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传统的体系而言，“亚细亚”或“亚洲”一词源于遥远的欧洲知识体系对世界描述的图景。从词源上看，“亚细亚”一词源于古希腊语Ασ?α，原是指太阳升起的地方。当这一词汇进入拉丁语世界之后，被转写为Asia。最早使用“亚细亚”作为地理区划的人，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博物学家盖乌斯·普林尼·塞孔杜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他将“亚细亚”作为东方大陆（continent）的代名词，用于描述今天海琴海的东侧——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半岛一带，即今天我们所谓的小亚细亚（Asia Minor）地区。此后，“亚细亚”一词进入到欧洲英语、法语等其他民族语言之中，其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其后欧洲地理学描绘东方大陆的主要概念。
从其源流上看，“亚细亚”等五大洲之说最初是伴随着西方传教士所绘制的世界地图进入中国的，最早将世界地图带入中国知识界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传教士莫过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即清人陈庚焕（1757-1820）所云：“地球之有图，始明万历中西士利玛窦”（《惕园初稿文·地球考中》）。
普林尼
利玛窦的世界地理图景
1551年，利玛窦出生于今天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1577年，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来到远东传教，并在1582年来到中国。在传教中，利玛窦发现，要想让中国人信仰天主教，直接撼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和信仰是非常大的挑战，只有迂回地从中国士大夫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向他们介绍西洋知识的优越，最终才能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皈依于上帝的信仰。于是利玛窦一方面穿着儒家的服装、学习士大夫的礼仪，另一方面，着手将当时西洋的天文学、地理学等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即绘制了一系列诸如《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舆图，现今尚存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莫过于《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
大体而言，《坤舆万国全图》在绘制中有几个重要特征。其一，《坤舆万国全图》改变了传统欧洲知识家们绘制世界全图的一般性做法，即以欧洲为中心，将“亚细亚”放置在地图的边缘。但是在《坤舆万国全图》中，中国的位置被放置于太平洋的西岸，赤道的北方，大体位于全图的中部，整幅地图呈椭圆形，并清晰地标出经纬线，今天中国最习见的《世界地图》依旧延续了这一绘制方法。
这一改变源于利玛窦对中国传统世界格局认知的妥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
其二，与《坤舆万国全图》相系的，还有一系列对世界地图所做的汉文解释和说明，以介绍绘图的基本理论，以及世界各个地区的大致方位、区划（如五大洲）等等，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对于五大洲说的描述。《坤舆万国全图》有诸多版本，其题跋也或有不同，但是基本情况大抵如此。仅从其中一个影响较大的版本对五大洲的叙述来看，其辞曰：
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州，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蜡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坤舆万国全图》，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坤舆万国全图》明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北京刻本
由此，对于亚细亚地理范围的描述，开始进入到中国的知识界。从1584年到1610年，利玛窦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不断地被修缮、改制和刊刻，与之相系的汉文解说也被后世的传教士们予以更为充分地修订，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与世界地图相分离，成为单独的书写文本。比如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西方答问》，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坤舆图说》，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地球图说》等著作，或作三洲、或称四洲、或延续五洲之说，对“亚细亚”等地理词汇的译法也或有不同，如译作“亚西亚”、“亚悉亚”、“亚齐亚”等。但是不论怎样，源自欧洲的世界地理格局在汉语世界中开始流传。
中国中心论与西洋地理学的冲突
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秩序中，“天”、“地”都是最为重要的观念，它们与作为现实世界最高统治权力来源的“天命”等观念彼此贯通，成为历代王朝统治合法性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在这种认知之中，中国被设定为整个世界的中心，上天选择了道德品行都堪称完美的帝王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并赋予他们统治世间的权力。而诸如《禹贡》等一批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则为这一统治空间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理论支撑。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即“九州说”和“五服说”。
“九州说”将中国的统治区域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九个区域。这些区域的河流、物产以及缴纳的贡奉都被详细地记录在册。而“五服说”则将“天下”的空间描绘为一个从中心向四方拓展的同心圆，从内到外依次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层级。
“五服图”，《钦定书经图说》卷六
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根据自然状况进行的描述，同“九州说”之间也存在着许多无法明确析辨的困难。但是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地理学理论却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话语中存续了数千年，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提供了由中心向四方展开的统治秩序，建立了条理井然的空间感。按照这种叙述，中国帝王的统治权力也从中心向四方推衍开来，整个世界都被纳入到这一格局之中，这种态度被称为“中国中心论”。
