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门上的三块“故宫博物院”匾

在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北门——神武门上，悬挂着一块石质“故宫博物院”匾。这块匾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也是今日故宫的一个标志。但很少有人知道，神武门上的这块“故宫博物院”匾，无论是在质地、悬挂方式，还是在匾文字体、书写人方面都曾经历过数次更迭。本文即对神武门上“故宫博物院”匾的更迭进行一番梳理。

一、悬李煜瀛题“故宫博物院”木匾时期（1925.10.10——1930.8.30）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宣布清帝正式退位，但依据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仍旧居住在紫禁城的内廷。直至1924年11月5日，随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逼迫溥仪出宫，紫禁城内的小朝廷终于至此终结。

清室善后委员会随即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委员会以二个月为期，如遇必要时，得酌量延长之，其长期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工厂等，当于清理期间，另组各项筹备机关，于委员会取消后，仍继续进行。”由此，成立博物馆的决定产生。这个博物馆因为以故宫为院址，又主要负责保管宫内文物、文献、图书，故被定名为“故宫博物院”。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们决议通过正式成立故宫博物院，并通过了《临时组织大纲》、《董事会理事会章程》，还推选出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庆典在乾清门举行。作为已经正式对外开放的宫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自然需要在其出入口悬挂一块书有其名称的牌匾。而在当时，紫禁城外朝的大部分区域已于1914年由北洋政府内务部先期成立“古物陈列所”，所以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的范围只有紫禁城的内廷区域，其出入口也只有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因此，这样的一块匾额悬挂在神武门上方也就是再正常不过之事了。

书写匾额之事，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先生担任。李煜瀛是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亦是中国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从小就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在书法方面颇有建树。据单士元先生回忆：“李煜瀛先生在当年故宫文书科内，粘连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李先生善榜书，功力极深，当时我有幸捧砚在侧，真是敬佩不已。”（单士元：《故宫史话》）这五个颜体大字，在1925年10月10日召开故宫博物院成立庆典大会时，已经被做成匾额悬挂在神武门中门的上方。白底木匾配上黑色大字，显得格外醒目（图一、图二、图三）。这块匾是是故宫博物院成立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同封建帝制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

图一 翻拍自《故宫院史留真》，引自“国立故宫博物院院史资料室”。原注： “故宫博物院开幕时之神武门楼”。

图二 李煜瀛所书木匾之细节。

图三 翻拍自《故宫院史留真》，引自《故宫珍藏人物写真选》。原注：“故宫博物院五周年院庆时神武门外人潮”。通过匾可知，此照应摄于1930年8月30日前，但具体日期不详。

二、嵌李煜瀛题“故宫博物院”石匾时期（1930.8.30——1971.7.5）

在政府、军阀及各方势力的相互缠斗下，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形势不断发生变化。自1926年3月至1928年7月，故宫博物院相继经历了“维持时期”、“故宫保管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几个阶段。短短两年之间，竟出现四次改组。1928年6月27日的国务院第74次会议上，国府委员经亨颐竟还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的议案，幸当时张继先生以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对经委员的议案进行了一番有理有据的驳斥，经亨颐的想法方未能得逞。随后，中央政治会议第155次会议对此事进行了讨论，与会代表决定维持“故宫博物院”的机构建制，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故宫博物院的各项工作终于又驶入了正轨。

1930年，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建院的第五个年头。为表示对院庆的祝贺，故宫博物院特别开设了若干展览。这其中，承乾宫陈列清代瓷器、景仁宫陈列铜器，这两处展厅均为大规模专门陈列室；御茶房陈列乾隆御赏物品和陈设品、景和门北屋陈列象牙、景和门南屋陈列刀剑、珐琅与碑帖、隆福门北屋陈列古镜，这几处展厅均为普通陈列室。

