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总是在变好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2020年陷入巨大的断裂，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在这个时刻我们如何处理个体的情绪与时代困境？“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心理学词汇被大众滥用，人人都成了心理学专家，能熟稔地以抑郁症、焦虑症等词语等为情绪冠名，却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引发问题；突然被关注到的媒体现象总能引发新的讨论，如最近《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播出后，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有了许多探讨。那些在书本里的心理学在当代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将在遭逢现实时被不断地改写、重述。
对谈现场。（左：水木丁；右：柏邦尼）
最近，作家水木丁解读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著作《未发现的自我》，结合亲身经历与心理学知识，写作了《我想要不卑不亢地面对这世界》一书，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的影响，荣格发展出“集体无意识”的观点，认为集体无意识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却从不为人的意识所感知的部分。他将宗教与灵魂等问题引入分析心理学中，因而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水木丁结合当下年轻人在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难题，将荣格原著中艰深的概念融入生活实例，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个体。值该书出版，水木丁与编剧柏邦妮举办了线上对谈。
认识自我：不卑不亢才能“乘风破浪”
在个体与世界相处的过程中，如何分清楚哪些是自我真正想要的，而哪些是外界强加的标准？面对世界，个体该有的态度是怎样的？水木丁认为“不卑不亢”才能更好地与世界相处，“认识自我可以让自己宣布做人的尊严，这就是不卑。认识自己可以让自己有一个谦虚的态度，这就是不亢。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一定是不卑不亢的，他一定是既自尊又谦虚，而不是既傲慢又自卑”。
荣格曾提出“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的生活”。对此，水木丁认为，大部分人其实处于“又卑又亢”之中，分不清个体与集体的界限，被迫发表观点时，就会消解个体多元的声音。只有当个体认识到自我，拥有自由意志，才能进而谈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不会在不经意中被集体观念所裹挟。“只要你坚定的相信个体的生活才是唯一真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能找到内心中的锚，不被那个时代的洪流所左右”。
认识自我的前提是接纳自我。柏邦尼谈到，近些年来人们似乎越来越强调理性和情商的重要性，并常常把感性与女性相联系。“作为一个女生，一生下来，社会上很多声音说女性就是感性的。我们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印象里面在强化这个印象，会不自觉认为感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理性似乎是强壮的，是高尚的，是更高层思维能力的一种能力，因为理性需要去习得和训练。但感性像是天生的，是原始的，是比较低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拼命强调情绪管理。”
水木丁认为感性和本能等可以被理解为“天赋”的赐予，“真正的感性是上天带给你的礼物，仿佛有神向你的身上打了一束光”，并且我们不应该用男人和女人来划分归类感性或是理性，它是个体化的东西。
感性和情绪其实始终存在，只不过常常受到自我的主动压抑，而伪装为理性的东西展示出来。水木丁在书中谈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领导，他就是不喜欢你，可能是你长得像他的情敌，或者说你长得是像他小的时候霸凌过他的小学同学……但是他自己一点意识都没有，他觉得自己是个理性的人，所以他会挑你工作中的毛病，认为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好，那个事情做得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情绪问题或者说情绪上不接受你，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个体在面对自我时也存在“理性化”解释的倾向。水木丁谈到，小时候的情绪也许会影响她长大后会某些选择，比如不敢做风险很大的，类似投资这样的活动，但她会用理性去分析，罗列出各种理由去解释自己的“不敢”。“我如果没有认知到我自己情绪上留下的阴影的话，就会把这些东西理性化、合理化。”水木丁说。
水木丁认为，我们不应该“谈本能色变”，如果可以更加诚实地面对感性，不回避感性，感官会更通达而内心也会更强壮。“天才其实是一种格外正常的人，他把很多欲望和情绪都自恰了，他的感官是强壮的，内心是不压抑的，本能是通畅的，灵魂力量是通达的，所以他就是天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天分，只不过是后天的东西太多，前置的太多了，你的本能和这些东西没有输出，所以变成了一个活得憋憋屈屈的人。”
《我想要不卑不亢地面对这世界》
面对世界：做情绪化时代里温和的人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等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水木丁谈到疫情期间常听到周围人说起这个症状，她认为，每个人可以通过心理学的概念去解析自己，但她不赞成用这样概念要求他人。
疫情前期，当大家都在转发一些求救的信息，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信息时，有些人会说你会唤起我的心理焦虑，你不要再发了。“我不太赞同这样的方式。当时微博有一些‘大号’在传递这类概念，但他解释的也不对，然后好多人就用伪知识去说我现在有了这样的问题，你们都不要再传递这种信息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对心理学的滥用。”水木丁说。
对此，柏邦尼谈到互联网迭代时期的网上讨论中，似乎总有一个障碍物挡在人们之间，彼此看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就开始自说自话。这导致任何一个话题似乎都会引起分裂的观点。“表达愿望、表达能力都在降低，因为没法讨论。比如，你的话似乎只能这么说——三十而立（我没有说四十岁、五十岁的女人就不立了）。你除非得用这种很‘正确’的方式才能把这话讲完”。
水木丁认为在接纳自我、认识自我后就需要进一步“允许和接收他人”。“我也许允许把我自己的攻击性或者反击的东西给发泄出来，但是我不会去伤害没有攻击我的人。”水木丁说。
在谈到“幸存者内疚”以及“亡者羞愧”的话题时，水木丁说，这种情绪的存在实则是个体过度放大了自己的重要程度，“其实人怀着一颗谦虚的心态去看待道法自然这个东西，就会没有幸存者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道法自然的规律性的东西，不是一个个体能够解决的”。（注：“幸存者内疚”又称“幸存者综合征”，是指一个人认为从创伤事件中幸存的自己是有过错的，从而因为自己的幸存和困惑，甚至宁愿自己也遭遇不幸。）
水木丁
关于女性：不去成为谁的谁，而是你是谁
《乘风破浪的姐姐》播出后，再次引发了关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讨论。水木丁认为，女性之所以在寻找自我的路上显得艰难，是因为被一些东西所限制。“女性通常是在人际关系中间来定义的，因为你是谁的谁，所以你才是谁，如果那个人不存在了，你还有意义吗？你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女性一生都在致力于去成为谁的谁。”而这恰是与男性在建立自我身份时所面临的外在评判标准的不同之处。
柏邦尼认为，女性是被教育成了另外一种人。然而，自我的建立对于女性而言同样重要，维护人际关系不应该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并不一定要成为谁的妻子，谁的女儿，谁的母亲，我才有价值的，我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
然而自我和自由的光鲜之下同样也面临着责任的承担。水木丁认为，这是个一体两面的话题，逃避自我会让女性担负的东西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少，“自由其实是很沉重的，是很痛苦的，当你要自由的时候，很多东西你要为自己负责”，是否可以承担自己做决定的责任，这不是一句空话。
“如果女性确立了自我，从理论上讲，你是你的世界中唯一的圆心，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你变了，身边的人全部都可以变。重要的是，你要往哪方面变，怎么变，这就需要一定的魄力和智慧。”水木丁说。
面对这样的抉择，就需要回归自我。但水木丁谈到：“我们目前培养女性的方式其实没有把女性当作成年人培养，很多女孩一直处于青春期小孩子的状态，既表示要自己做主，又向外寻求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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