当中国的研究家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天文学、地理学等知识的时候，这些新颖的理论无疑为他们进一步去探索世界的空间秩序，进而把握上天的旨意提供了更为细密的技术工具。因此，许多接触到这类西洋知识的中国研究家，多是以一种好奇的目光，审视着这些来自于不同知识体系的新观点、新方法，并对此惊异不已，兴趣盎然。比如明代地理家李之藻（1565-1630）在与利玛窦结识之前就醉心于地理学，并精熟于舆图的制作。当他与利玛窦成为合作伙伴，并从他那里了解到西方地理学知识后，他极为惊讶西学的精密与玄妙。在刊刻《坤舆万国全图》之时，李之藻附上了一篇序言称：
於乎！地之博厚也，而图之楮墨，顿使万里纳之眉睫，八荒了如弄丸。明昼夜长短之故，可以挈历算之纲；察夷隩析因之殊，因以识山河之孕，俯仰天地，不亦畅矣大观。（《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序》）
其他看到《坤舆万国全图》的知识精英们，对此也莫不称许。如杨景淳（生卒年未详）所云：
详其图说，盖上应极星，下穷地纪，仰观俯察，几乎至矣。即令大浇而在当或采摭之，其仿佛章步、羽翼禹经、开拓班志之搜罗者，功讵眇小乎哉！（《坤舆万国全图·杨景淳识》）
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并未将西方地理学作为一种强大的冲击或挑战，而是更为圆融地介绍并吸纳之，也并未对“亚细亚”以及世界的新图景产生过分的怀疑。知识精英们所希求的是从这套异域知识体系中学习更为有效的方法论，以补充传统地理学的缺欠和不足。
如果说这些域外知识只存在于学术讨论之中的话，几乎不会爆发什么冲突。因为中国知识家们关注西洋知识的目的即在于寻求真理，即便是那些奇异的描述或解析，也能聊备一说，并在质疑中予以某种接纳。如清代学者李钟伦（1663-1706）在训释《周礼》时，他对西方地理学知识虽然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依旧采撷了这些说法：
其名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末亚、亚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及四夷之地皆亚细亚国图也。其所记亲历各洲风土山川寥廓荒忽，虽不可尽信，然其实测道里晷景见诸施行者，颇为信而有征，其理盖不可诬。（李钟伦《周礼纂训》卷五）
不过问题在于，西方传教士积极推介天文学、地理学等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将天主教介绍到中国，并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就势必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在利玛窦死后不久，便出现了“南京教案”，引发了明末一次大规模中西文化冲突。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侍郎沈?（？-1624）率先上疏，要求禁绝天主教。沈?指出，天主教义与儒家主义的传统知话语不合，其所传播的西洋知识皆为蛊惑人心、妖言惑众之词，若不早除必将后患无穷：
臣闻邪不干正，而左道惑众者必诛；夷不乱华，而冒越关津者必禁。方其萌芽窥伺，则以礼教防之而有余；及其党与勾连，则将干戈取之而不足。（《参远夷疏》第三疏）
此后，礼科给事中余懋孳（1565-1617）、晏文辉（生卒年不详）等人也上书附和，甚至佛教僧侣、居士皆纷纷撰文对西学予以抨击，这些文章大多辑录在《明朝破邪集》之中。总体来看，这些文章的批判角度千差万别，但是不管怎样，对于中国中心论的捍卫构成了各种批判文章的主要依据。由于天主教遭到了彻底的否定，那么与其相系的一切西洋知识，包括“亚细亚”等五大洲的世界图景等都成为批判的对象。如福建建溪人魏濬（生卒年不详）在《利说荒唐惑世》中写到：
所著《舆地全图》及《洗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魏濬《利说荒唐惑世》）
在这些文章中，中国传统天文学、地理学知识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来自于西学范式中的术语、观念、方法或遭到质疑或彻底否定。而这样一种态度，从明末一直到清代中期一直存续下来，并产生了某种贯穿性的影响。如清代乾隆朝在四库全书地理类书籍的修纂中，很多西洋地学著作的真实性都被质疑，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被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则被认为：“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在这种环境之下，“亚细亚”作为西方地理学的一个概念，只能游离在中国正统的知识体系之外，没有任何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亚细亚”与反殖民主义
如果没有殖民主义向东方的拓张，诸如“亚细亚”之类的西洋地理术语，或许将永远徘徊在传统知识范域的边缘。不过到了19世纪，迫于军事和外交的压力，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未知的异域世界。在这样的氛围中，“亚细亚”一词因之而崛起。
当代的研究家们非常重视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等著作对世界图景的描绘。魏源（1794-1857）和徐继畲（1795-1873）都采用了史料编纂学的方法辑录域外史地资料，这种方法在当时被普遍使用，如果仅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的工作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是，与之前诸多同域外史地相关的著作相比，其正视西洋史料的价值并以此作为描述世界的主要依据，这一学术态度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由此，西方的地理学知识不再被视为奇谈怪论，而是将之作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来严肃地接纳。正如魏源所云：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魏源《海国图志序》）
《海国图志》所录《亚细亚州全图》（局部）
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当时的知识家们有意将传统的中国中心论与西方地理学融汇到一起。如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对“亚细亚”的描述：
亚细亚者，北尽北冰海，东尽大洋海，南尽印度海，西括诸回部，西南抵黑海，在四土中为最大。中国在其东南，卦兼震巽，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万方仰之如辰极。我朝幅员之广，旷古未有。（徐继畬《瀛寰志略·地球》）