在这一年的8月30日，神武门原先所悬挂的李煜瀛题木质“故宫博物院”匾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更显庄重、更显正式的石质“故宫博物院”匾（纪天斌：《故宫消防》），该匾依旧采自李煜瀛的颜体手书，并嵌在在神武门中门洞的正上方（图四、图五、图六）。这块新制的石匾上后来还增加了上下款。对比另一张四十年代的照片（图七），基本可以辨认其上款为“民国十九年双十节”，而下款则推测为“李煜瀛题”。

神武门嵌挂李煜瀛所题石匾的情况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石匾上的题款仍然存在。在一张拍摄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照片（图八）中，可以清楚看到匾上仍旧存有题款；而于1951年底前拆除的“新左门”仍然存在，太和殿与保和殿的东西墙则已有了五十年代初新开辟的随墙门，故基本可以认定此照摄于1950-1951年。

而据年代稍靠后的照片显示，神武门上的这块匾已经没有去掉了上下款（图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1971年神武门再次更换匾额为止。

图四 采自《故宫藏影》。《故宫院史留真》中此图注为“民国十九年五月二十日故宫于御花园举办游园会时之来宾”，但由匾上已有上下款可知，其时间应晚于五月二十日。笔者推测为当年10月10日五周年院庆或10月21日游园会时景。

图五 翻拍自《故宫院史留真》，引自“国立故宫博物院院史资料室”。原注：“悬挂李煜瀛手书‘故宫博物院’门匾之神武门门楼”。

图六 神武门，采自《建筑紫禁城》。

图七 抗战期间被劫掠走的大缸堆放在神武门前，采自《故宫沧桑》。

图八 景山上望紫禁城。此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可以看到太和殿、保和殿两侧已开辟随墙小门，而位于箭亭以南文渊阁以北的新左门仍旧存在，此图应摄于1950-1951年间。

图九 新中国成立后的神武门。其上仍旧嵌有石质李煜瀛手书匾，但已无上下款。

三、嵌郭沫若题“故宫博物院”石匾时期（1971.7.5至今）

五六十年代的故宫，发展可谓蒸蒸日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故宫也受到了影响。为了保护故宫及故宫文物免受冲击，1966年8月，中央批准了故宫博物院闭馆。当时整个院内除去奉先殿的“收租院”雕塑展外，其余各处全部停止开放。在国家的保护下，故宫宫殿以及文物终于没有受到直接破坏。

闭馆四年后，不少人关心故宫何时能够再开放。终于，在周总理的关心与批示下，故宫博物院定于1971年7月5日重新向参观者打开大门。这次开放，起用了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关于这块匾额的题写，还有一段故事。据已故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启宪先生回忆：“那天郭沫若来故宫，院长吴仲超等人都在，我也在场。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牌匾还用纸包着，上书‘血泪宫’。我们随口对郭老说：‘您给故宫博物院写个牌匾吧。’他说：‘行啊。’我们就随手拿来了几张纸和笔墨。记得那些纸的一面是打印过材料的，郭老就翻过有字的那面，在它的背面写起来。”（《郭沫若题写牌匾》，《紫禁城》2005.5）几个大字写好，下面就要上石刻制了。为了显示除旧布新，这次刻制直接将李煜瀛所书的石匾翻了个个儿，由石工在原石匾背面直接刻上了郭沫若所题“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王可：《故宫重新开放拉开了“文物外交”序幕——“文革”中北京故宫重新开放始末》），并将其嵌入神武门正中门洞上方。一切顺利，新匾就这样完成了。1971年7月5日，当参观的游客走向神武门广场时，他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李煜瀛所题写的匾额，一块新匾进入了参观者的视线中。半个世纪过去了，直至今日，这块由郭沫若所题的石匾依旧嵌在神武门门洞的正上方。

今天，无数的参观者在游览完毕故宫后，都会与神武门上的这块“故宫博物院”匾合影留念。毫无疑问，这块“故宫博物院”匾是故宫博物院的象征。九十五年来，神武门上的“故宫博物院”匾曾经历过三次变化，在这三次变化背后，是时局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亦是故宫博物院风雨兼程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