳斯已年过五十，所以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的青春回忆之作。克劳斯的天赋并不限于文学，1964―2001年，他担任了七部电影的导演，其中一部在1990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上展映。同时，他也是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画家。克劳斯所使用的写作语言，常被人称为弗拉芒语，其实这个说法本身也映照着比利时内部斑驳交错的身份认同。弗拉芒语，实际上包括了比利时北部居民所说的官方荷兰语、方言和“地方普通话”，是以地域命名而非严格的语言学概念，自带浓烈的本土情怀，在荷兰语文学中颇有别样风味。地处欧陆西北角的弗拉芒语区，从不缺少杰出的诗人与作家。克劳斯非常自觉地继承了当地的文学传统，他在《比利时的哀愁》里也多次以半调侃的口吻提到诸多文学先驱，比如诗人圭多·赫泽拉、小说家赫尔曼·特尔林克等。克劳斯自己的文学成就则很早便蜚声世界文坛，欧洲文学界和批评界公认他为战后比利时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用比利时荷兰语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克劳斯多次获得国内外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专为荷兰语文学作品设立的尼德兰文学奖、德国的莱比锡书展奖和欧洲阿里斯特安文学奖，也曾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

与克劳斯的文学盛名相对应的，是他惯于挑战社会习俗，尤其是保守的宗教传统及道德秩序的斗争姿态。从一开始，他的作品就以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叛逆性而引人瞩目，甚至让他惹上官司。他在1967年创作的剧本《马谢洛利恩》用三个裸体男人来讽刺基督教里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该剧于1968年春上演时曾引起轩然大波，克劳斯因侵害公共道德而被判监禁，后来改为缓刑。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文学领域里执着地揭开社会规范的虚伪面纱，打破种种禁忌，为比利时当代文学树立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标杆。在《比利时的哀愁》里，他也借少年路易斯对自己生长环境中的教会体制和宗教传统报以冷嘲热讽。而在欲望描写方面，他可以说是弗洛伊德遥远的文学传人，不仅毫无遮掩地写出了青春期发育时的性冲动，而且更将情感上的俄狄浦斯情结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因而也是一部充盈着求真意志与辛辣风味的社会讽刺小说。

实际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克劳斯都是这样一个不愿向外界世俗规范低头的倔强“少年”。2008年，在饱受阿尔茨海默病折磨之后，克劳斯毅然选择了当时在比利时已经合法化的安乐死，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最后这一次人生决定同样震惊了世人，也引发了保守阵营的最后一次徒劳抗议。比利时文学天空上这颗耀眼的星，在陨落之际也再次放射出惊世骇俗的光芒。他的《比利时的哀愁》则将那个永远的不羁少年定格在了战争与青春交织的画卷里，流传给了后世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