如果删除行文中的溢美之词，并不会影响真实知识的描绘，但是这些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书写却有意将西方知识纳入到中国中心论的框架之中。其实，之前的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们已经采用过这种写作策略。只是由于当时对天主教的排斥，这些说法并未在中国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而“开眼看世界”的潮流，促成了这些三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来到中国的西方知识的再次复苏，诸如“地球”、“五大洲”、“亚细亚”等一系列词汇，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精英们描述世界构造最主要的术语。
在此基础上，有一种新的趋势也日渐凸显出来。在19世纪末，传统中国中心论被殖民主义的拓张所彻底瓦解。特别是甲午一战之后，被后来称为“救亡图存”的思想开始持续发酵，种族主义逐步同这些西方地理学知识相结合，进而形成了一种描述世界图景的新的书写范式。如康有为（1858-1927）在《大同书》中所云：
今全地之大，人类各自生发，种族无量，而以优胜劣败之理先后倾覆，以迄于今，存者则欧洲之白种，亚洲之黄种，非洲之黑种，太平洋、南洋各岛之棕色种焉。（康有为《大同书·去种界同人类》》）
在这种书写之中，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种，以竞争的态势分布在五大洲之中。在此，“亚细亚”或“亚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亚洲的人们拥有着同样颜色的皮肤、这里是黄种人共同的家园。当今之世，正是列强横行的时代，如果黄种人再不觉醒，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从这一认知出发，梁启超、陈天华、章太炎等人或纷纷撰文，或发表演说。如陈天华（1875-1905）在《猛回头》中云：
天下的人，自大处言之，约分五种：亚细亚洲的人，大半是黄色种；欧罗巴洲的人是白色种；阿非利加洲的人是黑色种；南洋群岛的人是棕色种；阿美利加洲的土人是红色种。五种人中，只有白色种最强，黄色种次之；其余的三种，都为白色种所压制，不久就要灭种。此就色面而分出五大种也。（陈天华《猛回头》）
陈天华
在中国的知识界，人们开始普遍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如“欧洲/亚洲”、“白种/黄种”、“压迫/被压迫”等。在知识精英们看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已经不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个体遭遇，而成为区域性的共同问题。这样，在“亚细亚”一词之下，许多知识家、政治家和宣传家，都希望通过“亚洲”一词将各国、各民族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殖民主义的入侵，这种态度在当时被称为“亚洲主义”。如李大钊（1889-1927）所言：
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孙中山（1866-1925）所言更为直接：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
在这种以“亚洲”为基本范围，将各国联合起来的思想的推动之下，1898年，上海的知识精英们创建了“上海亚细亚协会”，以期使中国与“同文同种”的日本联合，共同推动亚洲的解放，郑观应、郑孝胥、张謇、盛宣怀、唐才常等人都参与其中。而此时，正在崛起的日本也热衷于“亚洲”的构建，先后建立了兴亚会（1880）、东亚同文会（1898）等组织，许多中国热衷于亚洲主义的知识家、政治家，比如王韬、何如璋、黎庶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多与这些学会保持着密切关系，并期待着中国同日本共同肩负起解放整个亚洲的宏大事业。
此外，伴随着知识下移，“亚细亚”等相关的地理学术语不再是知识精英们所专属讨论的内容，它也开始在社会民众中逐渐普及。1904年，清政府仿照西方的学制，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建立起中国的近代教育，并在随后的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考试。在新的学制中，教育体系被划分为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分科大学等各个层级，同时政府还规定了各个学堂的学习内容，包括“中国经史文学及西洋各个科学”，其中地理学作为西洋科学的一部分，成为了学堂中的必修课。随后，负责教育的学部还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使教学更有计划性和系统性。其中对于中国所在的“亚细亚”地区的描述，成为了地理学中最为重要的章节。
如1909年学部图书局刊印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地理学知识中包含“五大洲”、“亚洲诸国大势”、“欧洲诸国大势”“非美澳三洲大势”等内容，其有关于世界地理情形的介绍，皆依照西方五大洲的地理学来描绘。书中又将五大洲同五色人种联系起来，强调如今五大洲之中“棕人、黑人、红人皆隶白人统治之下，生机日蹙，人口日耗，足与白人争雄者，惟黄人而已。”在介绍亚洲地理状貌的同时，其行文中还指出：
乃今观亚洲诸国，我国而外，惟日本、暹罗、波斯为自主之国，其他罕能独立者……古人有言：前车覆，后车戒。我国可不愤发自强，以维亚洲大势乎？
《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对五大洲人种的描述
由此，“亚洲”这一术语同“救亡图存”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学制教育成为中国民众们的共识，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可以说进入20世纪，“亚细亚”或“亚洲”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学名词，它成为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其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地缘自我认同和反抗殖民主义的色彩。
在20世纪中叶前后，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大潮中，虽然亚洲各民族的斗争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亚细亚”或“亚洲”等相关话语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其后，亚洲世界中的各个民族纷纷独立，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民族国家。而“地球”、“五大洲”、“亚细亚”等源于西方知识体系的地理术语也成为民众日常使用的词汇，一直沿用到今天。
参考书目：
Frank Diko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Verso,2006.
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筑摩書房，1993
海野一隆：『地図の文化史』，八坂書房，1996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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